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輿訊 據新大陸傳媒報道，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表示，他們已經開始制定一份全新的全國性反種族主義框架。
種族歧視在新冠疫情期間激增，同時澳大利亞右翼極端主義有所增加。為應對這些情況，澳大利亞新的全國性反種族主義框架的制定工作已經提上日程。
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事件中女性成為受害者的幾率更大。
據SBS報道，調查發現，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事件中女性成為受害者的幾率更大。
報道説，一份新報告全面展示了澳大利亞新冠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令人震驚”的種族主義事件。疫情早期，一個由多個亞裔澳大利亞人組織組成的聯盟設立了一份網絡調查，收集了2020年4月到6月的種族主義事件報告。這一調查的初期結果已經公佈。
攻擊者以刻板印象認為亞洲女性軟弱，是好對付的目標。
調查報告顯示超過65%的舉報人為女性。“攻擊者以刻板印象認為亞洲女性軟弱，是好對付的目標。這或許顯示出權力關係（power dynamics）在這一問題中扮演了一定角色，”這份報告説。
報告稱，40%的種族主義事件發生在公共街道，22%發生在超市。
最常發生的種族主義事件是被人用含有種族色彩的髒話辱罵（35%），但報告的事件中有6%出現了“肢體恐嚇”。
還有8%的人説他們在從疫情開始後曾被他人故意在身上吐唾沫、打噴嚏、咳嗽。
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10月22日（週四）在參議院評估聽證會上表示，在聯邦政府的初步支持下，他們已經開始制定這份新戰略的工作。
澳大利亞反種族歧視專員陳振良（Chin Tan）。
這項提案由反種族歧視專員陳振良（Chin Tan）負責。他表示，這一新戰略對應對“種族主義行為大幅上升”和右翼極端主義至關重要。
他在聽證會上説：“我認為，對這個國家來説，有一個處理種族主義的總體框架非常重要。”他表示，“我們需要有一個框架，跨越社區的所有部分，從政府到企業部門和社區，來幫助我們應對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
陳振良先生説，種族主義和右翼極端主義已經“糾纏在一起”，他對這兩種威脅感到同樣擔憂。
澳大利亞聯邦警察（AFP）10月20日在參議院評估聽證會上表示，他們觀察到年輕人在網絡上被右翼極端分子激進化的情況正在增加。
AFP副指揮官伊恩·麥卡特尼（Ian McCartney）。
AFP副指揮官伊恩·麥卡特尼（Ian McCartney）10月20日出席了參議院的評估委員會聽證會，他表示，右翼極端主義繼續對澳大利亞年輕人構成“真實”和“持續”的威脅。他證實，警方對這方面進行調查的數量有所增加。
他10月20日告訴聯邦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我們正在與現實世界中激進的人或在網上言論激進的人打交道。”
他表示，“我們現在發現，就右翼極端主義而言，我們關心的是一些年輕人正變得激進化。”
麥卡特尼表示，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激發的恐怖主義仍然是最大的威脅，其中以悉尼和墨爾本為中心。
右翼極端主義繼續對澳大利亞年輕人構成“真實”和“持續”的威脅。
他沒有透露聯邦警察對右翼團體進行調查的確切數字，認為這可能危及對活躍案件的調查。他説：“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持續的現實威脅。”
麥卡特尼副指揮官承認，AFP擁有通過執法手段干預威脅的權力，但他説，這也必須通過公共推廣和教育在整個社區中解決問題。
他説：“社區領袖在消除互聯網上散佈的某些仇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此前國內諜報機構的報告説，極右翼暴力極端主義目前佔其反恐工作量的40%，從2016年之前的10%增加到15%。
澳大利亞情報局（ASIO）局長伯吉斯（Mike Burgess）上週指出，與前幾年相比，右翼極端份子正變得更加有組織，成熟，意識形態化和活躍。
在澳大利亞保安情報局的年度報告中，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一些極端份子，有關新冠病毒的陰謀論，則進一步助長的極端右翼份子的意識形態。
伯吉斯説：“他們把新冠肺炎大流行視為全球化，多元文化主義和民主失敗的證據，並認為社會崩潰和'種族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工黨和澳大利亞民族社區理事委員會（Federat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Councils of Australia）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制定全新的反種族主義戰略。
聯邦政府對之前反種族主義推廣活動“It Stops With Me”的資助於2015年結束。此後，反種族主義戰略一直通過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的預算來資助。
工黨多元文化事務發言人安德魯·吉爾斯（Andrew Giles）10月22日對SBS新聞表示，聯邦政府支持以全國性推廣活動為核心的新戰略，已經迫在眉睫。他説：“我們需要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來解決種族主義帶來的傷害。”（原標題：重磅：澳洲全國性反種族主義新戰略已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