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此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设计系列展示（六）。
作者 | 赵明阳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专业硕士
指导老师 | 卞冬磊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排版 | 黄雯
电厂的大门还挺立在那里，门前的路连带着几条从电厂延伸出去的拉煤线，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没有人走过也没有人清理，厂里的废弃火车头停放在空地上，被沙土和废旧的零件围着，远处工厂零星的烟囱升起滚滚白烟，又逐渐消散在灰蒙蒙的天空中。
这里是富拉尔基，一座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齐齐哈尔的工业重镇。
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达斡尔族小渔村，在50年代受政策影响一下子变成全国最著名的新兴工业重镇。那时候的富拉尔基到处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矗天的烟囱在云霄上绽开黑牡丹，轰鸣的机器声响彻北满大草原，俨然一片钢铁森林。
然而如今，这里辉煌褪去，90年代末那场轰轰烈烈的下岗大潮余波未平，小镇人口从鼎盛时期的30万锐减到常住人口不足10万，离别与出走成为常态，一切就像《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里唱的那样，“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
图一：富拉尔基废弃的工厂
1954年老郑：“人生就像一匹不断向前奔着的马”
那是1990年的春天，富拉尔基积攒了一个冬天的雪还没有融化，老郑心头的冰倒是先融化了。
1954年出生的老郑属马，按照他的说法，他的人生就仿佛一匹不断向前奔着的马。经历了知青下放，1975年返城的他被分配到了富拉尔基的一个小工厂。老郑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争当先进青年，这家小工厂就支撑不住倒闭了。小工厂倒闭之后老郑再次被命运的大手一挥，分配到当时富区数一数二的大厂“国营富拉尔基纺织厂”，成为了一名上料工。
那个时候各行各业的界限尚且没有如今这样明确，机缘巧合之下，老郑由一名富纺的上料工被领导选调到富纺饭店当厨师。当时的老郑并不知道从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开始和厨房绑定，他只知道饭店厨师这活不好干，又累又脏时间还长，老郑想过很多次和领导申请调岗，但还没等申请，老郑的名声倒是先一步打响了。
可能是有做厨师的天分，老郑的手艺在一天天的磨练中愈加纯熟，开始有好多单位的领导来找老郑炒菜。就在老郑觉得饭店厨师这个岗位也不错时，富纺饭店在1988年的秋天倒闭了，下岗的老郑感觉自己和富拉尔基的冬天一起冻上了。
所以当工厂饭店开始实施承包制的消息随着春风吹进这座东北工业重镇的时候，老郑觉得自己心头的冰开始融化了，梦想也随着春天的到来开始发芽生长。他决定要承包黑龙江化工厂的饭店，“人总要拼一拼，向前奔”。
做出决定之后，老郑和妻子小高开始研究承包饭店所需要的申请材料。“不会写呀，那时候哪里看过这种东西，只能自己琢磨”，初中文化水平的两人连着挑灯熬了好几个夜晚，总算拿出一份看上去比较像样的申请书。尽管这份申请书里详细的写清了承包之后饭店要如何经营，怎样管理，大到一年业绩小到桌椅摆放，但老郑还是担心，因为全区竞标的不止他一人，“报上去之后还要综合考虑你这个人的政治素养，整体都过关了才行”。
1990年的夏天，老郑承包的饭店在嫩江边上正式开业了，取名兴旺饭店。
不知道是不是沾了名字的光，饭店的生意十分兴隆，每天都有很多附近工厂的工人下了班在门口排队等位，老郑的饭店成了全区最热闹的一处，“90年代富区工厂效益高，厂里有钱，大家看哪里做的好就去哪里吃，下了班成队成队的来”。
老郑后来回忆，觉得那时候店里生意那么好也可能和饭店位置选的好有关。富拉尔基这个名字源自于音译的达斡尔语，意为“红色的江岸”。“我的店就开在嫩江边上，红岸公园对面，可不就顺应着这个红色的江岸，想不兴旺都难。”
但记不清从哪天起，老郑的饭店真的不兴旺了，店里的常客越来越少，各个工厂挂的账却越来越多。“黑化总是挂票子（记账），欠了七八万也不还，其他厂也是，店里资金链断了我也觉得干够了”。
这一年是1996年，富区所有工厂的效益都在下降，整个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预期增速。80年代曾繁华至极的国营富拉尔基纺织厂宣布部分破产，这个消息带来的效应就像是第一张被推翻的多米诺骨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小工厂没撑住接连破产的噩耗。工厂倒闭，下岗的人多了，老郑的店也就黄了。
