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與潘柳黛、張愛玲、蘇青一起被譽為“民國四大才女”，是散文詩《海燕》的首譯者，是影視劇《風聲》中顧曉夢的人物原型。她有着嬌美的容貌，豐厚的學識。在那個年代，她本可以用她的知識，用一支筆去書寫她璀璨的人生，可是她不能。她揹負着“漢奸”的罪名，在唾棄的夾縫中生存。而在她人生的最後一刻，她既得到了諒解，也得到了救贖。
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筆名關露，1907年7月出生於山西省右玉縣一個沒落官僚家庭。她爺爺早年與人賭博時贏了錢，可另一方卻無錢還債，因此便將他家的女兒徐繡楓嫁了過來。在當時那個時代，以這樣的方式進入胡家，徐繡楓的地位可想而知，她之後生下的女兒關露和妹妹胡繡楓的地位更是不言而喻。
1915年，關露的父親胡元陔因病逝世，她們母女三人的生活更是一難再難。好在，母親是一個飽讀詩書、文化水平極高的女性，當時已謀得了一份在北洋政府教育大臣張百熙家做家庭教師的工作。因此，母親邊工作邊帶着兩個女兒學習、讀書，關露和妹妹的文化水平也得以超出常人。
關露十五歲那年，母親因病逝世，同父異母的哥哥們殘忍地將財產全部佔為己有，並將關露姐妹逐出了家門——她們徹底成為了孤兒。幸運的是，她們被二姨收養。不過，二姨因為家有老小，實在不想也不能護得了她們一生。故而，二姨為關露尋了一個做銀行經理的如意郎君，卻被關露一口回絕，引得二姨一肚子火。
二姨思想封建保守，認為女人找個好男人嫁了無非就是最好的歸宿，而關露卻受母親的一生所影響。她認為要想被人認可，一定要學文化、漲知識、自立自強。因此，關露因為拒絕結婚一事，無奈和二姨決裂，被迫無家可歸，關露又變成孤兒了。
都説關露差一點成為第二個張愛玲。縱觀她們的早年經歷，的確有所相似，可細細分析，卻又不盡相同。她們的母親都曾飽讀詩書，可關露的母親卻明顯比張愛玲的母親更具責任心。
關露在母親去世以後，寄養在二姨的門下，張愛玲也極其相像地與姑姑相依為命。可是關露的二姨思想落後，只想着把她嫁出去。而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卻是個實實在在的“女強人”，她炒房子、炒股票、炒黃金，也做過會計、翻譯和播音員等，是一個在事業上極其成功的新女性。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她從未逼張愛玲結過婚，反而給了張愛玲足夠的自由。也正是因為她們這些細微區別的累積，她們的筆風才有了迥然不同的兩個風格，例如張愛玲作品的題材取向，多才子佳人，風格也婉約悽絕，而關露則多底層民眾，風格也明朗激越。而關露今後的人生，更是讓她不可能成為第二個張愛玲了。
與此同時，關露遇到了那個在她人生中至關重要的，改變她一生的兩個男人。
其中一個男人，是劉道衡。劉道衡本身是國民黨員，也是辛亥元老。在看夠了國民黨醜惡的嘴臉以後，覺得“國民黨內無好人”，便退出了國民黨，自己做起了證券生意，並頗有成就。他被關露的經歷所感動，並深感同情，因此他決定全力資助關露，送她到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讀書。
在法科大，關露第一次聽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反對不合理的制度”、“反抗私有制”。她發現了這世界上最偉大、最崇高的事業。因此，她毅然決然地成為了中共的一員。
而另一個男人，則是她的愛人，是使她在後來的顛沛流離中念念不忘的那個人——王炳南。
他們的初遇，是在革命同志潘漢年組織的一次年會上。氣質出眾的關露，亭亭玉立，言談之中盡顯大家風範。她的芊芊體態，盈盈笑臉，讓王炳南不禁心頭一緊，眼神再也離不開她的身影。而聲名遠揚的王炳南，也早已吸引了關露的注意。他風度翩翩，一席中山裝似西服般筆挺，穿出了他自己的英氣豪邁。關露的心，也柔了。
後來，關露搬了新住處，王炳南也過來幫忙。他一邊幫忙幹活，一邊哼着關露作詞的《春天裏》，把關露的心都哼化了。關露最喜歡聽別人唱《春天裏》了，更何況是她心儀已久的王炳南。她激動地掏出心愛的派克筆，拿出準備送給王炳南的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她翻到了扉頁，提筆寫下：“趕走東洋鬼/打回老家去/建立新中國”，然後署上自己的娟名，假裝不經意地將筆夾進書中。
王炳南接過來，專注於書中娟秀的小字，也沒多在意，隨手就將筆裝進了自己的兜裏。就在詩集的接遞間，關露不經意間觸碰到了王炳南冰冷的的手心，關露心疼了，立即關心地攥住他的手，説道：“呀，你的手怎麼這麼涼？凍的吧？快放到兜裏暖和暖和！”
這樣一句話，一下子擊中了王炳南的心房，堂堂一個亂世之中勇敢堅毅的大男人，站在關露面前，竟感動得説不出話。
第二天，王炳南便離開上海去了武漢。不久以後，王炳南寄給了關露一張照片，照片後面寫着：“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王炳南。 ”
