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怪獸——福島見聞錄
前幾天，看到NHK的節目打出“政府決定將核廢水排入海洋”的字幕，我不由地想起了2015年6月到訪福島第一核電站的見聞。
我是從韓國首爾“世界科學記者”大會現場直飛東京的，當時日本政府定下的災後集中復興期已經結束，可能是為了展示階段性成果，更有可能是急於證明核電的安全，希望通過國際傳媒向鄰國“傳話對錶”，包括我在內的十餘名國際傳媒代表，在一個濛濛細雨的清晨搭乘巴士向福島出發了。
東京電力公司的工作人員全程陪同，我們的第一站就是“奧運聖火”傳遞起點“J Village”， 這裏原本是一個足球訓練基地，來不及撤下運動標語，就被改造成東京電力公司核災應對中心。牆上唯一增加的彩色裝飾，是附近小學生圖文並茂寫給核電站工人的信：“謝謝你們救了我們的命”、“你們是英雄”、“希望你們和家人早日團聚”，統一的落款時間是2011年3月18日。
每個想從“J Village”繼續前進到核電站的人，都必須接受兩次輻射測量，為的是確認進場前後體內輻射增量沒有超標。小森明生和他的同事們已經對這種檢查習以為常，如果沒有核災，小森明生會在副總經理崗位上退休，諷刺的是，因為核泄漏，他反而得到核電站穩定中心總經理職務。
坐在巨大的白色機器前，檢查只用了一分鐘就完成了，為了防止核污染而造成財物損失，只攜帶一支筆和一本筆記本，我和小森明生就乘專車一路往北，目的地是20公里外的核電站。
可以不戴手錶，但在核災禁區絕少不了隨身攜帶輻射測量儀。“這是一項永遠不會結束的工作，”車窗外是大片農田中散落的綠色塑料薄膜，小森明生輕聲嘟囔，薄膜裏是準備用人工方法除污的土壤。車速不快，我們都下意識地盯着輻射測量儀，過了禁區外唯一的還營業的24小時便利商店，測量儀上的數字開始變化。
這裏是富岡町，每小時0.6微西弗，車又開了五分鐘，數字變成1.1，超過了國際輻射委員會定下的普通人年均1毫西弗的輻射標準。到了接近核電站的大熊町，一開始是每小時2.7微西弗，隨後數字跳到6.0。見到我有點慌張，小森明生倒是很鎮定，“這附近測量過的最大數值是8.5。”
幾乎是屏着氣，我們沿着規定路線走到核電站內的防震樓，這棟灰白色的建築既是現場指揮中心，也是穿脱防輻射服的地方。全身裏外三層，腳下是厚重的鉛鞋，手上戴兩副手套還要仔細拿膠帶密封。為了降温，馬甲裏裝的是冰袋，還隨身攜帶一台微型輻射測量儀，能夠像計步器一樣累計當日輻射量。在廠區內上下車，就連穿脱鞋套都有嚴格規定，下車時有專人負責摘取，千萬不能自己動手。
在核電站堆芯熔燬的1號、2號和3號機組中，前兩個機組情況最為複雜，內部温度最高。3號機組由於爆炸坍塌，安全殼內的垃圾很多，可謂各自面臨不同的困難。除了用大量海水進行冷卻取得了進展外，其他一無所獲。
一邊陪我走向2號機組，小森明生一邊説，眼下如何取出熔燬核燃料成為處理廢堆面臨的最大難關。“1號有392根，2號有615根，3號有566根，1號和3號內温大約20度左右，2號則最高大約25度。”一度想用機器人來探測內部情況也紛紛宣告失敗，在小森明生的眼中，要説唯一樂觀的跡象當屬污水處理，“以前每天要處理400噸，現在只有300噸。”
本文作者當年在福島第一核電站。
或許是靠近海的緣故，核電站上空空氣永遠是霧濛濛的。路邊的一切物品幾乎都被打上了“污染”的標籤，在有7000人工作的禁區，按照距離機組遠近劃分，每個人工作的時間長度也不一樣。在輻射量較高的2號機組附近，一個工人的極限工作時間是10分鐘，也就是600秒後就得離開。
正準備記錄更多機組受損的細節時，讓我後退的聲音一遍遍傳來，“這裏輻射量是276微西弗每小時，得趕緊離開。”
經過身體除污和隨身攜帶物品輻射量檢測，我又回到“J Village”，核災禁區之行宣告結束。一路下來，拿到三個數據，整個活動輻射量是0.3微西弗，相當於去牙科診所拍了三次牙齒X光片，而全身輻射測量儀的前後數據分別是418和518，上升亦不明顯。
我望着周邊的山還是蒼翠青山，水還是潺潺清水，一時間不知道説什麼好，脱下了沉重的輻射防護服，只覺得暢快呼吸真好。
十年潛心鑽研風濕病的越知沙惠博士，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10天，收到了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因為家鄉史無前例的大地震，她把專業換成了公共健康方向。
2013年，帶着在世界衞生組織實習經驗和帝國理工文憑，她重回福島相馬中央醫院，她説她畢生醫學工作想要得到答案的問題是：福島核災到底如何影響人們的健康。
東日本大地震和海嘯造成逾萬人死亡，數千人失蹤，這已經是永恆的痛。越知沙惠説，還有一些被忽略的死亡，“政府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核災發生後，核電站方圓20公里劃為禁區，再往外10公里是緊急疏散區，人們被建議留在屋內，不要外出。可是死神就埋伏在10公里中，“這是看似合理的建議，但是當時50公里範圍內沒有食物供應，政府也沒有考慮到生病和獨居的老人，許多老人死於脱水和飢餓，罪魁禍首並不是核災。”她不願意向我透露那個災後調查一個月，看到真相同行的名字。