然而，外出务工对于富拉尔基的下岗工人来说也是困难重重。
这些工人从小到大生活的空间有限，他们早已习惯了工厂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的只是在工厂螺丝钉般随时可以被取代的工作技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工人和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或者20世纪美国福特先生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没有自己的一技之能，外出务工也只能干苦力。
于是八九十个富区下岗工人听说二百多里地外的大庆小油田有活干，便一蜂窝地涌了过去。当了几个月采油工，早出晚归，脏活累活都干了个遍，结果遇上了一直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大家在富区待久了，对拖欠工资这事儿有了阴影，几个工友围起来一商量，一咬牙都决定去外地，“工作机会肯定会比东北多，拖欠工资这种事肯定要比东北少，大地方，有处去说理”。那一年，四十多岁的老郑生平头一次离开黑龙江，坐上南下的火车开始了他的离乡打工生涯。
老郑的目的地是深圳，因为听说那里是国家设立的经济特区，发展好，赚钱容易，气候又适宜，不像东北，一年中有六个月都是天寒地冻。老郑的计划是先坐火车到北京，在北京待几天，“出来一趟，好歹要到天安门看看升国旗”，见见祖国的首都，再坐火车去深圳。
等老郑在北京见了天安门，早起看完了升旗，准备买票去深圳的时候，售票窗口甩出的一句“证明呢”让老郑傻了眼。后来的老郑才得知，那时候去深圳，是要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局开进深圳的路条的。考虑到往返东北的火车票价格，老郑摸了摸兜儿，留在了北京。
留在北京的老郑在郊区租了一间房子，房租一个月150块，不算便宜，这个钱在富区能住一年，但老郑觉得钱花的值得，因为这表示着自己在北京安定了下来，同样安定下来的，还有老郑的梦想。
老郑喜欢北京，可北京却好像并不太欢迎老郑。
和老郑一起来的朋友，几个都被遣返回了黑龙江。1998年的北京对外来人口的管控很严，老郑甚至觉得在火车站多呆一会，只要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就会被遣返，凑够一波送回黑龙江。“那时候逮到就让你签字，大伙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是要干啥。后来发现了，签了字就会被拘留，罚款。”
留在北京就要办暂住证，一年84块钱，老郑觉得太贵，不想花这个钱。
遇上几次派出所半夜抽查，没有暂住证的老郑就只能跑，前几次运气好没被发现，后来因为白天工作太累晚上睡得沉，没来得及跑，被抓去派出所花钱补办了证件。
那时候的老郑甚至想过实在不行就回富拉尔基，“当时有点破罐子破摔，我都想好了再针对我我就直接回富区去，后来冷静下来觉得不行，回富区能干啥呢？”
过了最初的适应期，老郑开始了他的生意，当初租房的时候老郑有考察过周边环境，发现附近有一家比较大的商场，但商场附近的小饭店并不多，于是厨师出身的他决定卖东北菜的盒饭。老郑在家做好饭菜之后，推着小车到商场门口卖，两块钱一份的盒饭一个中午能卖掉四五十份。手艺好分量大定价又合理，老郑的小野摊子很快受到了追捧，一天从四五十份到七八十份，忙碌起来的老郑开始往家里寄钱，除了要时不时躲避城管的检查，老郑觉得自己的生活透进了光亮。
1999年的夏天，老郑的儿子高中毕业，考去了青岛，老郑执意要儿子选计算机专业，理由是掌握一项实用的技能总是好的。“家里人在东北没见过世面不知道，我在北京我能感受到计算机今后的发展。”
儿子去青岛读书后，老郑的妻子小高也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富区的工厂除了大一点的老牌国营，其余都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有本事的人都搬走了，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五六口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而老郑的生意好到每天能卖出一百多份盒饭。
秋天的时候，整个北京都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国庆那天老郑难得空出时间和妻子小高去天安门看了庆祝典礼。在锣鼓与欢呼声中，老郑觉得那一刻的自己离富区特别远。“当时很想知道在富拉尔基，人们是不是也像北京这么快乐。”
