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微（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新時代的中非合作》白皮書日前發佈，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以政府白皮書的形式，全面、系統總結中非合作的歷史經驗，以事實依據回應國際關注，為中非合作指明發展方向。此次高級別政府文件發佈，不僅是對面臨疫情後經濟恢復與發展艱鉅任務的非洲給予最強有力的支持，而且是中國對於深陷危機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釋放的最堅定的信號，充分展現了大國的氣度與擔當。
中國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總部一期項目主體結構封頂。圖為11月26日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南郊拍攝的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總部一期項目現場。新華社發
中國和非洲是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白皮書通過系統介紹中非合作的指導思想、主要領域和戰略意義以及發展方向，立體展現了中非合作的四個特徵。
第一，中國堅定支持非洲走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白皮書着重指出了中非合作的“五不”原則，即中國不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這是中國對非援助有別於西方發展援助的鮮明特色。早在二戰結束後，對外援助就正式進入西方公共政策視域，儘管現實主義和制度主義在理論假設上南轅北轍，但是對於對外援助的目的卻已經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識——對外援助有助於實現援助國的政治目的。基於此，發達國家在提供援助時均附帶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條件。而作為一個從半殖民地獲得獨立的國家，中國出於同樣或相近的歷史記憶對發展中國家主權高度尊重，特別是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上，中國格外強調絕不通過任何形式和渠道干預別國內政。無論是早期以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為主無私地支持非洲國家建設一大批農場、工廠等經濟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劇院、體育場等公共基礎設施項目，還是近年來對非援助開始推動中非之間的治國理政交流，中國始終不附加任何條件。中國尊重受援國有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和智慧，堅信發展的內生性，絕不做“教師爺”，從而贏得了非洲國家的廣泛認可。
第二，以非洲的發展訴求為出發點是中國非洲政策的根基。白皮書明確提出以民為本的發展導向，“中國堅持把中非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為中非人民福祉而推進合作，讓合作成果惠及中非人民”。近年來，中國對非援助逐年擴大，2013年至2018年中國對外援助金額為2702億元人民幣，其中對非洲國家的援助佔比44.65%，包括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2000年至2020年，中國在非洲建成的公路鐵路超過13000公里，建設了80多個大型電力設施，援建了130多個醫療設施、45個體育館、170多所學校，為非洲培訓各領域人才共計16萬餘名，打造了非盟會議中心等一系列地標性建築。這些援助舉措的制定和實施都是以尊重非洲受援國對於發展的主導權、主動與非洲發展戰略對接為前提。在制定國別援助政策時，中國根據受援國主動提出的援助訴求以及中國自身的援助能力，制定國別援助指導意見以及“國別援助項目庫”，將中國對外援助政策及受援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對接，一國一策，因國施策。在項目的準備階段，中國與受援國的中央政府、項目所在地區的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等各利益相關方密切溝通，以全面掌握其對項目的設想與意見，在此基礎上進行項目可行性分析。在項目的建設和執行階段，中國努力動員受援國的政府、企業以及當地居民廣泛參與，在各個實施環節中注重提升受援國獨立開展項目規劃、執行以及管理運營的水平。由此可見，非洲人民的發展訴求是中國非洲政策制定各環節的核心關切。
第三，中國將不斷創新模式全面支持非洲疫情後恢復。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非洲的脆弱性進一步加劇。依據聯合國的測算，在非洲的脆弱地區，無論是治理、性別平等、社會公平還是《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提出的許多其他目標方面都已陷入停滯，暴力死亡、極端貧困、衞生系統薄弱、斷壁殘垣的學校比比皆是。疫情的衝擊有可能至少抹去2015年以來國際發展援助取得的進展，導致能否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成為懸念。在此背景下，非洲國家的焦慮可想而知，白皮書則直接明確了中國在全球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盛行下仍一如既往支持非洲減貧和發展的政策立場。中國不僅在疫情發生後宣佈免除15個非洲國家截至2020年年底到期的無息貸款債務，而且還將創新模式，持續擴大對非洲的發展支持。例如，中國將繼續加大促貿援助力度，通過發展電子商務、支持數字非洲、為非洲國家參展進博會提供便利等多種方式促進中非貿易的提質增效；再如，中國將繼續深化中非基礎設施合作，引導企業採用BOT（建設-經營-轉讓方式）、BOO（建設-擁有-經營方式）、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多種模式，推動中非基礎設施合作向投資建設運營一體化模式轉型，促進基礎設施項目可持續發展。這樣既減輕了非洲國家的償還壓力，也有利於基礎設施項目的可持續發展，以內生性帶動非洲經濟的恢復、循環與發展。
第四，中非發展合作實現了對全球發展治理的理論突破。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中非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白皮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肯定了中非合作的理論貢獻，“中非合作實踐和理念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合作樹立了典範，也為改革全球治理體系提供了重要方案。”以合作共贏為基礎，以不附帶政治條件、尊重受援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為理念的中非合作，既符合受援國基本國情和發展訴求，又改變了西方傳統援助體系的權力結構。中國對非援助通過為受援國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不僅客觀上降低了西方傳統援助國的議價能力，而且為受援國提供了更符合其自身發展的參考借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廣泛認可。此外，中國援助理唸的成功經驗導致了西方從理論層面到實踐層面對援助附加政治條件的集體批判和反思。例如，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頓就指出，西方國家的援助行為違背了政治經濟發展規律，美國要求受援國接受美國援助必須符合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要求，但是這種移植的民主價值觀卻與受援國的經濟發展沒有直接的聯繫。此外，有“援助國俱樂部”之稱的經合組織發展合作司負責人也承認，“從援助國角度講，如果受援國不遵守援助附加的條件，也無計可施。因為你必須要和他們開展合作、順應主流。”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度調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劇了全球發展治理的脆弱性。站在新的起點，中非合作以歷史和現實向世界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性和必要性。未來，雙方必將堅定不移深化傳統友好，繼續發揮中非合作論壇引領作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走實走深，不斷推動更高層次和更廣領域的發展合作，共同創造人類社會更加美好的明天。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30日 16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