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國闖關

正解局出品

回過頭來看，過去的幾十年裏，1998年絕對算得上是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年份。

1998年8月16日凌晨，長江第六次洪峯即將到達湖北荊江。

這年的洪水是長江繼1931年和1954年兩次洪災後，第三次大規模洪水。

同一時期，東北的嫩江和松花江一帶也爆發了洪災。

1998年成為150年來，中國境內爆發最嚴重的全流域特大洪水的一年。

此時的荊江大堤已經提前埋好炸藥，為保住下游的武漢三鎮，計劃一旦洪水水位達到45米，就立即炸堤分洪。

為了抗洪，數十萬解放軍戰士和救援人員奔赴抗洪前線，其中不乏剛入伍的新兵。

在此之前，央視舉辦賑災晚會《我們萬眾一心》。

晚會沒有奢華的舞美佈景，參演的明星也全部素顏出鏡。

三個小時的晚會，最後收到社會各界捐款捐物共計6億元人民幣。

有位來自災區的老鄉給主持人敬一丹看兩個玻璃瓶裝的泥土，説“這是我們最後的土地”，敬一丹當場哽咽失聲。

隨後，全世界的華人、華僑也紛紛慷慨解囊，就連剛剛經歷過金融風暴的香港同胞捐款也達6.8億元人民幣，台灣地區的捐款近2億人民幣。

那年，北京三環內的房價還不到2000元一平。

滔天洪水已近在咫尺，無數人牽掛着即將到來的長江洪峯。

8月16日夜，洪峯如期而至，水位線一點點地增高，所有人的心被揪住。

經過抗洪指揮部的緊張討論，分析此次洪峯是“瘦尖型”洪峯，決定採用“嚴防死守”的方式抵禦這場洪災。

滾滾洪流，最後的堤壩，依舊是人堤。

那時，十多萬名參與救援的解放軍戰士已在水裏整整泡了五天五夜。

抗洪搶險中，由於極度缺乏工程設備，面對洶湧的洪水，除了靠沉船和填沙包，更靠人民子弟兵的血肉之軀阻擋。

當時發佈的數據顯示，全軍共計27.4萬官兵參與抗洪，其中17.8萬人部署在長江中下游，其餘分佈在全國各抗洪一線。

抗洪救災離不開工程機械，當時貴礦、成都神鋼、合肥日立捐贈的液壓挖掘機分別為6台、4台、2台；柳工、常林、宜工、鄭工捐贈的裝載機分別為3台、4台、4台、4台；廈工捐贈推土機、裝載機各1台，合叉捐贈叉車10台。

沒辦法，那年即便國內工程機械製造裏的佼佼者，合肥日立及小松山的推土機年產量也就1000台和600台，已經盡力了。

8月17日中午11時，當長江第六次洪峯通過號稱“天下第一磯”的觀音磯，數字最終定格在45.22米，大堤巋然不動。

隨後數日，洪水慢慢退去，荊江分洪區保住了，武漢三鎮也保住了。

9月4日，中國宣佈：抗洪搶險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偉大勝利。

那年，6歲的小江珊下半身浸在水中，緊緊抱着一根樹杈堅持了8個小時，終於等來救援。

這個堅強的小女孩因為洪水，已經失去了五位親人，小江珊的堅強故事感染了所有中國人，成為世人在那年洪災中最難忘的一幕。

1998年春夏之交的洪災，全國共有29個省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災害影響，受災面積3.18億畝，成災面積1.96億畝，受災人口達2.23億人，倒塌房屋685萬間，直接經濟損失達1660億元。