秋天结束的时候，老郑从郊区搬到了朝阳，把野摊子换成了档口。做牌匾的时候师傅问老郑写什么名字，老郑想起了兴旺饭店，但他转口说道“就写老郑快餐吧”。
同期的档口有二三十家，竞争压力大，但老郑的档口凭借着高超的手艺逐渐打响了名声。生意好不说，还笼络到一群忠实的顾客。在儿子大学毕业那年，老郑的档口换成了店铺，名字也改成了“老郑东北菜”。自此，老郑的梦想逐渐成真，他的餐饮做的风生水起，而一直向前奔着的老郑，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八年。
2016年秋天，62岁的老郑与妻子关停了在北京的生意，他觉得自己这匹老马是时候停下来休息了。然而回到富区后，土生土长的老郑竟然开始无法适应富区的节奏。他无法认可昔日同事的行为作风，就正如这些同事无法理解他在北京的打拼经历。老郑开始觉得富拉尔基在他去北京的这些年里，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许多。老郑的感觉没有错，2016年的富拉尔基，数得上的企业只剩下一重和被建龙收购的北满特钢。而富拉尔基的职工平均工资，约等于当年北京市平均工资的五分之一。
从北京到富区如此大的落差让老郑感觉各个方面都不适应。“很陌生，再也不是记忆里那个繁华的富拉尔基了，像是回到了农村。”除了生活节奏，东北的严寒气候也不欢迎归乡的老年人。
于是在2017年的春天，老郑低价卖掉了在富区的房子，被定居郑州的儿子接了过去。
郑州的生活节奏比北京慢了不少，但又没有像富区那样停滞，老郑觉得很满意，但歇了一阵的老郑总是觉得过于清闲的日子不得劲，于是闲不下来的他继续开了一家小店，取名老郑快餐，店里的招牌菜依旧是溜肉段和地三鲜。
如今店里的生意很好，老郑的手艺得到了很多在郑州生活的东北人的认可，到了餐点时间，店里热热闹闹的交谈声里有一半多都是东北口音。
“年底趁着放假和你高阿姨我们两个准备去三亚过年，人老了总想往暖和地方跑。就和那鸟儿一样。”
“就像是每年冬天南迁的齐齐哈尔丹顶鹤吗？”我问。
“齐齐哈尔呀...”老郑沉默了一会。
“不一样，那些丹顶鹤还会飞回去，我们呀，回不去了。”老郑起身收拾起了桌子。
图二：老郑和妻子2017年夏游黄河留念
1970年陈叔：“掌上明珠”怎么就不亮了呢？
陈叔曾是老郑北京店里的常客，一周总有一两天能在老郑的店里看到他，这些年他看着老郑的饭店由小到大，说起来也算是见证了老郑的奋斗史。直到老郑离开北京，没地吃饭的陈叔才恍惚记起自己来北京也有十年的时间了。
陈叔也是富拉尔基人，比老郑小十几岁，老郑刚来北京那会儿，陈叔还是富区北满钢厂的一名工人。虽然那时候下岗大潮来势汹汹，但陈叔觉得钢厂这么大的集体应该不会有事。同样没怎么担心的还有陈叔的妻子陈婶，陈婶是国营富拉尔基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几年的奋斗，让她当上了组里的一个小领导。
尽管富纺在1996年经历了部分倒闭，但陈婶依旧对它的发展保持信心。
所以，陈婶怎么也没想到，在厂里广播循环播放着歌曲《走进新时代》，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着新世纪的1999年，她的名字会出现在工厂下岗人员的名单上。但其实不难想象，只要陈婶再细心一点，她肯定能发现仓库里囤积的原料和卖不出去的成品，以及领导开完会回来后阴沉的脸色。那次的名单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陈婶组里的工人无一幸免。
如此一来养活全家人的担子落在了陈叔一个人身上，可陈叔的工资是死的，纵使陈叔有三头六臂能承担几个人的工作，那时候的北满钢厂也不需要再多的人了。
据统计，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这些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东北三省就占据了28%的比重；而从行业分布来看，下岗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
2000年的春天，陈叔终于在厂里新发的下岗名单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松了一口气，这种感觉就仿佛一个接受痛苦凌迟的人终于得到了结束性命的痛快一刀。但陈叔想不明白，不是说钢厂是新中国的“掌上明珠”吗，这明珠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怎么就不亮了呢？
后来在外打拼多年的陈叔想明白了，“富拉尔基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不到的地方，那里的春风只存在于工厂广播和卡拉OK之中”。
