隐藏在黄浦区160街坊里的一幢小红楼，因施行平移工程而成为新闻关注点。
“2020年12月18日上午，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综合改造项目B楼平移仪式在项目现场举行。随着推杆开启，B楼缓缓移动，开始了第一阶段平移之旅。”新闻报道说。
黄浦区160街坊即“江西中路-福州路-河南中路-汉口路”围合，内有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行政大楼（A楼）和原工部局卫生处小楼（B楼）两幢老建筑。“B楼”靠汉口路一侧，门牌为河南中路280号，4层砌体结构，建筑面积约2100平方米，体量不大，外墙清水红砖，俗称“小红楼”——这是一幢见证上海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立，见证上海市民卫生健康习惯养成的历史建筑，在上海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和地标意义。
1947年《老上海百业指南》上的小红楼位置
工部局行政大楼确定的街区围合设计方案，保留街区内小红楼，拆除河南路巡捕房和救火站
【“公共卫生”理念传入上海】
在中国，“卫生”一词自古便有，但主要指的是“养生”，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健康、清洁、防治疾病等含义相差甚远。1843年前的上海县城内建有“县医学”，由一名中医兼任“医学训科”，算不上专门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公共卫生，是伴随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而逐渐兴起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环境卫生学、流行病学、卫生防疫学为基础，为防止各种传染病袭击，构建符合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1843年后，不少外侨医师来沪办医。从时间上说，上海租界的公共卫生管理，在1854年工部局成立之后逐渐起步。工部局是一个具有政府职能的机构，负责公共租界的行政事务，包括公共卫生事务，下设多个执行具体任务的“股”“处”等工作部门。卫生处就是工部局的几大主要部门之一。
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是从抓环境卫生开始的。工部局警务委员会负责街道环境整洁，巡捕不仅要管社会治安，还要兼管道路清洁，以后拓展到路灯管理、码头和民宅的垃圾清运等。1861年9月，工部局设立了第一个专职卫生管理人员，英军退伍炮兵军士詹姆斯·卡莱尔担任公共租界卫生稽查员，对有把垃圾倾倒在宅前街道习惯的居民（主要是华人）进行处罚。1868年工部局任命了第一位肉类稽查员，对市场进行食品卫生检查，一旦发现病兽肉、死兽肉，立即报告巡捕房总巡，予以没收销毁以至处罚。以后稽查内容扩展到公共菜场、牛奶棚、食品饮料的卫生管理。这一时期的租界公共卫生事务，决策权在警备委员会，巡捕房执行落实。租界居民有相关诉求，就向巡捕房寻求处理。
1870年，工部局将公共卫生方面的年度经费预算提高到1.5万银两，并任命租界内开业医生、医学博士爱德华·亨德森（E．Henderson）兼职“工部局外科医生及医官”，年薪500元。亨德森兼职卫生官达27年之久（期间于1896年由泰勒·格兰特医生接任一年），1897年离任时，在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做出不小努力。但囿于人员设置简单、经费相对不足、分工不甚明确等困境，上海公共卫生管理尚处于雏形阶段。
1898年初，工部局正式设立专职部门“卫生处”。此前，工部局负责环境清洁和传染病预防职能的机构，先后有粪秽股、清洁部、医务股、公共卫生股等，但卫生官均为兼职，管理权限分属于警务、工务、医务等多个部门，缺乏统筹和系统性。而专门设置卫生处，是上海公共卫生史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上海独立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自此开端。此后，租界公共卫生管理全面铺开：一系列卫生制度与规范制订出台，公厕、垃圾箱等各项公共卫生设施大批建造，卫生防疫、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卫生统计等方面逐步实现常规化、制度化、体系化管理。而上海市民也在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技术和方式的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下，逐渐接受了现代公共卫生理念，养成个人健康卫生习惯，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这一切，都被卫生处小红楼所见证。
工部局卫生处为市民种痘
1898年3月，来自英国的公共卫生专家阿瑟·斯坦利（A Stanley）医师到任卫生处首任处长。斯坦利是英国皇家学院、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防疫研究所等组织的会员。与亨德森博士一样，他的医学知识，进一步推进了租界公共卫生的有效管理。