對1998年而言，跟隨洪流奔湧的國運依然前途未卜。

1997年，金融巨鱷索羅斯攜千億美元橫掃東南亞，卻在香港鎩羽而歸。

不甘心的索羅斯放話稱：東方經濟熬不過1998年。

面對此起彼伏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國經濟也確實不容樂觀。

由於之前經濟增速過快，政府急忙踩下剎車，經濟迅速從通脹進入通縮時期。

1998年，國內熱詞除了抗洪中湧現的“眾志成城”，還有一個“保8”，即保證GDP增速在8%以上。

為何是8%？

因為根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內的GDP增速在8%以上，才能保證社會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事實上，1997年第四季度，全國GDP增速已從之前的9.9%逐漸下滑到9.2%；1998年上半年，在金融危機與洪災的疊加影響下，全國GDP已掉到7%。

拍岸海浪激起漫天烏雲，GDP的快速滑落並非只是國際金融危機和洪災造成，而是始於90年代初的貨幣超發。

1990年，我國的GDP增速只有3.9%，令人擔憂。

為了應付不斷下滑的經濟頹勢，還沒學會“金融創新”的政府只能靠簡單粗暴地貨幣增發，鼓勵銀行放貸來拉動經濟。

大量資金流入市場後，效果也很明顯，各地紛紛拿着銀行的錢上馬各類工程，開辦了形形色色的工業園區。

1991年的GDP增速猛烈反彈到9.3%，1992年GDP增速達到14.2%，之後長期維持在兩位數增長。

雖然各類工程項目吸納了部分超發貨幣，可由於房地產市場尚未形成，現在欣欣向榮的服務業還處於萌芽階段，使得國內物價迅速飆升。

舉個簡單例子：1994年底，全國豬肉均價約為13元/公斤，而前一年的豬肉均價約為7.5元/公斤，幾乎翻了一番。

1994年，國內CPI（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再度創下24.1%的紀錄，工資收入根本不敵物價上漲速度。

老百姓日子不好過，國企的日子更不好過。

那時的中國正處於輕工業向現代化工業轉型的關鍵節點，傳統輕工業產能過剩，現代化工業剛剛起步，但國企虧損極為嚴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虧損面達39.7%。

由於產能過剩與庫存嚴重，國內企業中，六成以上的企業生產資料供過於求；加工工業中，1/3的企業產能利用率不足50%。

截至1997年年底，全國31個省市區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裏，12個省區市淨虧損；紡織、煤炭、有色、軍工、建材全行業普遍虧損。

國有企業的虧損風險也蔓延和滲透到金融系統：1997年年底，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為28.66%，到1998年9月已上升到31.38％，整個銀行業岌岌可危。

世界銀行甚至悲觀地認為，中國銀行業已經破產了……

其中既有曾經僵化的體制導致的融資結構與績效結構不匹配、資源錯配的矛盾，更有政策收緊後，受金融危機影響，外部需求減少，出現壞賬以及產能過剩等多方面問題。

因此，為了“保8”的目標，才有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改革從來都是自上而下的減員增效，政府部門首當其衝。

1998年3月，國務院進行了第四次機構改革。

其中，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

隨後，全國省級政府機構由平均55個減為40個，平均精簡20％左右；省級政府人員編制平均精簡47％；市、地級政府機構由平均45個減為35個；縣級政府機構由平均28個減為18個。

截至2003年6月，全國各級黨政羣機關共精簡行政編制115萬名，市縣鄉政府清退超編人員43萬人。

減員的同時，為了解除企業多年吐槽的多頭“婆婆”困擾，確立了“政企分開、權力下放、權責一致”的原則。

根據這項文件，原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機械工業部、電子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國內貿易部、郵電部等部委被撤併，職能轉變。

過去，這些政府部門既是相關產業的管理者，同時又是其直接監管機構。

“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顯然是不可能搞好產業的良性發展的。

那年，國務院還相繼出台了一系列相關文件，彙總起來就兩個字：放權。

目的就是實現政企分開，形成企業按照市場需求自主經營的生產模式。

這是曾經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更是國有企業改制的關鍵性決策。

無論是減員還是放權，動的都是一些部門和個人的利益，難度也可想而知。

因此，時任總理説出那句著名的話：我抱着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

面對搖搖欲墜的國企，政府採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政府不再“輸血”給虧損嚴重的企業，直接淘汰和關停生產落後企業。