没有工作的陈叔和陈婶开始倒腾生意，卖水果。但那个时候的东北城镇，工厂几乎是城市的主体，如果把几个工厂的厂区和职工住宅区都去掉，那富拉尔基大概只能剩下一两个公园。所以在富拉尔基这样一座工业重镇来做生意，难度可想而知。
图三：陈叔和陈婶在富拉尔基的家
第二年的春天，实在干不下去的夫妻二人决定外出打工，把六岁的女儿小陈留给奶奶照顾，陈叔和陈婶踏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
刚到大连时，没什么技能的夫妻二人是露天人才市场的常客，陈叔和陈婶每天在脖子上挂条绳拴着白板，白板上写着能干的工作，就这样在人才市场等机会。可机会哪儿会那么容易就来，有时候陈叔和陈婶从天蒙蒙亮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也没有活做。“很多黑龙江人都去了大连找工作，但我们又没什么手艺，只能干点体力活，没竞争力。”
后来陈叔和陈婶经人介绍开起了出租车，因为容易上手又无需太多技能，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成为了当时下岗职工的就业首选。“除了时间长点，但起码不用风吹日晒，挺好。”那段时间日子渐渐有了起色，陈叔和陈婶从一辆车两人黑白倒班到添置新车一人一辆，连每月寄回家的钱都翻了番。
陈叔开始和陈婶商量，照这个形势下去，夫妻两人再多赚一点钱就回富区，继续开出租车。“回富拉尔基钱赚少点也没关系，就这一个女儿，不愁吃穿就行。”陈叔不放心家里留守的一老一少，“不都说父母在不远行嘛，我爸不在了，我得照顾好我妈。”
2006年夏天，陈叔和陈婶回到了富区，因为母亲生病了。老人开始总是咳嗽，干咳，但她没怎么在意，总觉得人老了身体有点小毛病避免不了，直到陈叔的女儿在一天放学回家后，发现奶奶竟然咳出了血，陈叔和陈婶这才知道不对劲。
富区医院的医生劝陈叔早点带老人去大医院治疗，陈叔便拖家带口去了北京。老人在北京肿瘤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陈叔不知道这和富区的环境有没有关系，“之前大家说富区癌症高发我还不信，没想到家人就赶上了。”
尽管肺癌晚期的治愈率非常低，但陈叔还是觉得能走一步是一步，所以老人在医院接受治疗，陈叔也就在北京重新开起了出租车。那段时间的陈叔和陈婶每天医院和出租屋两头跑，一人照看老人，另一个人还要继续跑出租，顺带着做好女儿的三餐。“是真的苦，刨去治疗费不说，上有老下有小，北京生活成本又高，你不拼还能怎么办？”
升上初中的小陈总是和奶奶讲，2008年北京要开奥运会，奶奶一定要好起来，到时候全家一起去鸟巢看开幕式。奶奶握着小陈的手答应了几次，但最终，奶奶还是没能在鸟巢看到奥运会开幕式，她在2008年的年初走了。
春天到来的时候，因为那场盛事的临近，北京的游客异常的多，这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无疑是个绝佳的机会。但陈叔请了一个月的假，全家一起回到了富拉尔基。家乡的习俗是逝者入土为安，但老人走那会儿天太冷，整个富拉尔基都被冻住了，如今到了春天，冰雪消融，黑土地才开始逐渐解冻。陈叔将母亲的骨灰和父亲合葬，“我妈肯定是想陪我爸喝酒了。”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陈叔卖掉了富拉尔基的房子，继续回北京开出租。
2009年陈叔和陈婶在燕郊贷款买了一套房，那时候北京及其周边的房价还没有现在这么可怕，“既然回不去了，总得有个家”。
如今的陈叔依然在开着出租，陈婶在小区盘下了一小间门店做生意，卖日用百货，生意还不错。两套房子的房贷还没有还完，不过压力也不大。其中地理位置更好的那套房子被陈叔租了出去，因为离地铁站更近，受上班族的青睐。
1982年梁磊：“从没想过我的学校有一天会消失”
富区还回得去吗？这个问题如果让现在的梁磊来回答，他会毫不犹豫地讲“回不去”；但如果问到十几年前的梁磊，他会信誓旦旦的说“回的去呀”。
1982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老郑工作的富纺饭店一如既往的开张营业，成群结队的下班工人带着一身冷气涌进不大却温暖的饭店，举起酒杯消去劳作一天的疲惫。而就在饭店几公里外的甲区，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梁磊出生了。
出生在年关的梁磊祖籍山东，曾祖父作为闯关东大潮中的一员落户在了富拉尔基。梁磊还记得小时候看家里的户口本，籍贯那一栏写着山东省武城县，“后来还特意去查过这个武城县，发现被德州给合并了，现在是德州下面的一个区。”
