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德國柏林，兩名烏克蘭兒童在教室裏。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綜合編譯 王梓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截至3月25日，已有370多萬人逃離烏克蘭，其中大部分流入臨近的歐盟國家。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預計，一年內將有超過400萬烏克蘭人在歐盟成員國避難，呼籲有關國家做好準備，“不僅要提供規模巨大的後勤保障，還要應對前所未有的融合挑戰”。
各國正在為此規劃政策、算經濟賬。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烏克蘭難民給歐盟成員國的公共服務帶來了壓力，但許多經濟學家相信，財政負擔是可控的；有職業技能的烏克蘭人可以填補歐盟勞動力市場的空缺，他們能“順利找到工作”。
美國高盛集團稱，如果烏克蘭難民選擇以現有社區模式定居，又獲得了與過去的難民危機中類似的財政支持，那麼歐盟四大經濟體增加的財政成本將僅佔其GDP的0.1%至0.2%，“非常易於管理”。
“難民希望返回故土，但最終，他們往往會留下來。移民的代價很高，包括情感代價。”瑞典外交部前政治顧問、Arena Idé智庫負責人麗莎·佩林在“社會歐洲”網站上發表《如何歡迎烏克蘭難民》一文，稱讓難民融入當地社會是一種投資，歐盟必須制定漸進的融合政策，確保難民的到來不會加劇住房危機、校園隔離，或給醫療系統帶來額外壓力。
瑞典是歐盟接納移民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該國現有人口的19.5%來自國外。不久前，瑞典移民局宣佈，將用倉庫、體育館和帳篷接待烏克蘭難民。佩林指出，雖然人們在難民危機前展現了團結，但無論是難民還是合法移民，被稱為“其他人”的族羣總會成為社會弊病的替罪羊。
“應該讓每個難民都發揮技能專長，學習所在國的語言，獲得加入勞動力市場所需的一切知識……即使他們受僱於低工資部門……繳納的税金很少，也不能以此衡量他們對經濟的貢獻。”佩林表示，瑞典60%的清潔工、一半的出租車司機、七分之一的護士和三分之一的醫生是移民，瑞典的護理工作“離不開來自敍利亞和索馬里的護理人員”。
瑞典前教育部大臣艾達·哈季亞利奇曾是波斯尼亞難民，她對瑞典的最初記憶是與家人一起在帳篷裏聽雨聲。“現在，來自歐洲其他地區的孩子們也將在帳篷裏度過他們在這裏的第一個夜晚。也許，他們也會傾聽雨滴落在帆布上的聲音。”佩林寫道，這些“不會返鄉的烏克蘭人”將成為“忠誠的荷蘭人和法國人，他們會在拉普蘭找到家的感覺，在西西里島定居”，或者“像昔日的波斯尼亞難民一樣，（與瑞典人）共同譜寫成功融合的新篇章”。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想看到烏克蘭人成為別國的清潔工、司機和護士。據德國《每日鏡報》、“德國之聲”電台等報道，烏克蘭駐德國總領事伊琳娜·蒂賓卡在德國各州文教部長聯席會議上表達了“深層次的擔憂”。她擔心烏克蘭難民的國家認同感被異國他鄉的生活漸漸消磨，尤其是尚未建立起身份認同就進了外國學校“融合班”的兒童。
“德國社會一直將‘融合’作為描述移民進入德國社會的褒義詞，但在烏克蘭難民大批進入德國的當下，烏克蘭政界認為，德國社會‘融合’他們不是件好事。”“德國之聲”報道稱。
蒂賓卡轉述烏克蘭教育部的表態稱，烏克蘭難民兒童只是在德國暫住並接受教育，等戰爭結束就會迴歸本國的教育大綱，因此他們應該用烏克蘭語學習。何況，與德國學校的日常課程安排相比，烏克蘭的學制更緊湊，授課強度也更大。
蒂賓卡強調，烏克蘭是歐洲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譯者注：佔地面積更大的俄羅斯地跨亞歐兩洲），並且擁有“千年之久的歷史”，而這點在德國的教科書中沒得到體現，德國教材中“充斥着俄羅斯”。
蒂賓卡稱，這種做法導致許多人“敬畏、偏袒俄羅斯，嘗試理解俄羅斯的行為邏輯”。她擔心，德國“融合班”的教育會給烏克蘭兒童“築起困惑的高牆”，令他們變得自卑。
“這些表態令德國政界感到詫異。”“德國之聲”報道稱，雖然烏方提出了異議，但德國希望難民兒童儘快學習德語，適應新生活。德國《柏林日報》稱，德國文教部長聯席會議主席卡琳·普里恩表示，將考慮提供烏克蘭語課程。
“從烏克蘭外交官的表態中可以看出，放手和來到新的地方有多難。”長期參與制定教育政策的德國社民黨人瑪雅·拉西奇在推特上寫道，人們總會美化祖國，克服這一點並“靠近我們的制度”需要很長時間。她提醒人們，“難民兒童能很快重返家園”的假設從未成真。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