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

1998年，這項改革措施的核心就是去產能。

不過，去產能的背後是一股席捲全國的下崗潮，時代潮汐中的下崗工人故事可以用“慘烈”來形容。

《中國統計年鑑》顯示：1998年之前，國有企業職工約為1.1億人；1998年後，國有企業職工人數為5200萬人，集體企業原有4000萬員工，1998年後為1000多萬，意味着近8000多萬名國有企業職工遭遇了下崗和分流。

當時，劉歡一曲《從頭再來》唱哭了很多人，逼着很多下崗職工只能咬緊牙，“風風火火闖九州”。

至於索羅斯那句惡狠狠的“詛咒”，或許可以用那年劉德華的《笨小孩》一句回應他：

國企改制和職工分流後，換來了財政負擔減輕，經濟得以輕裝上陣，加速了企業發展。

雖然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對國內企業生產有一定程度影響，可由於人民幣在1994年已經貶值到底，匯率一直在8.2左右，甚至還有數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做後盾。

同時，國家金融機構提前實施了強制結匯的嚴格資本管制，即便國內通脹局面並沒好轉，但也沒有出現東南亞等國的資本大舉出逃的情況。

通過政企分開、權力下放，大量民企迅速發展，不僅解決了困擾許久的城市就業問題，還順手從焦頭爛額的東南亞國家搶走了不少出口生意。

這年出台的補充資本金政策，讓曾無限依靠銀行貸款的各類地方政府開始謹慎，不敢再輕易“薅”銀行的“羊毛”。

正是由於1998年這次特大洪水的教訓太過深刻，痛定思痛後，政府啓動了“積極財政”政策。

直接點説，政府在基建與民生投入上“敢花錢、肯花錢”了。

1998年，國內財政赤字為980億元；1999年是1797億元；2002年更是高達2098億元。

這些錢花在了長江、黃河等重點河流的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項目上，也砸進了城市基建、城市交通路網、電網與通信事業，以及國家直屬儲備糧庫建設中。

抗洪搶險中的“人肉沙包”固然值得尊敬，可也顯示了我國在工程機械裝備上的短板。

1998年，隨着水泥、基建項目的帶動，曾被視為“夕陽產業”的工程機械行業迎來大發展一年後的工業總產值同比增長19%，並保持多年高速增長，從而為中國成為“基建狂魔”打下了紮實基礎。

1998年第一季度，中國互聯網用户增加至40萬人，相當於1997年一年發展的用户數量。

這年7月8日，全國科技名詞審定委員會公佈了第二批56個信息科技名詞，其中“互聯網用户”的中文名稱被確定為“網民”。

互聯網的出現帶動了許多民企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力軍，加速了機電、裝備以及芯片等產業的蓬勃發展。

不過與普通百姓關係最密切的，是這年取消了實物分房政策，開啓了中國樓市的新時代。

雖然沒有了曾經的福利，但商品房的推出卻實實在在改變了人們的居住品質，推進了城市的繁榮和發展。

儘管那年風雨連綿，可洪水還是擋不住時代的風雲際變。

1998年6月25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

前一年，中國領導人去了美國訪問，雙方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確定了新世紀的中美關係發展交往框架。

中美領導人再次會晤，在彼此友好的氛圍中，中國離入世又近了一步。

1999年的春晚，“黑土大叔”趙本山激動地喊出“九八九八不得了，糧食大豐收，洪水被趕跑”。

屬於那年的記憶凝結成琥珀，裏面有淚水，有呼喊，也有道不盡的哀傷和奮進。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世界擁抱了中國，中國也自此加入浩蕩的世界貿易體系。

1998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830美元；2021年，中國的人均GDP約為12551美元，入世20年間，翻了15倍。

而這一切，都始於那個驚濤駭浪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