梁磊对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自由快乐，那时候的富拉尔基工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井然有序，人们生活幸福，放眼望去，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富区的几个大型国营工厂都有配套的学校，医院，食堂，电影院，少年宫，俱乐部，洗澡堂，俨然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社会。从厂办的幼儿园毕业，直接升到厂办小学，初中，然后高中，少数人考上大学，多数人读个职工大学或者电大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工厂，这是那个年代几乎80%工厂孩子的命运。但梁磊，成为了剩下的20%。
梁磊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是富拉尔基铁路局的工人，老人们到了年龄，梁磊的父母就接班老一辈，进了富拉尔基铁路系统。“那时候的工作就仿佛世袭一样，不管你什么水平都能子承父业。”梁磊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北钢四中度过的，当时的北钢四中是北满钢厂的配套学校，小学和初中一体，读完初中就能直接升入北钢三中继续读高中。
高中的男孩大多叛逆贪玩，梁磊也不例外，踢足球，打台球，泡游戏厅，逃课去网吧，各种玩的都被他试了个遍。等到高三的时候知道努力了，梁磊每天五点钟起床背书，学到后半夜才上床睡觉，度过了地狱般的高三一年，但18岁那年的高考，梁磊的成绩还是不理想。
梁磊妈妈给出的选择是复读一年或者入伍去当兵，梁磊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入伍当兵，之所以这么快就做出决定，一来是高三的魔鬼训练梁磊再也不想经历一遍，二来是那时候当兵退伍之后是可以安置工作的，梁磊计划得很好，“回来之后进富拉尔基铁路局，考个火车司机什么的，比较安稳”。
2000年秋天，18岁的梁磊按照他的计划离开了富拉尔基，被分配到了内蒙古某军区，成为了一名入伍新兵。当时的招兵门槛很低，部队战士的文化水平基本都是初中毕业，像梁磊这样完整读完高中，参加过高考的，整个连队100多个新兵里就他一个。在同批兵们基本上连字都写不太好的情况下，梁磊成为了连队里秀才一样的存在，写东西，出新闻剪报，逢着晚会排练节目，都成了梁磊的工作。
梁磊那时候想的是当完两年兵就等着安排工作，回富拉尔基铁路局。
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入伍的第二年，连长拿着军校的报名表来找他，说这一届里最看好的就是他，说完就把报名表塞进了梁磊怀里。于是梁磊稀里糊涂的报了名，之后每天训练完抽时间准备考试，“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因为决定好要回富拉尔基了，但没想到就考上了。”
20岁的梁磊并不知道这场考试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就正如八九十年代的富拉尔基工厂工人从未想过他们有一天会离开富拉尔基。
2002年梁磊考上了西安的一所武警类军校，2006年军校毕业时，梁磊发现，他回不去富拉尔基了。军校的政策是从哪里考过来毕了业就分配回哪里去，梁磊是在内蒙古当兵时报考的，所以他只能被分配到呼和浩特。
回不去富区的梁磊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在当地武警部队一呆就是十年。2015年年底，面临转业的梁磊犹豫了。这次的转业不同于上次，梁磊对于转去哪里拥有完全自主的选择权与决定权。部队的政策是可以转回原籍即父母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回到配偶的户籍所在地。
但这一次梁磊依旧没有回去富拉尔基，因为2011年的时候他与呼和浩特的本地姑娘结了婚，“在这边娶妻生子，什么都安定下来了，也生活了这么多年，安土重迁，习惯了也就回不去了。”所以那一年的转业，梁磊留在了呼和浩特政府的机关部门。
“曾经也有机会调去北京武警总部和天津武警院校，都让我拒绝了，放不下这边（呼和浩特）的基础”，对于梁磊来说，去北京天津这种大城市和回富拉尔基是一样的，他怕被淹没，前者是被淹没在人潮人海里，而后者，是被淹没在衰落小镇的寒冬里。
前几年的时候梁磊在呼和浩特给父母买了房，房子的位置很好，交通便利，商圈环绕，基础设施齐全，不仅离他住的小区很近，而且楼下就是个不小的公园。但最初那几年，不管梁磊怎么劝说，父母就是不搬过来住。后来孙子的出生才让两位老人松了口，答应每年冬天搬过来住顺便照顾孩子，等到夏半年再搬回富拉尔基。“我爸妈离不开富区，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事都在那边，怎么可能说断就断。”
断不了的其实不只是父母，梁磊也是。每次回富拉尔基，梁磊总是要抽出一两天的时间，把整个富区都走一遍。“哪怕时间再紧张，也要留出时间一个人出去，也不打车也不骑车，就来回走，东南西北到处走。”
图四：梁磊手机里的富拉尔基照片
图五：梁磊手机里的富拉尔基照片
