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信息速食的時代，我們鼓勵學生通過畢設，深入接觸人與事，用多元的視角呈現複雜的真實，書寫當下，記錄歷史的片段。
此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畢業設計系列展示（六）。
作者 | 趙明陽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8級專業碩士
指導老師 | 卞冬磊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排版 | 黃雯
電廠的大門還挺立在那裏，門前的路連帶着幾條從電廠延伸出去的拉煤線，被厚厚的積雪覆蓋，沒有人走過也沒有人清理，廠裏的廢棄火車頭停放在空地上，被沙土和廢舊的零件圍着，遠處工廠零星的煙囱升起滾滾白煙，又逐漸消散在灰濛濛的天空中。
這裏是富拉爾基，一座位於東北老工業基地齊齊哈爾的工業重鎮。
這個原來名不見經傳的達斡爾族小漁村，在50年代受政策影響一下子變成全國最著名的新興工業重鎮。那時候的富拉爾基到處車水馬龍，人流如潮，矗天的煙囱在雲霄上綻開黑牡丹，轟鳴的機器聲響徹北滿大草原，儼然一片鋼鐵森林。
然而如今，這裏輝煌褪去，90年代末那場轟轟烈烈的下崗大潮餘波未平，小鎮人口從鼎盛時期的30萬鋭減到常住人口不足10萬，離別與出走成為常態，一切就像《殺死那個石家莊人》歌裏唱的那樣，“傍晚6點下班，換掉藥廠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幾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
圖一：富拉爾基廢棄的工廠
1954年老鄭：“人生就像一匹不斷向前奔着的馬”
那是1990年的春天，富拉爾基積攢了一個冬天的雪還沒有融化，老鄭心頭的冰倒是先融化了。
1954年出生的老鄭屬馬，按照他的説法，他的人生就彷彿一匹不斷向前奔着的馬。經歷了知青下放，1975年返城的他被分配到了富拉爾基的一個小工廠。老鄭還沒來得及施展拳腳爭當先進青年，這家小工廠就支撐不住倒閉了。小工廠倒閉之後老鄭再次被命運的大手一揮，分配到當時富區數一數二的大廠“國營富拉爾基紡織廠”，成為了一名上料工。
那個時候各行各業的界限尚且沒有如今這樣明確，機緣巧合之下，老鄭由一名富紡的上料工被領導選調到富紡飯店當廚師。當時的老鄭並不知道從那一刻起他的命運開始和廚房綁定，他只知道飯店廚師這活不好乾，又累又髒時間還長，老鄭想過很多次和領導申請調崗，但還沒等申請，老鄭的名聲倒是先一步打響了。
可能是有做廚師的天分，老鄭的手藝在一天天的磨練中愈加純熟，開始有好多單位的領導來找老鄭炒菜。就在老鄭覺得飯店廚師這個崗位也不錯時，富紡飯店在1988年的秋天倒閉了，下崗的老鄭感覺自己和富拉爾基的冬天一起凍上了。
所以當工廠飯店開始實施承包制的消息隨着春風吹進這座東北工業重鎮的時候，老鄭覺得自己心頭的冰開始融化了，夢想也隨着春天的到來開始發芽生長。他決定要承包黑龍江化工廠的飯店，“人總要拼一拼，向前奔”。
做出決定之後，老鄭和妻子小高開始研究承包飯店所需要的申請材料。“不會寫呀，那時候哪裏看過這種東西，只能自己琢磨”，初中文化水平的兩人連着挑燈熬了好幾個夜晚，總算拿出一份看上去比較像樣的申請書。儘管這份申請書裏詳細的寫清了承包之後飯店要如何經營，怎樣管理，大到一年業績小到桌椅擺放，但老鄭還是擔心，因為全區競標的不止他一人，“報上去之後還要綜合考慮你這個人的政治素養，整體都過關了才行”。
1990年的夏天，老鄭承包的飯店在嫩江邊上正式開業了，取名興旺飯店。
