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衰中國者”為何一錯再錯
【環球時報記者 趙覺珵 楊 升】 近日，在國外知名問答網站Quora上有這樣一個提問：“為什麼過去幾十年西方對中國衰落的所有預測都落空了？”經過梳理可以看到，圍繞中國的預言層出不窮，既有老生常談的“中國崩潰論”“中國衰退論”，也有對中國將不斷取得新進步、新成就的展望。前者已被事實證明不過是戴着“有色眼鏡”觀察中國的謬論，後者則正在一步步成為現實。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當中國統治世界》作者馬丁·雅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用西方的思維範式是無法理解中國為什麼能快速發展的。他認為，中國走出的是一條有別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並給世界帶來更多積極的影響。
“崩潰論者”基於錯誤的對華認知
美國網民米瓦在問答網站Quora上回復説：“説‘中國衰落’的人都錯了，因為他們的預測都是基於錯誤認知的前提……”《環球時報》記者聯繫上米瓦，他的身份是在洛杉磯工作的工程師，喜歡研究歷史話題。米瓦告訴記者：“如果你看西方人士的預測，中國應該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至少崩潰一百次。”在他看來，真實的情況是，無論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無法找到任何“中國崩潰”的跡象。米瓦説：“相反，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崛起的東方大國。”
正如米瓦的回覆那樣，大量已被證明錯誤的涉華預言都缺少嚴肅的分析和推理，而是迎合了西方一種延續至今的偏見：中國也會像蘇聯一樣分崩離析。對很多國際觀察家而言，中國是最容易被預測的對象之一。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在過去幾十年從未停止改革開放的腳步，保持着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長期穩定，這樣的趨勢使得預測中國未來的難度變得相對簡單；另一方面，中國又是最難以預測的對象之一，中國總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蹟”，無論是經濟體量穩居世界第二還是歷史性地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
在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於2001年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中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隻能維持5年”後，一些西方人士開始熱衷於鼓吹各式各樣的“中國崩潰論”和“中國衰落論”，他們從內心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希望通過鼓吹此類言論動搖全球對中國的信心，阻礙中國發展的腳步。但這樣的算計還是落空了。
儘管章家敦的所謂“預言”已被事實打得七零八落，但過去10年中，包括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沈大偉在內的西方觀察家還是對中國做了誤判。2012年10月13日，弗朗西斯·福山對法新社記者説，中國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在日益茁壯的中產階級壓力下，以及在微博等網絡的助長之下，可能“在某個時間點崩潰”。早在2011年上半年，當“阿拉伯之春”席捲整個中東北非時，福山也認為中國可能經歷“阿拉伯之春”，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必然尋求自由民主”。福山預測的背景之一是2011年温州動車事故引發中國公眾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大規模討論。事故發生之初，一些民眾質疑政府在調查過程中的可信度，也讓一些西方觀察人士認為“中國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地使用互聯網來削弱政府的權威”。但在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看來，這樣的判斷是錯誤的，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先進和最安全的高速鐵路網絡，2011年的事故沒有阻止中國的發展，也沒有改變人們對中國的信心。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社交媒體網絡上每天討論的許多熱點問題，如腐敗和空氣污染，都在有效解決的過程中不斷取得新進展。今年初，全球知名公關諮詢公司愛德曼發佈的《2022愛德曼信任晴雨表》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高達91%，蟬聯全球第一，達到10年來新高。在國家綜合信任指數方面，中國也位列全球首位。
2015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公然宣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其給出的核心理由包括腐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等，而這些也是“中國崩潰論”鼓吹者常説的。有中國學者評價沈大偉就像是在賭博，但他對賭錯並不在乎，“在中共執政問題上，説錯了也就錯了，因為做出錯誤預測的人太多了”。
“危機論者”忽視中國的強大韌性
隨着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教授努里爾·魯比尼、素有“金融大鱷”之稱的喬治·索羅斯也加入“中國危機論”和“中國崩潰論”的隊伍中。
魯比尼2011年6月就預測稱，中國將在2013年之後遭遇經濟硬着陸。他認為，中國經濟不僅越來越依賴出口，而且還依賴固定投資。魯比尼宣稱，如果中國繼續按照這種方式發展，因銀行系統的鉅額不良貸款和產能過剩導致經濟硬着陸的結果將不可避免。隨後，“金融大鱷”索羅斯也聲稱：“中國已錯失抑制通貨膨脹的良機，可能面臨經濟硬着陸的風險。”
作出類似判斷的還有保羅·克魯格曼，儘管他更多是從學術層面不斷拋出“中國擔憂論”。保羅·克魯格曼2013年在《紐約時報》撰文時聲稱，“中國經濟就要撞牆了”。他援引經濟學家亞瑟·劉易斯的模型表示，因為中國過度投資、過度建設、過度使用廉價勞動力的快速不平衡增長，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達到極限。2015年1月，保羅·克魯格曼在中國一所高校作題為《世界經濟新格局與中國的機會和挑戰》講座時，還在預言“5年內中國經濟會遇上大麻煩”。
