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7年香港迴歸一直到2014年，香港社會的特點是相對平靜與穩定，這種平靜被2014年的“佔中”事件打破，直到2019年在香港街頭出現了騷亂以及“港獨”分離主義活動。説明在維護香港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方面，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面臨着新挑戰。
“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問題的良策，同時事實證明，將“一國”與“兩制”結合起來的工作是艱鉅和複雜的。“一國”與“兩制”並非並行關係，“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但從一開始，西方對“一國”的重視就不夠，對“兩制”反而強調過頭了，“兩制”是經常出現的提法，而“一國”被視為一種事後安排，或者以此惡毒攻擊內地干涉香港。
對中國來説，需要強調“一國兩制”的解釋，並堅持“一國”的首要地位。中國全國人大剛剛通過的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就是確保一個以“一國”為主導的治理體系。香港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存在，來表達和代表迴歸的實質，即中國主權的首要地位以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長遠發展方向。在港英時期創立的制度安排中，香港政府被視為一個行政機構而非政治領導機關，是公務員組成的隊伍，英國總督和英國政府實際上的僕人。1997年後，特區政府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上述特徵，因此需要一場強大的改革來改變這一切。
對“愛國者治港”的強調，將為治理香港提供一種新的清晰度和權威。同時，香港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政治安全以及社會撕裂，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留下的另一遺產，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一個典型的殖民經濟體。經濟上的大部分成果由少數享有殖民政府特權的大亨所有，其核心是大亨對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權，人們常説，香港高房價是因為土地短缺，然而事實是地產大亨們限制了土地供應，高房價讓年輕人認為他們即使奮鬥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因此，深層次的社會經濟改革對香港來説同樣重要。
香港需要共享中國改革發展的成果，改革開放提高了內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創造了大量的機會，而香港至今仍然沒有從殖民傳統的泥潭中完全掙脱。香港需要與過去的社會經濟狀況做一個道別，這個道別建立在一個能改變香港人境況的經濟規劃上，其中一個方面是融入內地尤其是大灣區這個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