不知道是不是沾了名字的光，飯店的生意十分興隆，每天都有很多附近工廠的工人下了班在門口排隊等位，老鄭的飯店成了全區最熱鬧的一處，“90年代富區工廠效益高，廠裏有錢，大家看哪裏做的好就去哪裏吃，下了班成隊成隊的來”。
老鄭後來回憶，覺得那時候店裏生意那麼好也可能和飯店位置選的好有關。富拉爾基這個名字源自於音譯的達斡爾語，意為“紅色的江岸”。“我的店就開在嫩江邊上，紅岸公園對面，可不就順應着這個紅色的江岸，想不興旺都難。”
但記不清從哪天起，老鄭的飯店真的不興旺了，店裏的常客越來越少，各個工廠掛的賬卻越來越多。“黑化總是掛票子（記賬），欠了七八萬也不還，其他廠也是，店裏資金鍊斷了我也覺得幹夠了”。
這一年是1996年，富區所有工廠的效益都在下降，整個齊齊哈爾市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低於預期增速。80年代曾繁華至極的國營富拉爾基紡織廠宣佈部分破產，這個消息帶來的效應就像是第一張被推翻的多米諾骨牌，隨之而來的是更多小工廠沒撐住接連破產的噩耗。工廠倒閉，下崗的人多了，老鄭的店也就黃了。
然而，外出務工對於富拉爾基的下崗工人來説也是困難重重。
這些工人從小到大生活的空間有限，他們早已習慣了工廠和家兩點一線的生活，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掌握的只是在工廠螺絲釘般隨時可以被取代的工作技能。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這些工人和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人，或者20世紀美國福特先生的汽車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他們沒有自己的一技之能，外出務工也只能幹苦力。
於是八九十個富區下崗工人聽説二百多里地外的大慶小油田有活幹，便一蜂窩地湧了過去。當了幾個月採油工，早出晚歸，髒活累活都幹了個遍，結果遇上了一直拖欠工資的包工頭。大家在富區待久了，對拖欠工資這事兒有了陰影，幾個工友圍起來一商量，一咬牙都決定去外地，“工作機會肯定會比東北多，拖欠工資這種事肯定要比東北少，大地方，有處去説理”。那一年，四十多歲的老鄭生平頭一次離開黑龍江，坐上南下的火車開始了他的離鄉打工生涯。
老鄭的目的地是深圳，因為聽説那裏是國家設立的經濟特區，發展好，賺錢容易，氣候又適宜，不像東北，一年中有六個月都是天寒地凍。老鄭的計劃是先坐火車到北京，在北京待幾天，“出來一趟，好歹要到天安門看看升國旗”，見見祖國的首都，再坐火車去深圳。
等老鄭在北京見了天安門，早起看完了升旗，準備買票去深圳的時候，售票窗口甩出的一句“證明呢”讓老鄭傻了眼。後來的老鄭才得知，那時候去深圳，是要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局開進深圳的路條的。考慮到往返東北的火車票價格，老鄭摸了摸兜兒，留在了北京。
留在北京的老鄭在郊區租了一間房子，房租一個月150塊，不算便宜，這個錢在富區能住一年，但老鄭覺得錢花的值得，因為這表示着自己在北京安定了下來，同樣安定下來的，還有老鄭的夢想。
老鄭喜歡北京，可北京卻好像並不太歡迎老鄭。
和老鄭一起來的朋友，幾個都被遣返回了黑龍江。1998年的北京對外來人口的管控很嚴，老鄭甚至覺得在火車站多呆一會，只要被巡邏的警察發現就會被遣返，湊夠一波送回黑龍江。“那時候逮到就讓你簽字，大夥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是要幹啥。後來發現了，簽了字就會被拘留，罰款。”
留在北京就要辦暫住證，一年84塊錢，老鄭覺得太貴，不想花這個錢。