“真正發生的事實是，中國始終保持着良好的、可持續的發展勢頭，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為世界經濟注入了強大動能。”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説。他還表示，隨着經濟發展不斷加速，中國人的生活得到顯著改善。“十三五”（2016年到2020年）期間，中國城鎮新增就業超過 6000 萬人；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 13 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 10億人；經過艱苦努力，中國取得脱貧攻堅的全面勝利，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章家敦還通過美國《新聞週刊》散佈“中國想要在生物科技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甚至製造“針對某個種族的生化武器”的言論，結果也被美國讀者嘲諷“見解極端”。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網站點章家敦的名説：“章家敦這樣的中國觀察家一再預測中國崩潰，什麼‘中國經濟受操控，中國銀行無力償債，中國環境不適宜居住，人民一定會揭竿而起’。然而，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唱衰者是錯誤的。”
白明説，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通過科學精準的嚴密防控策略控制住了疫情，領先全球其他經濟體實現復工復產，並且成為當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中國經濟顯示出產業鏈與供應鏈的強大韌性，實現8.1%的增速。
不應用西方的稜鏡觀察中國
“中國有潛力到2030年成為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這是2012年2月世界銀行發佈的一份報告中的預測。報告認為，中國即使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且從中長期看，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人數減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環境壓力和外部失衡構成的挑戰，但還是可能在2030年前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併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報告還提到，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將包括加快開放型創新步伐，推進綠色發展，擴大面向全民的衞生、教育和就業服務，以及將中國的結構性改革與國際經濟變化聯繫起來，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係等。
2009年，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書中預測，中國將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他還預言稱，中國的經濟崛起實際上會導致中國在政治、知識、思想、文化和軍事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將改變世界，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和文化上。
同樣的中國，同樣的世界，但預言卻有着迥然不同的結果。這背後究竟是什麼原因？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和政治學教授拉納·米特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多次前往中國，他在《哈佛政治評論》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提到，過去30年中，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性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們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有一件事沒有改變：許多西方政客和企業高管仍然不瞭解中國，相信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與西方相同的基礎之上”。在米特看來，“這種想法反映了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語言的知識空白，讓他們把中國和其他國家作出了看似有説服力但存在嚴重缺陷的類比”。
馬丁·雅克近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説，那些錯誤預言的背後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一種思維範式，即西方的民主模式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可持續的政治體系。這是西方一種普遍的觀點：除了基於普選、多黨制、法治和三權分立的制度以外，其他的制度都是不民主的、不具代表性的、不負責任的，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這樣的思維方式自然會推斷稱中國終會發生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最終導致政治危機。
前匯豐銀行股票研究主管威廉·布拉頓此前在《日經亞洲評論》撰文表示，中國快速崛起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着西方批評者的大合唱。他們不停尋找各種問題，希望這些問題能減緩中國增長或導致蘇聯式崩潰。他認為，此類批評者看問題更多是受意識形態影響而非從經濟現實出發。
馬丁·雅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西方輿論看來，它們的道路是其他國家都應該走的路，中國也應如此。這種觀點不僅存在於西方政客之中，學者和記者也是如此認為的：除非中國變得像西方一樣，否則它不可能成功。”他認為這樣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一個佐證是：西方國家正在拋棄“中國不能變得強大”的觀點，而是將關注重點轉移至一個不斷崛起的中國可能帶來的“嚴重威脅”上。
馬丁·雅克説，西方總是想站在“道德高地”上譴責中國，然後又期待中國“倒掉”，卻沒有認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共可以一直執政？他還強調説：“中共得到人民的堅定支持，這是它可以長期執政的真正原因。中共在逆境中自我更新、自我恢復、自我改變的能力，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黨難以做到的。用西方的觀念來理解中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只是通過西方的稜鏡來觀察中國，你永遠無法真正理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