她所在的醫院積累的病例，更真實地講述上了年歲卻無家可歸的核災難民，現在是如何一點一點耗盡生命的。“住在臨時居所的老年人罹患肥胖、高血壓和糖尿病的幾率更大，握力和腿力也很差。”儘管在地食材輻射量已經正常，但住在臨時住所的老年人不出門，不吃魚，更不吃容易附着核輻射顆粒的蘑菇。
至於之前日本政府遲遲不願意正視的問題，即福島核災是否會增加居民罹患癌症風險，越知沙惠説，五年過去了，可以看到放射性物質銫檢出率明顯下降，但就沒有直接致癌的證據，“2011年9月和10月是中小學生的高中生以上居民的檢出極值，現在幾乎檢測不到了。放射性元素銫137在70至79歲的男性體內檢測出最多，”説罷，她補充一句，或許還有一個原因是政府不願觸碰的，“如果承認核泄漏能夠致癌，今後鉅額醫療開支和賠償都是驚人的。”
越知沙惠説，許多被招募從事清除輻射土壤工作的季節工都是流浪漢，他們不具備輻射知識，生活條件又差，再加上沒有醫療保險並經常在山區灌木中工作，未來成為醫療機構負擔的可能性極大。
臨別之際，她隨手翻閲自己家鄉的相冊，上面的照片就好像這裏沒有遭受過災難一樣，黑色駿馬在櫻花樹下吃草，越知沙惠和友人舉杯歡笑，兩朵紫色的荊棘花在田間開放。她拜託我把這樣一個信息分享給全世界，“外圍輻射量恢復了正常，但公共健康的恐慌仍在。任何重建家園的計劃不僅僅是建一幢樓那麼簡單，重點是重塑社區居民的健康信心。”
三春町在福島第一核電站以西45公里，每逢櫻花時節，巨大的三春瀧櫻總會吸引不少遊客。核災發生時，從禁區避難的車輛在這裏大塞車，這一幕還印在副町長茂深谷腦海中。
我離開福島核電站時天色已晚，所幸能夠夜泊在三春裏田園生活館。在那裏，遇到了茂深谷還有日本東北大學的物理系副教授小池健，後者如今主持着一項民間輻射測量計劃。
在日式風呂“裏湯”洗盡疲憊，茂深谷打開了話匣子，“我1980年開始就在這工作，地震發生五年前當上了副町長。”和一般人想象中發生地震後的秩序感不一樣，茂深谷説那時候和仙台的通迅並不通暢，“聽説發生了核泄漏，我堅持要仙台給我們發碘化鉀片，一開始數量不夠，只能讓老年人先服用，後來40歲以下的人也都服用了。”
小池健接上話茬，“這種應急藥主要針對放射性碘輻射而引起的甲狀腺癌。”三春町是唯一一個給兩萬居民發放服用碘化鉀片的地方。
不過，就算及時服用了碘化鉀片也不意味着安全。福島最新的篩查結果顯示，在青少年人羣中已經發現116人罹患或疑似罹患癌症。而正在進行的第二輪檢查中，也發現了51人罹患或疑似罹患癌症。
説起2011年6月20日正式啓動的民間輻射測量計劃，小池健和我説，有一名叫佐久間寬的老科學家，早在地震發生四天後就記錄下空氣中飆升的輻射量，他們的數據顯示，在2011年3月15日2號和4號機組接連爆炸後，空氣中的輻射量達到極值，“幸好那幾天風向是朝向太平洋，否則就會釀成更大的慘劇。”
仙台遲遲不給輻射數據，茂深谷做出全城發放碘化鉀片的決定也靠的是民間數據。那是2011年3月11日下午一點，“眼看着輻射量越來越高，做出決定後，輻射量在接近2點30分時達到極值。”
東京不想公佈的數據，反而被茂深谷他們所掌握：按照年計算，在考慮到自然本底輻射範圍內，十年後最多的人可能積累輻射超過20微西弗，平均值也在10微西弗左右。然而數據其實並沒有想象中的可怕，處於國際輻射委員會公佈的日本人年均輻射量合理範圍內。
萬籟俱靜，茂深谷和小池健都不太説話了，偶爾説出的一句是他們不恨核電，如果當年沒有核電站，福島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村。他們説，福島核災徹底改變了日本的能源結構，重啓核電也是情理之中，“要不然，東京奧運會都可能辦不成了。”
日本有一部描述山神和海神的《古事記》，裏面説海洋是日本人永恆的母親，那裏是神明之所。我在結束福島之行時，曾有兩個預言，一是核能全球重啓，二是貯藏核廢水的儲水罐已快擺不下了，核廢水不得不排入海洋。前者很快應驗，後者如今也成了熱點話題。
核廢水入海固然部分是一個科學問題，但作為一個深入核災現場的人，我十分不認同菅義偉首相口口聲聲表現出來的那種確信和堅定。要知道，自然無垠，人類雖然從自然界發現了核，但許多海洋的奧秘仍不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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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主編：楊立羣 文字編輯：楊立羣 題圖來源：作者提供 圖片編輯：雍凱
來源：作者：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