遇上幾次派出所半夜抽查，沒有暫住證的老鄭就只能跑，前幾次運氣好沒被發現，後來因為白天工作太累晚上睡得沉，沒來得及跑，被抓去派出所花錢補辦了證件。
那時候的老鄭甚至想過實在不行就回富拉爾基，“當時有點破罐子破摔，我都想好了再針對我我就直接回富區去，後來冷靜下來覺得不行，回富區能幹啥呢？”
過了最初的適應期，老鄭開始了他的生意，當初租房的時候老鄭有考察過周邊環境，發現附近有一家比較大的商場，但商場附近的小飯店並不多，於是廚師出身的他決定賣東北菜的盒飯。老鄭在家做好飯菜之後，推着小車到商場門口賣，兩塊錢一份的盒飯一箇中午能賣掉四五十份。手藝好分量大定價又合理，老鄭的小野攤子很快受到了追捧，一天從四五十份到七八十份，忙碌起來的老鄭開始往家裏寄錢，除了要時不時躲避城管的檢查，老鄭覺得自己的生活透進了光亮。
1999年的夏天，老鄭的兒子高中畢業，考去了青島，老鄭執意要兒子選計算機專業，理由是掌握一項實用的技能總是好的。“家裏人在東北沒見過世面不知道，我在北京我能感受到計算機今後的發展。”
兒子去青島讀書後，老鄭的妻子小高也來到了北京，那時候富區的工廠除了大一點的老牌國營，其餘都已經發不出工資了，“有本事的人都搬走了，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殘，五六口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裏”，而老鄭的生意好到每天能賣出一百多份盒飯。
秋天的時候，整個北京都在慶祝建國五十週年，國慶那天老鄭難得空出時間和妻子小高去天安門看了慶祝典禮。在鑼鼓與歡呼聲中，老鄭覺得那一刻的自己離富區特別遠。“當時很想知道在富拉爾基，人們是不是也像北京這麼快樂。”
秋天結束的時候，老鄭從郊區搬到了朝陽，把野攤子換成了檔口。做牌匾的時候師傅問老鄭寫什麼名字，老鄭想起了興旺飯店，但他轉口説道“就寫老鄭快餐吧”。
同期的檔口有二三十家，競爭壓力大，但老鄭的檔口憑藉着高超的手藝逐漸打響了名聲。生意好不説，還籠絡到一羣忠實的顧客。在兒子大學畢業那年，老鄭的檔口換成了店鋪，名字也改成了“老鄭東北菜”。自此，老鄭的夢想逐漸成真，他的餐飲做的風生水起，而一直向前奔着的老鄭，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八年。
2016年秋天，62歲的老鄭與妻子關停了在北京的生意，他覺得自己這匹老馬是時候停下來休息了。然而回到富區後，土生土長的老鄭竟然開始無法適應富區的節奏。他無法認可昔日同事的行為作風，就正如這些同事無法理解他在北京的打拼經歷。老鄭開始覺得富拉爾基在他去北京的這些年裏，不僅沒有發展反而倒退了許多。老鄭的感覺沒有錯，2016年的富拉爾基，數得上的企業只剩下一重和被建龍收購的北滿特鋼。而富拉爾基的職工平均工資，約等於當年北京市平均工資的五分之一。
從北京到富區如此大的落差讓老鄭感覺各個方面都不適應。“很陌生，再也不是記憶裏那個繁華的富拉爾基了，像是回到了農村。”除了生活節奏，東北的嚴寒氣候也不歡迎歸鄉的老年人。
於是在2017年的春天，老鄭低價賣掉了在富區的房子，被定居鄭州的兒子接了過去。
鄭州的生活節奏比北京慢了不少，但又沒有像富區那樣停滯，老鄭覺得很滿意，但歇了一陣的老鄭總是覺得過於清閒的日子不得勁，於是閒不下來的他繼續開了一家小店，取名老鄭快餐，店裏的招牌菜依舊是溜肉段和地三鮮。
如今店裏的生意很好，老鄭的手藝得到了很多在鄭州生活的東北人的認可，到了餐點時間，店裏熱熱鬧鬧的交談聲裏有一半多都是東北口音。
“年底趁着放假和你高阿姨我們兩個準備去三亞過年，人老了總想往暖和地方跑。就和那鳥兒一樣。”
“就像是每年冬天南遷的齊齊哈爾丹頂鶴嗎？”我問。
