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目標之一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我國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黨和國家凝聚民心，提出共同富裕這一奮鬥目標，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中國方略，有望成為全球新公共文化產品。
一、從烏托邦到現代公共政策
在人類社會的童年時期，也即狩獵社會及部落時代，共同富裕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在這一時期，人類財產分配可能是平均的，但物質財富由於沒有剩餘也就沒有積累，因此完全談不上富裕，它更類似一種偶然隨機狀態分佈下的均貧社會。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物質的剩餘與積累及完全不對等的分配關係必然導致兩級分化社會的產生，古代文明的誕生及大帝國的建築奇蹟在彰顯巨大社會財富的同時，也顯示人類從此告別狩獵式均貧社會而進入等級社會。此時，共同富裕只是一種烏托邦的社會理想。在壁壘森嚴的等級社會中，財富集中、土地集中、資源集中使得下層社會在王朝晚期往往不得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通過農民起義的顛覆形式來扭轉金字塔等級社會的固態分層，“均貧富”成為響徹千年歷史的主旋律。然而，等級社會王朝的興衰律顯示，一個金字塔等級被傾覆了，另一個金字塔體系又隨之建立，共同富裕從來不是新帝制王朝的根本目標，有限的社會改良不過在於延緩等級制的瓦解，甚至反向固化了社會不平等結構。
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財富與資本的迅速積累一方面飛快地推動着社會轉型，人類社會體驗到前所未有的物質豐裕，但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這一固有矛盾讓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兩極分化比以往人類任何社會更加可視化地呈現出來，物質的空前積累與下層階級的累積貧困所展現的前所未有之反差促使人們更加深刻地反思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資本主義制度於是陷入了自身所創造的“制度悖論”：社會財富增加越快，貧富差距則越大，而社會日益累積的去等級化革命需求及再分配需求相應越高，人類社會對於普遍性的富裕渴求也就越高。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制度風雨飄搖，宛如狂風暴雨中的船隻，陷入傾覆的險境之中，而那個時代所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乃至後來建立的福利國家，就好像在汪洋大海中投下了一隻救生圈，資本主義憑藉這隻救生圈獲救並獲得重生，然而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制度弊端並未因技術性改革而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美主要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國家，並將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擴展到全民，大眾民生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90年以降，隨着社會各階層的福利鴻溝擴大，歐美髮達國家距離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是更近了，而是更遠了。沒有了外在威脅、競爭與約束，福利資本主義體系失去了前行動力與進步改革的魄力。從大歷史來看，福利國家對於資本主義的改造更似一種權宜之計，而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追求的核心目標，更不可能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
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共同富裕：“先富”與“共富”的辯證法
社會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批判及社會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中，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共同富裕，終極目的是全人類的解放，而與此制度目標相適應的則是人民物質生活水平與精神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與飛躍。社會主義從其理念價值、思想基礎及制度目標而言，具有人類社會一般性的普遍意義，更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引航明燈。
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逐步採取商品經濟及市場經濟等調節手段。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生活先好起來，由此產生的示範力量及地區間、單位間的相互學習“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就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程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先富論”。與此同時，鄧小平多次論述“共富論”思想。1985年3月，他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更是系統地論述了“先富”與“共富”之間的辯證關係，他説：“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這裏，鄧小平非常精闢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的“階段論”以及“從非均衡到均衡”的“動態均衡理論”。