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讓人開心不起來的“反轉”。
這個月一位老人從亳州出發，想要到達浙江黃岩投奔親戚打工。
由於沒有健康碼。
他坐不上火車，徒步幾百公里，十幾天時間都在路上，抱着鍋碗瓢盆，風餐露宿。
老人是坐火車到杭州的。
看到這，圍觀羣眾也就散了。
但事情真的子虛烏有嗎？
如果老人沒有徒行千里，是坐火車來找投奔親戚的，為什麼老人家在距離目的地還有好幾十公里的地方徘徊？
為什麼三更半夜的在外面帶着鍋碗瓢盆風餐露宿？
工作人員又為什麼“接送”老人家安全回到了老家？
總之，“疑點重重。”
讓我們擔憂的事並沒有反轉。
即——
沒有健康碼，寸步難行。
這些無法出示健康碼的人，缺的不是健康，而是數碼。
早在今天3月，已經有這樣的聲音：“我爺爺奶奶70多歲了，普通老年手機都不會使用，更別説智能手機了。”
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
也就是説，有5億的國人是脱網的。
他們正在逐漸失去話語權。
甚至，失去起碼的社會參與的機會……
Sir知道。
這篇文章不會被他們看到。
但正因為看不到，才需要我們主動走進這羣“斷網者”。
電影不該忘記
被網絡排擠在外的人有多難？
2016年的金棕櫚獎《我是布萊克》。
導演肯·洛奇。
一個五十年都在拍底層民眾的現實主義題材大師。
他的電影，要為這羣不能發聲的人發聲，讓你看到他們生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碾壓：階級、企業、官僚……
以及科技。
布萊克。
一個木匠，患上心臟病後，醫生告訴他必須停下來休息。
停下來工作，意味着沒有收入。
布萊克只能到相關部門申請失業補貼，卻一次又一次因為繁瑣的流程而碰壁。
沒辦法，他不會用電腦。
現在的申請，都走線上流程了。
我是鉛筆時代的人
難道你們都不考慮一下我這樣的人嗎？
工作人員冷冷地説：有為你這樣不會上網的人，特別設置的諮詢號碼。
布萊克問他：那電話號碼是多少？
工作人員説：你可以在網上查到。
好吧，為了能夠申請到失業救濟，布萊克開始努力學習，接觸網絡。
布萊克只能到圖書館的電子閲覽室。
第一次去，沒有空的位置，周圍都是年輕人。
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很耐心地教他應該怎麼上網，身邊的年輕人也都回答他的問題。
布萊克搗弄了一天，搞清楚了鼠標該怎麼移動，網頁上的橫槓該怎麼拖動，也終於到了申請頁面的最後一步了。
你猜怎麼着？
填表時間超時了。
一輩子只做這一件事。
現在他發現自己被拋棄了。
電影的結局，布萊克死於心臟病和貧困之中，至死那筆失業救濟也沒有申請下來。
在他的喪禮上，一位曾經得到他援助的單親媽媽宣讀了他本應在法庭上讀的信：
我不是保險編號的數字，更不是畫面上的點
不是狗，是人
因此要求奪回屬於我的權利
要求對人的尊重
互聯網的確給我們帶來了便利。
但不能忽視的是，它也正在形成一種——
“賽博專政”。
程序化地，將不通網者從社會中抹除。
疫情期間，黑龍江的一位老人因為用的是老人機，沒辦法掃描健康碼。
防疫人員一再要求掃碼才能放他通過。
溝通無果後，防疫人員推了老人家一把，拳腳相加。
—沒有你讓我怎麼掃
—必須掃
在這個視頻中，Sir聽到了這樣一句話，很清晰，很刺耳。
老人家委屈地説：幹啥啊？你幹啥啊？
科技本是為人服務。
現在沒有了科技，人都不配被當成人對待了嗎？
所謂智能化，也成為另一些人新的障礙。
不會操作智能機的老人在現代科技前，猶如禁止通行的路障，他們是數字時代的難民，無處逃遁。
買火車票。
一位老人為了去蘇州看女兒，已經跑了6次火車站，去了6次人工窗口。
但每次到窗口，都被工作人員告知，已經沒有票了。
工作人員説：“你可以到網上去看一下有沒有8、9號的。”
民警詢問的時候，老人突然撲通一下跪在地上，委屈地哭了。
老人説，自己以為到火車站，買到票，背上包，就可以回家了。
—你會在網上買票嗎？
—網上俺不會
明明有人工窗口，老人家還要跟着機器眨眼，點頭，識別，動作稍慢一些，又得重新來一次。
去醫院掛號，卻發現已被網上預約完畢，只能一旁茫然地坐在醫院裏，等着看有沒有漏下的號。
網上預約讓看病更容易了嗎？
不。
醫療資源就那麼多，這不過是場零和博弈。
所謂的方便，是把一部分人的困難，轉移到了另一部分人身上。
在這場博弈中的落敗者，就是處於網絡劣勢的老人。
如果老人可以這樣被拋棄。
那麼被拋棄的，也終將是未來的你我每一個人。
代價不該忘記
不上網的人，是主動遠離互聯網的嗎？
他們的大多數，要麼是學習窗口期錯過了互聯網發展的年代，要麼是缺少一個接入互聯網的端口。
一個上過熱搜的數據：
一個智能手機，至少得一千塊以上。
這還不算手機套餐費、寬帶費。
説白了，網，還是一種資源。
哪怕今天已經成為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但對於有的人來説，還是昂貴的。
被互聯網攔在門外的何止老人。
這些社會新聞，無不是“落網之痛”——
農民工不會網上訂票，騙子説可以幫他們訂票，結果錢給過去，人再也找不到。
疫情期間，全國中小學“停課不停學”，中小學生都要在家上網課。
一個低保家庭的小女孩在期間服藥自殺。
但是家裏有3個小孩都要上網課，他們只能輪流上網課。
老師詢問為什麼沒有及時交作業的時候，小女孩從直播間消失，在羞憤中吞下藥物，好在最後救了回來。
還有一個山區小孩，她有手機，但是家裏並沒有信號。
她每天需要跋山涉水幾里路，到有信號的一個山頂懸崖邊上學習。
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
當時在我們心目中，網絡是很先進的東西，在先進的國家才能擁有。
網絡的出現，讓“地球村”的圖景清晰可見，也讓不同國家之間，讓南半球和北半球，差距繼續拉大。
我們預測到了數字鴻溝。
但沒有想到，在同一個社會中，不同人之間的這條鴻溝也那麼深。
網絡似乎讓地球變成了平的。
也為我們的世界增添了一道新的隔閡。
就像階級、地域、性別、年齡所帶來的不平等一樣。
説到底。
這不是網絡的錯。
每一樣東西的出現，都會把人的處境分化，就像有房者和無房者，有編制和沒編制……
網絡方便我們的同時。
也製造出了“網絡無產者”。
一羣在時代裏掉隊的人。
我們的這個時代，太容易把人拋棄了。
而且還常常理直氣壯——
誰讓你不願意學習？
誰讓你不加快腳步？
甚至更可怕的説法：社會進步，總要付出一點代價。
誰是代價？
下崗的職工可以是代價，沒有户口的農民工可以是代價，今天不會用網絡的人也可以是代價。
但我們之所以是社會動物。
不是為了找到人去充當那個代價。
而是我們不能接受，羣體中任何一個個體的自生自滅。
請永遠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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