“齊齊哈爾呀...”老鄭沉默了一會。
“不一樣，那些丹頂鶴還會飛回去，我們呀，回不去了。”老鄭起身收拾起了桌子。
圖二：老鄭和妻子2017年夏遊黃河留念
1970年陳叔：“掌上明珠”怎麼就不亮了呢？
陳叔曾是老鄭北京店裏的常客，一週總有一兩天能在老鄭的店裏看到他，這些年他看着老鄭的飯店由小到大，説起來也算是見證了老鄭的奮鬥史。直到老鄭離開北京，沒地吃飯的陳叔才恍惚記起自己來北京也有十年的時間了。
陳叔也是富拉爾基人，比老鄭小十幾歲，老鄭剛來北京那會兒，陳叔還是富區北滿鋼廠的一名工人。雖然那時候下崗大潮來勢洶洶，但陳叔覺得鋼廠這麼大的集體應該不會有事。同樣沒怎麼擔心的還有陳叔的妻子陳嬸，陳嬸是國營富拉爾基紡織廠的一名女工，幾年的奮鬥，讓她當上了組裏的一個小領導。
儘管富紡在1996年經歷了部分倒閉，但陳嬸依舊對它的發展保持信心。
所以，陳嬸怎麼也沒想到，在廠裏廣播循環播放着歌曲《走進新時代》，全國人民翹首以盼着新世紀的1999年，她的名字會出現在工廠下崗人員的名單上。但其實不難想象，只要陳嬸再細心一點，她肯定能發現倉庫裏囤積的原料和賣不出去的成品，以及領導開完會回來後陰沉的臉色。那次的名單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名字，陳嬸組裏的工人無一倖免。
如此一來養活全家人的擔子落在了陳叔一個人身上，可陳叔的工資是死的，縱使陳叔有三頭六臂能承擔幾個人的工作，那時候的北滿鋼廠也不需要再多的人了。
據統計，1998年至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這些下崗職工主要集中在老工業基地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其中東北三省就佔據了28%的比重；而從行業分佈來看，下崗主要集中在煤炭、紡織、機械、軍工等困難行業。
2000年的春天，陳叔終於在廠裏新發的下崗名單裏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他鬆了一口氣，這種感覺就彷彿一個接受痛苦凌遲的人終於得到了結束性命的痛快一刀。但陳叔想不明白，不是説鋼廠是新中國的“掌上明珠”嗎，這明珠在改革開放新時代怎麼就不亮了呢？
後來在外打拼多年的陳叔想明白了，“富拉爾基是改革開放的春風吹不到的地方，那裏的春風只存在於工廠廣播和卡拉OK之中”。
沒有工作的陳叔和陳嬸開始倒騰生意，賣水果。但那個時候的東北城鎮，工廠幾乎是城市的主體，如果把幾個工廠的廠區和職工住宅區都去掉，那富拉爾基大概只能剩下一兩個公園。所以在富拉爾基這樣一座工業重鎮來做生意，難度可想而知。
圖三：陳叔和陳嬸在富拉爾基的家
第二年的春天，實在幹不下去的夫妻二人決定外出打工，把六歲的女兒小陳留給奶奶照顧，陳叔和陳嬸踏上了開往大連的火車。
剛到大連時，沒什麼技能的夫妻二人是露天人才市場的常客，陳叔和陳嬸每天在脖子上掛條繩拴着白板，白板上寫着能幹的工作，就這樣在人才市場等機會。可機會哪兒會那麼容易就來，有時候陳叔和陳嬸從天矇矇亮等到天完全黑下來也沒有活做。“很多黑龍江人都去了大連找工作，但我們又沒什麼手藝，只能乾點體力活，沒競爭力。”
後來陳叔和陳嬸經人介紹開起了出租車，因為容易上手又無需太多技能，出租車司機這個職業成為了當時下崗職工的就業首選。“除了時間長點，但起碼不用風吹日曬，挺好。”那段時間日子漸漸有了起色，陳叔和陳嬸從一輛車兩人黑白倒班到添置新車一人一輛，連每月寄回家的錢都翻了番。
陳叔開始和陳嬸商量，照這個形勢下去，夫妻兩人再多賺一點錢就回富區，繼續開出租車。“回富拉爾基錢賺少點也沒關係，就這一個女兒，不愁吃穿就行。”陳叔不放心家裏留守的一老一少，“不都説父母在不遠行嘛，我爸不在了，我得照顧好我媽。”