在梁磊的记忆里，富拉尔基的红岸公园永远是个鲜活的存在，冬天滑冰夏天游泳，在嫩江折腾一通之后就去公园里看动物。“那时候一进公园就找熊看，顺着熊洞外的栏杆往里瞄，运气好的时候就能看见爬出洞的黑熊。”
除了公园里的黑熊，小时候梁磊的幸福还来源于一种被当地人称作“天天儿”的植物。夏天的午后，捉蜻蜓，摘熟透的天天儿吃，是梁磊那个年代富区小孩子最大的乐趣。
工作之后，梁磊总是想起那个味道。
他在呼和浩特找了很久也没发现天天儿的痕迹，当地的朋友更是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后来梁磊去查了这种植物的学名，“它叫龙葵，就是仙剑奇侠传里刘诗诗演的那个角色”，但梁磊问当地人哪里可以找到龙葵，他们也不知道。“我给他们形容龙葵成熟的时候是紫色的，没成熟的时候是绿色的，特别好吃，但他们都没听过”，“可能只有黑龙江人才知道天天儿有多好吃”。
“有一阵一直惦记着，想找个机会从富区带过来一株，养在花盆里。”移植天天儿的问题终于在去年得到了解决，梁磊单位的一个黑龙江朋友回家的时候带来了一株，连着土块用手绢精心的包裹好，再放进皮箱里带回了呼和浩特。几个早已思念这个味道上瘾的东北老乡，一人一小个枝杈分了这株天天儿。梁磊把自己那份拿回去种在了阳台的花盆里，没想到那株天天儿竟顽强的存活了下来。“有时候会觉得这株天天儿就像是我们这些从富拉尔基走出来的孩子，各自在新的环境里顽强的生存着。”
梁磊觉得他对于天天儿的迷恋是一种成年人说不出口的乡愁，“味道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人回不去，就只能从味觉上，寻找一点寄托。”但其实，梁磊的乡愁又何止一株天天儿。
几年前网上流行过一段话，“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一节课上睡着了，一觉醒来还在初中的教室里。老师的粉笔迎面而来砸到你的脸上，提醒你，上课不要睡觉。你告诉同桌，说做了个好长的梦。同桌骂你***，叫你好好听课。你看着窗外的球场，阳光洒在脸上，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还充满希望！”梁磊第一次看到时就想起了他的初中生涯。那时候的北钢四中就在嫩江边上，离江面很近，上课时推开窗，都能听见江水哗啦啦的声音。
后来初中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聊天，大家怀念过往时光的时候纷纷感叹，“那么大一学校，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梁磊也觉得不可思议，他读小学初中的北钢四中，读高中的北钢三中，在他离开富拉尔基后，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去年过年的时候他回富拉尔基，走到北钢四中的旧址，发现那里已经变成了一所养老院。
“不知道住在那里的老人夏天的时候还能不能听到窗外嫩江水流的声音。”
图六：梁磊拍摄的嫩江江岸
梁磊去年的时候问父亲，“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目前在富拉尔基的这些老年人都去世了以后，这里没有新人，而年轻人都在外流，不断的往外走，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卖房的小广告，那富拉尔基会不会变成一座空城，消失在地图上的一座空城。”
父亲在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之后，陷入了沉默，没再解释。
那时候的梁磊在心里反驳父亲，“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的小学，我的初中，我的高中都会消失。但这些从来都不敢想的事却变成了事实，那富拉尔基有一天会不会也消失呢？”
梁磊没有说出口，和父亲一起陷入沉默。
尽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十几年来被一次又一次的提及，但对于富拉尔基这座工业重镇来说，振兴之路显得尤为艰难。无数的老郑、陈叔和梁磊离开了富拉尔基，虽然这里承载过他们的喜乐悲欢，记录过他们曾奋力书写的人生故事，拥有过他们最难忘的美好回忆，但离开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一代又一代的人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富拉尔基，面对这些离开的人们，富拉尔基这座曾经的工业重镇从来不说话，直到离开的人越来越多，直到离开成为一种趋势。
而富拉尔基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个东北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