這簡短的誓言，讓關露如獲珍寶，小心珍藏。
其實，派關露潛入“76”也是陰差陽錯。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本想派胡繡楓潛入“76”，因為胡繡楓曾幫了葉吉卿不少忙，李士羣因此一直對胡繡楓心存感激。處於這層關係，黨組織決定派胡繡楓進入“76”內部，可當時胡繡楓由於公務纏身，所以推薦了自己的姐姐——同樣與李士羣夫婦相識的關露。
進入了“76號”——汪偽設在上海的被稱為“魔窟”的特務機構，關露便從上海蒸發了。做了微型整容的她，以更加嬌媚的容貌出現在了大家的面前。她開始天天和葉吉卿一起出入各大奢華場所，也以李士羣秘書的身份出入各大宴會和會議。她儼然變成了“76號”的大紅人，也成為了社會上的大紅人。她曾經的筆友們紛紛震怒，迫不及待地與她撇清關係。她的讀者們對她失望至極，聲聲唾罵裏寫滿了震驚。
1940年3月，文藝界進步團體的抗日怒潮空前盛大，可當時“左聯”的負責人還是明確表示：從今往後，不允許關露參加任何活動。這也就是變相地説明，關露已被“左聯”徹底開除。從那以後，關露走在街上，遭遇的全部都是白眼與怒視，甚至有人會衝着她身邊的地上狠狠地啐一口吐沫。關露心中的萬般委屈難以言説，也無法言説，只因她一直牢記着當年潘漢年告訴她的話：“如果有人説你是漢奸，你一定不要否認，一定不要辯護”。因為當年的承諾，關露嚥下苦楚，揹負上“漢奸”的罪名。
1941年，在關露的協調下，李士羣於上海秘密約見了潘漢年。從此以後，日方的情報總能提前送到新四軍手中，這完全肯定了關露在“76號”中的努力。妹妹胡繡楓也曾透露，姐姐在此期間，也在給她的信中説道：“我想到‘爸爸、媽媽’身邊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媽媽’同意嗎。” 這裏的“爸爸媽媽”就是指解放區、延安。因此胡繡楓立刻向鄧穎超彙報了此事，卻被黨組織回絕，因此只好給關露回信：“‘爸爸、媽媽’不同意你回來，你還在上海。”關露只得繼續留在“76號”，繼續着她的“漢奸”生涯。
1942年5月，關露去到了《女報》，利用她的作家身份和能力，發佈了許多暗含反戰愛國色彩的文章，也培養和發掘了一大批進步的文學青年，但由於《女聲》本身是日本人的刊物，她始終不被世人所接受，依舊被定義為漢奸。
隨後，《女聲》雜誌社派關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舉行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利用這次機會，關露將潘漢年派人送她的信轉交給了秋田教授，恢復了日共領導人的聯繫。可常人並不知道這些。他們只知道關露的照片被放到了顯要位置，坐實了她的漢奸之名。而之後她做的《中日婦女文化交流》的講話，更是將她的漢奸生涯推向了頂峯。
“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這是上海的《時事新報》對她的評價。
日本投降以後，她依舊揹負着漢奸的罪名。隨後，她又兩次入獄，時間長達十年之久，可當她終於盼得罪名洗刷的喜訊過後，卻被人發現已自殺離開。
她平靜地躺在牀上，穿得整整齊齊，兩手疊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樣，臉色蒼白而平靜。牀頭櫃上放着一杯水，兩個小藥瓶，碗裏還有兩個煮雞蛋。枕頭邊有一隻布娃娃，旁邊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英俊的男人，自然，就是王炳南。背面有一行剛勁的題字：“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下面還有一行更小一點的字：“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獨我痴。”是兩句詩，字體清秀，是關露的筆跡。
關露走的很孤獨，她一生都沒有嫁人，無兒無女 ，可憐她走的時候還在身邊給自己留了一隻布娃娃。
圖｜70年代後期，出獄後的關露在香山東宮2號
在關露的追悼會中，王炳南默默地站在了所有人身後，直到最後才走上前，向着關露的遺像，深深地鞠了三躬。深深地歉意，盡在其中。
歉意何來？原來，在日本投降以後，關露多次請求平冤卻不得同意，她依舊是那個人們眼中的漢奸。而在這時，她最需要的就是王炳南的理解，卻不想等來了王炳南的絕交書。王炳南也在信中解釋道，一切都是為了黨的利益。關露無話可説，只得獨自心酸。
沒有人知道她這一生究竟經歷了什麼，更沒有人知道她為何在守得雲開後選擇自殺。可是我卻不認為她走得悲傷，畢竟這是她一生唯一一次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做出的決定。她是一個童話，就讓她永遠留下吧。
文 | 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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