2006年夏天，陳叔和陳嬸回到了富區，因為母親生病了。老人開始總是咳嗽，乾咳，但她沒怎麼在意，總覺得人老了身體有點小毛病避免不了，直到陳叔的女兒在一天放學回家後，發現奶奶竟然咳出了血，陳叔和陳嬸這才知道不對勁。
富區醫院的醫生勸陳叔早點帶老人去大醫院治療，陳叔便拖家帶口去了北京。老人在北京腫瘤醫院被確診為肺癌晚期，陳叔不知道這和富區的環境有沒有關係，“之前大家説富區癌症高發我還不信，沒想到家人就趕上了。”
儘管肺癌晚期的治癒率非常低，但陳叔還是覺得能走一步是一步，所以老人在醫院接受治療，陳叔也就在北京重新開起了出租車。那段時間的陳叔和陳嬸每天醫院和出租屋兩頭跑，一人照看老人，另一個人還要繼續跑出租，順帶着做好女兒的三餐。“是真的苦，刨去治療費不説，上有老下有小，北京生活成本又高，你不拼還能怎麼辦？”
升上初中的小陳總是和奶奶講，2008年北京要開奧運會，奶奶一定要好起來，到時候全家一起去鳥巢看開幕式。奶奶握着小陳的手答應了幾次，但最終，奶奶還是沒能在鳥巢看到奧運會開幕式，她在2008年的年初走了。
春天到來的時候，因為那場盛事的臨近，北京的遊客異常的多，這對於出租車司機來説無疑是個絕佳的機會。但陳叔請了一個月的假，全家一起回到了富拉爾基。家鄉的習俗是逝者入土為安，但老人走那會兒天太冷，整個富拉爾基都被凍住了，如今到了春天，冰雪消融，黑土地才開始逐漸解凍。陳叔將母親的骨灰和父親合葬，“我媽肯定是想陪我爸喝酒了。”
處理完母親的後事，陳叔賣掉了富拉爾基的房子，繼續回北京開出租。
2009年陳叔和陳嬸在燕郊貸款買了一套房，那時候北京及其周邊的房價還沒有現在這麼可怕，“既然回不去了，總得有個家”。
如今的陳叔依然在開着出租，陳嬸在小區盤下了一小間門店做生意，賣日用百貨，生意還不錯。兩套房子的房貸還沒有還完，不過壓力也不大。其中地理位置更好的那套房子被陳叔租了出去，因為離地鐵站更近，受上班族的青睞。
1982年梁磊：“從沒想過我的學校有一天會消失”
富區還回得去嗎？這個問題如果讓現在的梁磊來回答，他會毫不猶豫地講“回不去”；但如果問到十幾年前的梁磊，他會信誓旦旦的説“回的去呀”。
1982年冬天的一個傍晚，老鄭工作的富紡飯店一如既往的開張營業，成羣結隊的下班工人帶着一身冷氣湧進不大卻温暖的飯店，舉起酒杯消去勞作一天的疲憊。而就在飯店幾公里外的甲區，伴隨着一聲清脆的啼哭，梁磊出生了。
出生在年關的梁磊祖籍山東，曾祖父作為闖關東大潮中的一員落户在了富拉爾基。梁磊還記得小時候看家裏的户口本，籍貫那一欄寫着山東省武城縣，“後來還特意去查過這個武城縣，發現被德州給合併了，現在是德州下面的一個區。”
梁磊對小時候的記憶就是自由快樂，那時候的富拉爾基工業發達，基礎設施完善，社會井然有序，人們生活幸福，放眼望去，到處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富區的幾個大型國營工廠都有配套的學校，醫院，食堂，電影院，少年宮，俱樂部，洗澡堂，儼然一個五臟俱全的小型社會。從廠辦的幼兒園畢業，直接升到廠辦小學，初中，然後高中，少數人考上大學，多數人讀個職工大學或者電大技術學校，畢業之後就進入了工廠，這是那個年代幾乎80%工廠孩子的命運。但梁磊，成為了剩下的20%。
梁磊的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是富拉爾基鐵路局的工人，老人們到了年齡，梁磊的父母就接班老一輩，進了富拉爾基鐵路系統。“那時候的工作就彷彿世襲一樣，不管你什麼水平都能子承父業。”梁磊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北鋼四中度過的，當時的北鋼四中是北滿鋼廠的配套學校，小學和初中一體，讀完初中就能直接升入北鋼三中繼續讀高中。