1918年初夏，西班牙大流感传染到上海，并于同年10月和次年3月再度侵袭，造成相当数量的市民感染。有人推测，流感可能是从四川路上的美国学校开始传播的。当时上海的各种英文报纸如《大陆报》《北华捷报》等纷纷发文，提醒市民做好个人防护。斯坦利处长撰文认为，佩戴口罩是最为简单有效的预防感染的办法。他督促市民外出务必戴上口罩，并避免前往人群聚集的地方。他还向市民们推荐了两种口罩：一种是较为轻便的“旧金山口罩”，四层纱布，6×3英寸大小，用带子系于耳朵上；另一种是在“东北鼠疫”中立下大功的中国医生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
斯坦利处长任期至1921年卸任。其在任期间，正是近代生物学和细菌学大发展时期，“病菌致病论”逐渐取代了“瘴气致病论”。公共卫生管理的关注点，从消除“秽物”、改善外在环境，变为寻找和对抗病菌。这一时期，上海租界除原有的公共卫生管理举措大多得以延续外，针对致病病菌的管理措施，更多出台并执行，现代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更趋完善。然而，处于卫生处长职位上的斯坦利医生，在实施公共卫生管理过程中，时常受制于法律权限的缺乏，经常面对公共管理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博弈、因华洋卫生观念不同而引发的华洋冲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租界的公共卫生服务，主要上是保护租界侨民的生命健康及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华人对西方医学技术尤其是防疫措施也抱有歧视和不信。
但毕竟也是在斯坦利处长在任的23年间，1900年和1904年分别开设了华人隔离医院和外侨隔离医院，对猩红热、白喉、鼠疫、霍乱等急性传染病患者进行隔离治疗，同时还建立了痨病施诊所、痨病疗养院，治疗肺结核病人。1904年，卫生处接管外侨公墓和火葬场，完整保存下1865年以来的外侨死亡登记册。1905年设置卫生稽查员11名，检查屠宰场、菜场、公墓及租界环境卫生状况。1912年，工部局卫生处设立16个卫生分处（后增至17个），由卫生稽查员负责，检查、监督辖区内卫生状况，宣传公共卫生知识。
1912年至1921年是上海疫情史上值得注意的时期。公共租界由于采取及时的防御措施，坚持长期检查，租界区内几乎未再发现有传染病的老鼠，消灭了淋巴腺鼠疫。上海扶轮社主席霍盖特（H.Hogete）1925年评价说：“在我看来，上海工部局卫生处是远东最好的卫生处之一，在中国自然是最好的。在过去的10年中，我去过中国18个省中的16个，也访问过远至孟买的亚洲每一个大的港口。当我回到上海的公共租界时，我经常有一种安慰、愉快的自豪的感觉。” 从总体上评价，斯坦利处长任期内推出的一系列创新创业举措，为发展上海租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部局卫生处组织开展市民卫生知识宣传活动
【究竟是谁建造了小红楼】
关于小红楼，目前还有两个待解之谜：一是谁设计的，二是何时建成的？据了解，项目公司也尚未掌握准确的史料记录，只笼统说是“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解此谜，我借助一些史料及志书，做了一次推理之旅。
首先，从老上海地图上寻找小红楼。小红楼俯视平面呈“凹”字形。在1866年《上海英租界图》上，该街坊内建筑多且密，但同一位置呈现的，并非“凹”字形建筑。此后出版的地图，该街坊只标明“工部局”“巡捕房”字样，未画出建筑平面轮廓。包括1898年《新绘上海城厢租界全图》，标注为“英巡捕房”和“申报馆”，并无“卫生处”。直到1910年《上海市街图》，才在同一位置出现“凹”字形建筑平面图。据此，首先将卫生处小红楼的建造时间，框定在1898年之后至1910年内。
其次，从小红楼的建筑风格上推断。小红楼清水红砖墙、红瓦顶，连续券窗，二三四层朝南主立面有外廊，具有显著的英国安妮女王时期复兴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的建筑，在外滩地区留存较多，特举5例：圆明园路97号安培洋行、滇池路100号仁记洋行和110号业广地产、汉口路50号大清银行、四川中路126弄沪宁铁路局……仔细研究上述5例建筑，发现两个共同点：一是均建成于1908年，二是均由通和洋行设计。
工部局卫生处办公楼与通和洋行设计的上述5幢办公楼，建筑风格如此一致，是当时的流行风尚？还是存在某种隐秘关系呢？进一步研究后，我发现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人脉连线。
英商通和洋行，由建筑师布兰纳·阿特金森（Brenan Atkinson）独资创办。阿特金森从18岁起就在上海最早成立的建筑师事务所有恒洋行就职。在1884年至1894年的10年中，与有恒洋行主持人金斯密尔合作设计了张园安恺第大楼，1894年辞职独自创办了通和洋行。
1898年，也就是工部局卫生处成立的那一年，工部局工务处建筑师达拉斯（Arther Dallas）被阿特金森拉入伙。达拉斯1860年出生，15岁即在工部局测量员办公室工作。1889年，测量员克拉克辞职回英国养病。董事会内部对接替人选有三种意见：一是从本部门内提升，达拉斯已在此工作了14年，是合适人选；二是发招聘广告，从中国、日本和英殖民地的申请者中挑选；三是面向全球招聘。董事会讨论后认为：“对工部局最实用的人应来自英国。他因非常精通作为一名工部局测量员所需要的工程、测量等部门的业务。至于可能缺乏有关中国人的知识以及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等方面的缺点，只要是具有一般聪明才智的人，将是很快就可以克服的。”最终，来自英国的梅恩获得测量员职位。为安抚达拉斯，董事会对梅恩到任前的办公室工作作出如下安排：达拉斯以代理测量员的身份履职，每月薪酬为自己的一半加克拉克的一半；梅恩到任后，达拉斯的年薪增加为2000银两，然后每年增加100两，到2200银两封顶。
