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美國喪失全球支配地位是自作自受

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1月11日刊載題為《毀滅親歷記》的文章，作者系美國外交學會會長理查德·哈斯。文章稱，美國在全球將不再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或實力，而這始於美國的國內政治氛圍。全文摘編如下：

從一開始，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實質就是破壞在四分之三個世紀裏對美國十分有利的安排和政策——我去年在《外交》雜誌一篇題為《破壞親歷記》的文章中提出過這一點。唐納德·特朗普突然退出長期協議和組織，攻擊盟友，籠絡獨裁統治者，無視侵犯人權的行為。他習慣於在推特上宣佈政策調整，很少或根本不就此進行磋商：我解釋説，所有這些都將導致美國的影響力明顯下降。

但是，1月6日發生在華盛頓的事件——美國國會出現目無法紀現象和暴力活動，以及特朗普和數十名共和黨議員拒絕接受11月總統選舉的結果——造成的損害對美國外交政策以及美國民主的影響甚至會更大。我們已經從“破壞親歷記”過渡到了“毀滅親歷記”。上週發生的事情顯然是美國的失敗，但其後果遠遠超出了美國本土。後美國世界不再以美國的首要地位來定義，它到來得比人們普遍預料的要快——與其説是因為其他國家不可避免的崛起，不如説是美國自作自受。

不再有支配地位或實力

長期以來，全世界一直密切關注美國發生的事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越南戰爭抗議活動、水門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過去4年中的夏洛茨維爾事件、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和美國在抗擊新冠肺炎大流行方面的失敗。但1月6日圍攻和佔領國會大廈是另外一回事：美國總統與國會以及全國各地的許多支持者和促成者一道煽動或實施了旨在顛覆美國民主的暴力活動。

這些使得其他國家越發感到美國國內以及對美關係都出了大問題。它們問到，怎麼會有這麼多美國人投票支持一位甚至在上週之前就攻擊獨立司法和媒體機構、拒絕在面對致命性極強的新冠大流行時以身作則、違反美國許多最古老政治準則的領導人？它們擔心，即便在特朗普離開橢圓形辦公室之後，他仍將留在政治舞台上，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影響美國政治並且主導共和黨；在美國大多數盟友看來，事實可能會表明，美國在喬·拜登和卡瑪拉·哈里斯領導下恢復較傳統的行為方式只是有限和暫時的喘息。

因此，盟友們別無選擇，只能質疑它們把自身安全託付給美國的決定。由於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一些行動乃至特朗普執政後的更多此類行動（攻擊盟友、討好獨裁者、單方面採取不可預測的行動），這方面已經存在疑問。此類疑慮意味着其他國家更傾向於無視美國的請求，自行處理政策問題——其手段可能是安撫強大的鄰國，也可能是加強（和動用）自身軍事力量。其結果將是，世界變得更加暴力，在政治和經濟上更加不開放，美國在其中保持重大影響力，但不再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或實力。

採取行動改變政治風氣

我們需要有點自知之明。美國遠不像許多美國人認為的那樣獨一無二，包括在涉及民主倒退的威脅時也是如此，業已發生的一切應該消除美國例外論的觀念。

在美國自身狀況好轉之前，需要立即採取一些直截了當的措施，比如成立一個像“9·11”委員會那樣的機構，調查國會大廈為何如此容易受到一個眾所周知的威脅的破壞，並且提出修復安全漏洞的建議，包括華盛頓管理混亂造成的漏洞。

但是，大量必要工作需要更長期努力。美國必須解決收入和受教育機會及其他機會不平等的問題，這種不平等在大流行引發的經濟衰退中嚴重加劇；此類狀況導致了情理之中的挫折感，並且助長了左派的民粹主義和右派的激進主義。

歸根結底將取決於選民。他們將不得不決定，幫助過特朗普的人是否值得他們支持下去。共和黨人必須決定，他們的政黨是否要比激進派保守。

如果想改變美國的政治風氣，需要雄心勃勃的廣泛議程。這需要對抗社交媒體的有害因素，社交媒體往往傾向於驅使人們尋找符合自身觀點的聲音和信息。這需要對公民教育進行再投資。這還需要重新審視國家服務的概念。

盼“國恥日”帶來有益震動

1月6日將會（也應該）是國恥日。我們可以寄希望於它給國家帶來有益的震盪。但危機並不總是會引發必要的變革。必須把確保此次危機發揮上述作用作為國家的優先要務。

在這個問題上，歷史是有用的。大蕭條的震盪激勵了“新政”，珍珠港事件的震盪終結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如果1月6日的事件激發了集體反省和內部改革，那麼美國就可以開始恢復它幫助處理大國對抗和應對全球挑戰所需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外交政策始於國內，一向都是如此。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