高中的男孩大多叛逆貪玩，梁磊也不例外，踢足球，打枱球，泡遊戲廳，逃課去網吧，各種玩的都被他試了個遍。等到高三的時候知道努力了，梁磊每天五點鐘起牀背書，學到後半夜才上牀睡覺，度過了地獄般的高三一年，但18歲那年的高考，梁磊的成績還是不理想。
梁磊媽媽給出的選擇是復讀一年或者入伍去當兵，梁磊沒怎麼猶豫就選擇了入伍當兵，之所以這麼快就做出決定，一來是高三的魔鬼訓練梁磊再也不想經歷一遍，二來是那時候當兵退伍之後是可以安置工作的，梁磊計劃得很好，“回來之後進富拉爾基鐵路局，考個火車司機什麼的，比較安穩”。
2000年秋天，18歲的梁磊按照他的計劃離開了富拉爾基，被分配到了內蒙古某軍區，成為了一名入伍新兵。當時的招兵門檻很低，部隊戰士的文化水平基本都是初中畢業，像梁磊這樣完整讀完高中，參加過高考的，整個連隊100多個新兵裏就他一個。在同批兵們基本上連字都寫不太好的情況下，梁磊成為了連隊裏秀才一樣的存在，寫東西，出新聞剪報，逢着晚會排練節目，都成了梁磊的工作。
梁磊那時候想的是當完兩年兵就等着安排工作，回富拉爾基鐵路局。
但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入伍的第二年，連長拿着軍校的報名表來找他，説這一屆裏最看好的就是他，説完就把報名表塞進了梁磊懷裏。於是梁磊稀裏糊塗的報了名，之後每天訓練完抽時間準備考試，“當時就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態，因為決定好要回富拉爾基了，但沒想到就考上了。”
20歲的梁磊並不知道這場考試改變了他之後的人生軌跡，就正如八九十年代的富拉爾基工廠工人從未想過他們有一天會離開富拉爾基。
2002年梁磊考上了西安的一所武警類軍校，2006年軍校畢業時，梁磊發現，他回不去富拉爾基了。軍校的政策是從哪裏考過來畢了業就分配回哪裏去，梁磊是在內蒙古當兵時報考的，所以他只能被分配到呼和浩特。
回不去富區的梁磊回到了內蒙古呼和浩特，在當地武警部隊一呆就是十年。2015年年底，面臨轉業的梁磊猶豫了。這次的轉業不同於上次，梁磊對於轉去哪裏擁有完全自主的選擇權與決定權。部隊的政策是可以轉回原籍即父母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回到配偶的户籍所在地。
但這一次梁磊依舊沒有回去富拉爾基，因為2011年的時候他與呼和浩特的本地姑娘結了婚，“在這邊娶妻生子，什麼都安定下來了，也生活了這麼多年，安土重遷，習慣了也就回不去了。”所以那一年的轉業，梁磊留在了呼和浩特政府的機關部門。
“曾經也有機會調去北京武警總部和天津武警院校，都讓我拒絕了，放不下這邊（呼和浩特）的基礎”，對於梁磊來説，去北京天津這種大城市和回富拉爾基是一樣的，他怕被淹沒，前者是被淹沒在人潮人海里，而後者，是被淹沒在衰落小鎮的寒冬裏。
前幾年的時候梁磊在呼和浩特給父母買了房，房子的位置很好，交通便利，商圈環繞，基礎設施齊全，不僅離他住的小區很近，而且樓下就是個不小的公園。但最初那幾年，不管梁磊怎麼勸説，父母就是不搬過來住。後來孫子的出生才讓兩位老人鬆了口，答應每年冬天搬過來住順便照顧孩子，等到夏半年再搬回富拉爾基。“我爸媽離不開富區，他們的親戚朋友同事都在那邊，怎麼可能説斷就斷。”
斷不了的其實不只是父母，梁磊也是。每次回富拉爾基，梁磊總是要抽出一兩天的時間，把整個富區都走一遍。“哪怕時間再緊張，也要留出時間一個人出去，也不打車也不騎車，就來回走，東南西北到處走。”
圖四：梁磊手機裏的富拉爾基照片
圖五：梁磊手機裏的富拉爾基照片