达拉斯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抚，而是跳槽加入了通和洋行，与阿特金森组成新的通和洋行，使通和洋行业务迅速扩大。陈从周、章明主编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介绍，通和洋行“是当时上海影响最大的建筑设计机构，几乎包揽了早期英法租界当局和清政府的大部分公共建筑的设计。……设计工程，基本上沿袭西方古典建筑的细部，用了烦琐的装饰，逾到后期逾趋向于豪华。”达拉斯是上海工程师与建筑师学会会员、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担任过中国建筑师学会副理事长。而阿特金森于1907年41岁英年早逝，未能见到上述安妮公主时期风格的办公建筑落成。因此，工部局卫生处办公楼的设计及建造，不能排除达拉斯的人脉因素和通和洋行的影子。
然后，从小红楼使用的清水红砖推断。据《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志》载：“1843年后，上海黄浦江滨和附近地区开始建造大厦，修筑马路，中国传统的青色土砖小瓦已不适应这些近代建筑的需要，各砖瓦企业相继仿制西式机制的红砖和连环式平瓦。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上海先后开设浦东机制砖瓦厂和瑞和砖瓦厂，建下抽式方形和圆形窑，用机器制造红砖、红瓦和耐火砖等产品，供现代建筑之需。”《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中直截了当指出：“1900年以后出现了全部用机红砖砌筑的建筑”。据此推断，小红楼建造时间进入1900年代。
第四，从工部局行政大楼建造历程中判断。早在1875年，工部局就已购置了160街坊的一部分土地，“建造了救火站、巡捕房等”，未知是否同时建造了小红楼。至20世纪初期，工部局的管理职能不断扩大，但办公地点较为分散，部门间交流与配合不甚方便，并且办公场所破败、设施陈旧，影响着掌管“模范租界”的工部局形象。1904年，工部局首次提出扩大办公场所规模的建议，并计划将该街坊的土地全部买下，以建造集中办公的新大楼。1910年，工部局董事会对新大楼的设计提出要求：满足中央巡捕房、中央救火站、卫生处、万国商团司令部和训练厅使用，“保留现有3幢永久性建筑物”。在1912年12月完成的四份入围设计平面图上，“现有3幢永久性建筑物”用英文名称标注为巡捕房、救火站、卫生处及其建筑平面图形。在这些设计图上，新大楼的卫生处办公室及职员宿舍位于汉口路西端，在二层建一天桥与小红楼连通。
综上所述，基于上述现有资料的研究与推断，小红楼以英国安妮女王时期的建筑风格，叠合着建筑师达拉斯的设计影子；机制红砖作为建筑材料，建筑年份区间在1900年至1910年。当然，这两个推断是否成立，还有待于直接的史料予以确证，在此抛砖引玉。
2018年4月时的160街坊（照片来源《从工部局大楼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一书）
【阅读外滩建筑打卡小红楼】
1922年下半年，工部局行政大楼竣工。卫生处也从小红楼搬入对面的新办公楼，内设行政、化验、医院、卫生四股。据1931年《上海小蓝本》公布的工部局大楼内机构的信息，“卫生处：汉口路16号，电话：13051”。
工部局各处科陆续迁入新大楼，庭院内的3幢保留建筑仍在继续使用。不过，《申报》1922年11月17日报道工部局新大楼开幕时说：“就以租界发达之情形论，河南路工部局旧屋不久当有改建之必要云云。”这似乎在提醒大家，根据当初的设计方案，巡捕房、救火站需要为河南路拓宽让路。1935年中央捕房（今福州路185号公安局大楼）建成后，位于福州路、河南路转角的老巡捕房已经拆除。考虑到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引发的世界局势动荡，工部局已无力再兴土木，原设计中的围合建筑终未实现，160街坊亦未能完成街区的围合。
幸运的是，卫生处小红楼改用做职员宿舍而得以保留下来。原救火站建筑拆除后，一些已婚消防员将家安置进小红楼，成为消防队宿舍。（在此备注：工部局消防队于1920年从义务服务的志愿性质全部改为雇佣性质，人员全部实行职业化、薪酬制。）
2014年，160街坊项目启动时，小红楼的居住环境充满了市井烟火气息，随后进入人员动迁、房屋整修阶段。虽然小红楼尚未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但项目实施单位外滩老建筑公司在考证其历史底蕴后，决定将其作为历史保留建筑进行原址保护修缮，再现风貌、重塑功能。此次实施平移，是为原址的地下空间工程施工让出位置，原址地下工程完成后再移至原位。12月18日开始的平移，整体向东平移32米，12月26日已顺利平移到临时停靠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停留期间小红楼还将整体顶升0.421米，把因周边地面变动而掩盖的精美石材底座展露出来，更好恢复原有风貌。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消失，格外注重公共卫生习惯成为人们生活常态的特殊时期，小红楼平移工程为我们进一步挖掘上海公共卫生历史价值、明晰建筑与城市历史的关联环节，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也让“阅读外滩建筑”文旅项目有了一个新的打卡点。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来源：作者：潘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