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張鋭
李曦子 攝
隨着時間的腳步走進2022年，不少國家，尤其是主要經濟體不約而同地在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領域擺出了要大幹一場的架勢，並且不同於以前基建投資呈現出單一國家各自為戰的碎片化現象，新一輪基建投資極有可能突破範圍邊界在全球採取大兵團協同會戰的方式，相關成就也會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
拜登上任第一年拋出了一個總額高達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但由於國會山兩黨之間的互相纏鬥致使該方案過去一年中一直處於務虛階段，真正落地卻推到了2022年。
從翻新或建設道路、橋樑、鐵路、港口與公路，到更換升級管道和加固國家電網，再到擴充高速互聯網與強化動車和清潔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法案”幾乎進行了系統性與網狀型覆蓋。當然，其中砸錢最多的是高速公路、道路和橋樑，耗資佔到了總支出的1/10。
不考慮通脹因素，“基礎設施建設法案”動用了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資金陣容，支出總額不僅遠超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艾森豪威爾的州際公路計劃，也超過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執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
在國內鋪展基建宏偉藍圖的同時，拜登對外還積極組局，挑頭髮起了一個名為“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全球基建計劃，聯合團隊由號稱“富人俱樂部”的G7成員國組成，目標是募資3萬億美元在世界各地優選與投資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聯想到先前美國聯合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推出的“藍點網絡”基礎設施計劃以及“美日數字基礎設施倡議”和“歐亞互聯互通戰略”等行動話題，拜登這一次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似乎要搞出化零為整與兵團作戰的大動作。
沒有等到美國拿出“重建更美好世界”的詳細投資清單，歐盟已經提前開始佈局，在名為“全球門户”計劃的版圖中，歐盟承諾計劃募集3000億歐元在全球進行針對數字化、健康、能源、氣候等領域的基建投資，而且歐盟委員會以壓倒性的投票結果通過了這一對外基建投資計劃。
與此同時，“脱歐”後的英國更要在世界面前彰顯自己的存在，其主導的30億英鎊的“清潔綠色倡議”選擇了幫助發展中國家推行綠色技術的特殊路徑，計劃以更環保的方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歷來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穩打穩紮且極富優先思維的中國同樣釋放出2022年要適度超前展開基建投資的清晰信號，在進一步改善高速鐵路、高等級公路、城市管網以及橋樑與港口等傳統基礎設施的同時，新一輪基建投資中國一方面會朝着補短板領域傾斜，比如城鄉醫療衞生、公立教育、養老服務設施等都將成為投資發力的重點部位，另一方面，基建主攻方向將向着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綠色環保等軌道集結，而且所謂的“適度超前”並不只是投資計劃的提前啓動，更隱含着提高基建的技術標準，比如自動化、智能化水平等。
幾大經濟強體在基建賽道上整裝待發，尤其是聯想到中國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上持續深耕了8年多這一基本事實，國際輿論紛紛發出了美歐等聯合展開的全球基建計劃就是衝着要與中國進行競爭的聲音，雖然美歐方面也或隱或現地表達出了類似的訴求，但即便出現了這樣的結果也並非完全是壞事。
按照20國集團發佈的《全球基礎設施展望》報告，到2040年全球基礎設施存在15萬億美元的投資缺口，尤其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自我基建投資能力乏善可陳，同時新冠疫情也讓全球基礎設施的短缺矛盾更加暴露無遺。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是從靜態還是動態看，包括中國、美國等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其實都不具備滿足全球基建投資需求的財務能力，但人多力量大，中國已在“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領域邁出了建設性步伐，如果有更多國家，尤其是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發達國家加入進來，大家在落後國家的基建部位羣策羣力，往高雅説是國際人道主義形象的盡顯，往通俗講也算是一件利在千秋的功德圓滿之事。
必須強調的是，如同商品與服務市場一樣，全球投資市場從來不是任何一個或幾個國家的天下，尤其是像基礎設施建設這樣的重資產領域，不僅所涉資金規模十分龐大，所涉及的上游原材料以及下游的維修管理服務等產業鏈也格外冗長，作為投資主體，各國以及不同國家的企業之間完全存在着資源與技術層面合作與互補的必要，而即便是各方可能存在局部競爭，但由於可以通過差異化求得最大程度的共贏，同時競爭的存在也會對參與方形成壓力，倒逼各自提高原材料與產品供應以及工程建設的質量。
更全面地觀察，主要經濟體不約而同地選擇在基建領域屯兵佈陣，也並不完全是出於競爭的目的。由於原有的寬鬆貨幣政策進入2022年整體收斂已成定局，但經濟復甦仍需持續性“空中加油”，而擴張性財政政策無疑成為了寬鬆貨幣政策效能邊際遞減狀態下最好的替代工具。
對此需要重點強調的是，不同於貨幣政策的寬鬆可能導致“流動性陷阱”或者通貨膨脹，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果運用好了PPP、BOT等投資方式，還能在有效規避“擠出效應”的基礎上形成“乘數效應”。不僅如此，寬鬆貨幣政策下的流動性氾濫既可能產生資產泡沫，同時因採取的是如打激素般的外部“輸血”方式，更易形成經濟肌體的虛胖，但擴張性財政政策一般是長週期的資金佈局與接續流入，最終營造出的是內生性增長動力，對應的經濟肌體往往會更健康，發展動能也可更持久。
從理論上看，作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直接落地重要標誌或者説主要手段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能夠形成對鋼鐵、水泥、機械設備以及配套管理服務等上下游產業鏈產品的直接拉力，構造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還能創造出醫療、教育、休閒娛樂以及養老設施等公共產品，帶動與培植出更豐富的消費。而至關重要的是，5G、物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還能牽引產業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的水平與質量。
具體而言，按照凱恩斯的貨幣乘數理論，政府每支出1美元可產生1.5美元以上的GDP。因此，以3萬億美元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基建計劃為例，若投資額度平均分解到未來10年中，年均投資規模為3000美元，相應的每年便可創造出4500億美元的全球GDP。
基於基礎設施建設顯著的溢出效應，當一國經濟處於下行週期或者爬坡階段時，決策者都會選擇大規模基建的方式，如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啓動了推行基礎建設“以工代賑”的羅斯福新政；“二戰”後美國經濟提振與前行步履維艱，艾森豪威爾開啓了高速公路建設的州際公路計劃；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為穩定經濟增長，中國政府拋出了總額為4萬億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作為抵禦新冠肺炎覆壓經濟的有力舉措，柬埔寨過去兩年多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資金近萬億美元。從實際效果看，許多重要關口的基建投資不是起到了扭轉經濟頹勢之效，就是發揮了維繫經濟增速之功，抑或是結成了改善社會福利與增加民眾就業之果。
動態觀察，並未消褪的新冠肺炎依然可能會給全球經濟帶來很多變數，各國經濟的復甦基礎也並不十分結實與穩固。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無論是美歐等發達經濟體，還是以中國、俄羅斯等為主要陣營的新興市場國家，2022年還將繼續實現正增長，但增長幅度要顯著小於2021年，而且也沒有恢復到疫前的正常增長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當然需要尋找可以維繫與鞏固經濟增長的全新與迭代動能，加碼基礎設施投資於是成為了寄託未來希望的核心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