在梁磊的記憶裏，富拉爾基的紅岸公園永遠是個鮮活的存在，冬天滑冰夏天游泳，在嫩江折騰一通之後就去公園裏看動物。“那時候一進公園就找熊看，順着熊洞外的欄杆往裏瞄，運氣好的時候就能看見爬出洞的黑熊。”
除了公園裏的黑熊，小時候梁磊的幸福還來源於一種被當地人稱作“天天兒”的植物。夏天的午後，捉蜻蜓，摘熟透的天天兒吃，是梁磊那個年代富區小孩子最大的樂趣。
工作之後，梁磊總是想起那個味道。
他在呼和浩特找了很久也沒發現天天兒的痕跡，當地的朋友更是聽都沒聽過這個名字。後來梁磊去查了這種植物的學名，“它叫龍葵，就是仙劍奇俠傳裏劉詩詩演的那個角色”，但梁磊問當地人哪裏可以找到龍葵，他們也不知道。“我給他們形容龍葵成熟的時候是紫色的，沒成熟的時候是綠色的，特別好吃，但他們都沒聽過”，“可能只有黑龍江人才知道天天兒有多好吃”。
“有一陣一直惦記着，想找個機會從富區帶過來一株，養在花盆裏。”移植天天兒的問題終於在去年得到了解決，梁磊單位的一個黑龍江朋友回家的時候帶來了一株，連着土塊用手絹精心的包裹好，再放進皮箱裏帶回了呼和浩特。幾個早已思念這個味道上癮的東北老鄉，一人一小個枝杈分了這株天天兒。梁磊把自己那份拿回去種在了陽台的花盆裏，沒想到那株天天兒竟頑強的存活了下來。“有時候會覺得這株天天兒就像是我們這些從富拉爾基走出來的孩子，各自在新的環境裏頑強的生存着。”
梁磊覺得他對於天天兒的迷戀是一種成年人説不出口的鄉愁，“味道對於我來説就像是一條時空隧道，人回不去，就只能從味覺上，尋找一點寄託。”但其實，梁磊的鄉愁又何止一株天天兒。
幾年前網上流行過一段話，“多希望有一天突然驚醒，發現自己在一節課上睡着了，一覺醒來還在初中的教室裏。老師的粉筆迎面而來砸到你的臉上，提醒你，上課不要睡覺。你告訴同桌，説做了個好長的夢。同桌罵你***，叫你好好聽課。你看着窗外的球場，陽光灑在臉上，一切都那麼熟悉，一切還充滿希望！”梁磊第一次看到時就想起了他的初中生涯。那時候的北鋼四中就在嫩江邊上，離江面很近，上課時推開窗，都能聽見江水嘩啦啦的聲音。
後來初中同學們在微信羣裏聊天，大家懷念過往時光的時候紛紛感嘆，“那麼大一學校，怎麼説沒就沒了呢。”梁磊也覺得不可思議，他讀小學初中的北鋼四中，讀高中的北鋼三中，在他離開富拉爾基後，悄無聲息的消失了。去年過年的時候他回富拉爾基，走到北鋼四中的舊址，發現那裏已經變成了一所養老院。
“不知道住在那裏的老人夏天的時候還能不能聽到窗外嫩江水流的聲音。”
圖六：梁磊拍攝的嫩江江岸
梁磊去年的時候問父親，“再過十年或者二十年，目前在富拉爾基的這些老年人都去世了以後，這裏沒有新人，而年輕人都在外流，不斷的往外走，大街小巷都貼滿了賣房的小廣告，那富拉爾基會不會變成一座空城，消失在地圖上的一座空城。”
父親在斬釘截鐵地説不可能之後，陷入了沉默，沒再解釋。
那時候的梁磊在心裏反駁父親，“我小時候，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的小學，我的初中，我的高中都會消失。但這些從來都不敢想的事卻變成了事實，那富拉爾基有一天會不會也消失呢？”
梁磊沒有説出口，和父親一起陷入沉默。
儘管“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十幾年來被一次又一次的提及，但對於富拉爾基這座工業重鎮來説，振興之路顯得尤為艱難。無數的老鄭、陳叔和梁磊離開了富拉爾基，雖然這裏承載過他們的喜樂悲歡，記錄過他們曾奮力書寫的人生故事，擁有過他們最難忘的美好回憶，但離開總有各種各樣的理由。
一代又一代的人頭也不回的離開了富拉爾基，面對這些離開的人們，富拉爾基這座曾經的工業重鎮從來不説話，直到離開的人越來越多，直到離開成為一種趨勢。
而富拉爾基的故事，發生在每一個東北小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