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事特辦、急事急辦，由於其效率優先、方式靈活，向來是基層治理的重要手段。當前，基層治理強調規範化、制度化、法治化，特事特辦作為一種非正式治理方式，容易與之產生衝突。既要特事特辦，又要依法依規，不少基層幹部時常因此陷入兩難窘境。
不發紅頭文件，還要馬上執行
半月談記者發現，時下一些部門特事特辦常以“白頭文件”、內部通知、微信指令等形式下達，缺少正式文件，還要馬上執行。
東部某省一名街道幹部告訴半月談記者，不久前他所在的縣區發生疫情，按上級要求，他們封鎖了連接另一個縣區的通行橋，給羣眾日常生活帶來不便。多地鄉鎮幹部表示，一些疫情防控措施沒有正式文件，有時縣裏領導就通過微信羣通知一聲。雖然正式文件沒到，但領導指示已經下來了，基層幹部“硬着頭皮也要幹”。
政策文件是一套，實際操作是另一套。不少羣眾對此不理解，通過市長熱線等平台進行投訴。一旦出了問題，基層幹部找不到政策依據，容易成為追責對象。
基層工作趨於多中心化，臨時性任務增多，特事特辦不斷被濫用、泛化。同時，隨着依法治理和追責問責的強化，其侷限性也愈發凸顯。面對依法依規與特事特辦的雙重要求，基層幹部存在不少困惑和苦惱。
南方某街道承接了一個重點項目，需要徵遷數百座墳墓，按規定要公示7天至10天，公示結束後要和羣眾協商遷墳事項。其間，如果羣眾有意見，還可提出行政複議等，一整套流程走下來可能需要半年以上。該街道一名幹部表示，重大項目作為地方特別事項，經常需要特事特辦，通常會規定好開工時間、建成時間，要求半個月內完成徵遷，這種情況讓基層非常為難。
想要兩全，卻陷入兩難。一些基層幹部直言，如果特事特辦，自己要承擔責任和風險，如果完全依法依規走流程，上級的任務完不成，考核成績單會很難看。
半月談記者瞭解到，中部某市一家國企為加快推進重點工程建設，在手續不全的情況下特事特辦，並且得到市領導的許可。但項目完工後，屬地管理部門又嚴肅查處了這種“未批先建”的做法，最終繳納600萬元罰款才算了事。
“違規建設的情況確實存在，但總不能把責任推給上級。別説連個會議紀要都沒有，就算有也只能幫領導擔下來。”這位企業負責人説，這事有苦説不出來，只有自己心裏知道。
特事特辦，怎成“私事特辦”
為羣眾辦實事，為重大項目人才引進簡化手續，對突發事件進行應急處置……基層工作中，確實有些事項需要特事特辦。
中部某省能源系統一名幹部説，煤礦產能核定後增加，涉及多個部門多道手續，在全程綠色通道的情況下，沒有1年時間很難辦下來。但電廠用煤不等人，只有加強部門間溝通協作，特事特辦，允許一邊釋放產能，一邊加快手續辦理，才能有效保障供應。
基層反映，依法依規、特事特辦結合得好，可以實現原則性、靈活性的統一。但現實中，一些本身不符合規範的特事特辦也存在操作空間，導致有的人打着特事特辦的旗號“私事特辦”，有的人為迎合領導意圖“違心特辦”。
北方某縣教育局局長告訴半月談記者，基層曾流行“擺平就是水平”，明知不合規，也不得不想辦法“搞定”。“現在每到秋季開學前夕，我就關機‘玩消失’。”這名教育局局長説，“託關係的人實在太多了，按政策來説都不符合條件，我根本應付不過來。”
在工程建設、資金項目的安排上，這種現象也較為明顯。東部一名基層幹部説，有的領導看重某個項目，但在班子會上沒有通過。會後，領導找具體負責人員要求修改會議紀要。迫於壓力，辦事人員通常都會修改紀要，最終以集體決策的名義通過。“50萬元以下的非招投標項目，可操作空間更大。”
重新檢視特事特辦的治理機制
特事特辦，最初是改革開放初期支持特區建設的一項特殊政策，後來演變成一種突破慣例、提高效率的特殊方法，並逐漸延伸、固定下來，通常以領導批示指示、集體會議決定等方式推進。可以説，特事特辦這一治理工具，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特殊的貢獻作用，但同時也出現官僚主義、腐敗現象等問題。
什麼事是“特事”？誰來確定“特事”？為什麼要“特辦”？如何“特辦”？隨着治理體系漸趨完善，社會期待相關問題有更為清晰的答案。基層幹部和專家建議，重新檢視當前的特事特辦機制，在依法依規的前提下，促使其不斷制度化、規範化、透明化。
探索設立提前報備機制。對於上級組織和領導要求特事特辦的事項，允許基層幹部向紀委或組織部提前報備，巡察或審計時如果發現該事項違規，綜合考慮研判，根據具體情況對基層幹部免於或減輕處罰。
將特殊治理事項納入法治體系。通過容缺受理、信用承諾、流程再造等方式，將一些原本需要特事特辦的事項，納入法治體系，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發揮信用激勵和懲戒作用，確保按照法律法規要求必須履行的程序，不因特辦而被免除或簡化，切實維護法律尊嚴。
進一步壓縮特事特辦帶來的權力尋租空間。針對特事特辦被濫用的現象，一方面要營造好的政治風氣，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人員素質，通過數字化、信息公開等手段加以約束，通過制度設計來糾正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