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日前发布，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政府白皮书的形式，全面、系统总结中非合作的历史经验，以事实依据回应国际关注，为中非合作指明发展方向。此次高级别政府文件发布，不仅是对面临疫情后经济恢复与发展艰巨任务的非洲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而且是中国对于深陷危机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释放的最坚定的信号，充分展现了大国的气度与担当。
中国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一期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图为11月2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南郊拍摄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一期项目现场。新华社发
中国和非洲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白皮书通过系统介绍中非合作的指导思想、主要领域和战略意义以及发展方向，立体展现了中非合作的四个特征。
第一，中国坚定支持非洲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白皮书着重指出了中非合作的“五不”原则，即中国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这是中国对非援助有别于西方发展援助的鲜明特色。早在二战结束后，对外援助就正式进入西方公共政策视域，尽管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在理论假设上南辕北辙，但是对于对外援助的目的却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识——对外援助有助于实现援助国的政治目的。基于此，发达国家在提供援助时均附带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条件。而作为一个从半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国出于同样或相近的历史记忆对发展中国家主权高度尊重，特别是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中国格外强调绝不通过任何形式和渠道干预别国内政。无论是早期以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为主无私地支持非洲国家建设一大批农场、工厂等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剧院、体育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还是近年来对非援助开始推动中非之间的治国理政交流，中国始终不附加任何条件。中国尊重受援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和智慧，坚信发展的内生性，绝不做“教师爷”，从而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可。
第二，以非洲的发展诉求为出发点是中国非洲政策的根基。白皮书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发展导向，“中国坚持把中非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为中非人民福祉而推进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中非人民”。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逐年扩大，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其中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占比44.65%，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2000年至2020年，中国在非洲建成的公路铁路超过13000公里，建设了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援建了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馆、170多所学校，为非洲培训各领域人才共计16万余名，打造了非盟会议中心等一系列地标性建筑。这些援助举措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尊重非洲受援国对于发展的主导权、主动与非洲发展战略对接为前提。在制定国别援助政策时，中国根据受援国主动提出的援助诉求以及中国自身的援助能力，制定国别援助指导意见以及“国别援助项目库”，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及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接，一国一策，因国施策。在项目的准备阶段，中国与受援国的中央政府、项目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各利益相关方密切沟通，以全面掌握其对项目的设想与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在项目的建设和执行阶段，中国努力动员受援国的政府、企业以及当地居民广泛参与，在各个实施环节中注重提升受援国独立开展项目规划、执行以及管理运营的水平。由此可见，非洲人民的发展诉求是中国非洲政策制定各环节的核心关切。
第三，中国将不断创新模式全面支持非洲疫情后恢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非洲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依据联合国的测算，在非洲的脆弱地区，无论是治理、性别平等、社会公平还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许多其他目标方面都已陷入停滞，暴力死亡、极端贫困、卫生系统薄弱、断壁残垣的学校比比皆是。疫情的冲击有可能至少抹去2015年以来国际发展援助取得的进展，导致能否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成为悬念。在此背景下，非洲国家的焦虑可想而知，白皮书则直接明确了中国在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下仍一如既往支持非洲减贫和发展的政策立场。中国不仅在疫情发生后宣布免除15个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而且还将创新模式，持续扩大对非洲的发展支持。例如，中国将继续加大促贸援助力度，通过发展电子商务、支持数字非洲、为非洲国家参展进博会提供便利等多种方式促进中非贸易的提质增效；再如，中国将继续深化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引导企业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方式）、BOO（建设-拥有-经营方式）、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模式，推动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向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转型，促进基础设施项目可持续发展。这样既减轻了非洲国家的偿还压力，也有利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以内生性带动非洲经济的恢复、循环与发展。
第四，中非发展合作实现了对全球发展治理的理论突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白皮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中非合作的理论贡献，“中非合作实践和理念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合作树立了典范，也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方案。”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以不附带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为理念的中非合作，既符合受援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诉求，又改变了西方传统援助体系的权力结构。中国对非援助通过为受援国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不仅客观上降低了西方传统援助国的议价能力，而且为受援国提供了更符合其自身发展的参考借鉴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可。此外，中国援助理念的成功经验导致了西方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对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的集体批判和反思。例如，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就指出，西方国家的援助行为违背了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美国要求受援国接受美国援助必须符合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要求，但是这种移植的民主价值观却与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此外，有“援助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发展合作司负责人也承认，“从援助国角度讲，如果受援国不遵守援助附加的条件，也无计可施。因为你必须要和他们开展合作、顺应主流。”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度调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全球发展治理的脆弱性。站在新的起点，中非合作以历史和现实向世界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未来，双方必将坚定不移深化传统友好，继续发挥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实走深，不断推动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的发展合作，共同创造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30日 16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