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由於生產力較為低下，需要發揮商品經濟及市場調節作為刺激經濟發展手段的優勢，來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在這一階段，需要各個區域根據自身的自然稟賦及社會經濟條件，發揮各地獨特的地緣優勢。在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一定程度的非均衡發展可以產生示範效應及政策學習、思想擴散的效應，而過度追求平均的發展反而會損害各地經濟發展的動態活力。而在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社會財富持續增量累積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通過動態的政策調節以及對於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的投入，來顯著縮小區域、城鄉、羣體之間的差距，運用先進帶動後進的示範效應與拉動效應，帶動後進區域、羣體不斷髮展進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目標。可以看到，從“先富”到“共富”是一個階段性地從“非均衡”到“均衡”的動態發展歷程。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綜合國力的持續積累，我們迎來了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歷史時刻。
三、共同富裕的世界意義
從西方看東方，從寰宇全球看中國的發展，今日提出的“共同富裕”既繼承了人類社會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例如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宣示的人類天賦尊嚴及社會平等的權利，也合理吸收了西方公共治理及社會保障的有益營養，但同時具有鮮明中國特色。
告別貧困、邁向富裕、共享繁榮成為中國、中華民族的恆久動力，推動着在短時間內快速和平發展。“共同富裕”不僅僅在乎國家給予了什麼待遇、發放了哪些福利，更在於引導人們以更加主動、能動的精神狀態去改變貧困，從而緩解及消除那些讓貧困累積、讓不平等代際傳遞的制度因素，不讓“社會基因”阻斷人民大眾奔騰向上流動的夢想；“共同富裕”不僅授人以魚，更要授人以漁，通過積極能動的政策讓人們在化貧為富的道路上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運，成為自身福祉的締造者與塑造者；“共同富裕”也不只是等待國家為我們做什麼，而是更加關注社會、羣體、團體、個人與國家一道共同創造什麼，因此也不會坐等一個“福利國家”從天而降，而在於形塑一種社會、國家與公民個體共同擔責下的“共同締造”；“共同富裕”不僅關注人們的物質生存狀態，更加關注人們生存的精神動態勢能，在一個有為政府的積極引導下，國民在維持福祉、創造新物質及非物質財富的道路上不斷推進。
與“福利國家”相比，實現共同富裕的治理體系不僅僅侷限於每個公民的物質條件保障，同時體現出區域、城鄉、羣體間物質差異和社會鴻溝的不斷縮小與填平，它不會坐視羣體之間、區域和城鄉之間的財富鴻溝擴大，其採取的大規模“區域間結伴扶貧”與“先發地區與後發地區攜手扶貧”形式大大超越了傳統福利國家“保障公民個人福祉”這一範圍，從而使得“不能讓一人掉隊”延伸到“不能讓一個村掉隊”，而以空間均衡為導向的大規模扶貧及共富工程只有在一個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政府體系中才能完成。“共同富裕”工程還將生態目標納入中國現代化建設座標中，通過對可再生能源及循環經濟最大規模的投入與技術創新，中國正在領跑全球的綠色經濟與綠色工業，成為全球新能源經濟的領頭羊。假以時日，一種以生態主義為導向、注重經濟、社會與環境三邊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體系必將形成，這一體系將超越建立在碳氫化合物與化石燃料為基礎上的古典福利國家及凱恩斯主義模式，走向一個可持續的綠色生態致富體系。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中國即將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將意味着人類社會高收入國家版圖的鉅變，高收入國家總人口從近13億一躍上升到27億，全世界將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國家，從此高收入不再是少數國家與少數人口的專利，而成為世界上越來越多居民生活現實的一部分。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將從精神上激發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共同奮進，中國從富裕走向共同富裕就此具有了世界性意義。中國的共同富裕價值觀體系及治理體系，連接着人類共同美好生活的理想，也連接着中國古代大同世界的精神美學目標，同時承接着社會主義對於人類平等與解放永不停歇的追求，特別得益於新興的數字時代及重構科層制的數字治理轉型。共同富裕具有很強的兼容性與包容性，不但可以在一個民族國家範圍內兼顧各個階層與團體的利益而共同創富，也可以在一個跨邊界的世界社會里促進各主權民族國家在平等基礎上攜手致富,力促世界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止戈歇武、鑄劍為犁、和平永固、共享繁榮。共同富裕治理體系在為中國大眾造福創富的同時，將延伸到全球化的世界社會中去，豐富全球治理體系的內容與願景目標，有望成為共有、共享的全球公共文化產品，成為中國對全球治理的重大貢獻。
作者鬱建興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首席專家，劉濤系浙江大學文科領軍人才、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來源於《學習時報》，2021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