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多加班把女孩介紹給上司，揭秘iPhone7生產線上的青春。來富士康工作，他們曾認為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畢竟與他們夢想的iPhone7的距離這麼近，每天都可以摸到。但現在又覺得是那麼遠，遠到似乎是另一個世界。
為多加班把女孩介紹給上司 揭秘iPhone7生產線上的青春
9月4日，得知鄭州富士康有個男工人前段時間跳樓自殺的消息，正在網吧打《英雄聯盟》的王國英楞了一下，這時遊戲裏的敵人放出一團火球，燒死了他。
“我靠。”王國英罵了一句，不知是評論這件事還是評論遊戲裏角色的死亡。
這個19歲的富士康工人又繼續埋頭在遊戲中。“我連加了13天的班，今天好不容易能休息下，如果不讓休息，我估計也會跳樓。”
“對，我加班就是在組裝iPhone7。”王國英説。
在富士康對外發布的消息中，墜樓員工的名字沒有公佈——這名員工於8月18日清晨從L03廠房樓頂墜下。墜樓前，他剛剛結束了iPhone7流水線上的通宵組裝工作。
但這個“壞消息”，很快就淹沒在iPhone7即將上市的“好消息”中。
蘋果CEO庫克在9月8日的iPhone7發佈會上宣佈，iPhone手機至今已售出10億台。這對蘋果公司和河南省的富士康工廠來説，都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因為至今在河南富士康組裝出的iPhone手機超過了4.59億台。
這意味着，全世界所使用的iPhone手機中，幾乎每兩台手機，就有一台是“中國河南造”。
而當你手握售價超過5000元的iPhone7的時候，可能沒有想到，組裝它的是數十萬名年輕的中國勞工，每天都在碰觸iPhone7的零部件，但卻無力購買。他們需要經歷每天超過10個小時、連續10天以上的工作時間，工作內容永遠是流水線上一成不變的機械勞動。
一名河南富士康工人在詩裏給自己打氣：“生活在給我們苦難的同時/也是在鍛鍊我們的身軀和靈魂/所以，即使生活很艱辛/我們也要力挺腰軀/勇往直前/”
iPhone7在他們身上“刻下”的痕跡
但對於組裝iPhone7的鄭州富士康工人王國英來説，他絲毫感受不到自己在做着“改變世界”的東西。他和生產線上的工友們，每天要做的事，不過是刮掉一個黑色外殼上兩處膠水。
王國英每天大約需要重複900次刮膠水的動作，為此他幾乎要無休止地幹上10個小時。
説這話時，王國英的眼睛裏佈滿血絲。
他把巴掌舉到眼睛前方不足10釐米的位置比劃道：“你要這麼近，才能湊着燈光看到那處膠水的痕跡，然後把它刮掉。看一兩個小時眼睛就受不了了。”
他形容在富士康工作3個月之後的變化，“每天眼睛都是痠痛的，視力起碼下降了100度。”
像王國英這樣的工人，在鄭州富士康被稱為“普工”。富士康集團曾統計，鄭州富士康的三個廠區裏，共有超過30萬名員工。這些員工中，“普工”是工廠中最底層，也是數量最大的羣體。
在你來到富士康工廠之前，很難想象這裏是何等龐大。
鄭州富士康共分三個廠區，在組裝手機最火熱的時節，航空港廠區裏聚集着超過20萬名“普工”，幾乎相當於一個縣城的人口;在面積稍小的出口加工區廠區，繞着工廠步行一週，也需要一個小時。
張才是這茫茫人海中的一員。每當他看到路人手裏拿着iPhone手機，常常想，“這個usb接口或許是我安裝的。”
在有這樣的想法時，張才的右手食指總是不由自主地彎曲。他笑笑，“條件反射了，每天食指彎的次數太多了”。
最近，他的食指關節時常隱隱作痛，上網搜索，懷疑自己得了“腱鞘炎”，再一查，發現有人説“腱鞘炎根本治不好”。
在來富士康打工之前，他是河南周口一個縣初中籃球隊的“得分後衞”，他對自己投籃的本領頗為自得，“想投籃準，其實食指用力就夠了，別的手指只是用來控制方向。”但情緒隨即低落下來，“現在肯定投不準了。”
iPhone7以這樣的方式，在這些普工們的身體裏留下痕跡。事實上，在王國英和張才這樣的普工中，身體上這樣的隱患“根本算不上毛病”，周圍的工友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疼痛。
“現在是用身體在換錢。”張才説。在鄭州富士康的三個廠區中，所有普工有着統一的工資標準，每天工作8小時，試用期每月1900元，轉正後2100元。
這個金額儘管比河南最低工資線高出了500塊，但對於一個承擔着養家餬口任務的成年人來説，依然捉襟見肘。
“扣掉社保和食宿費用，每月工資就沒多少了，只能靠加班掙錢。”張才説，每天8小時之外，工作按1.5倍的工資結算，週末加班的工資按2倍算。
這使得工人們普遍陷入一種“加班太累”和“渴望加班”的矛盾心態中。
iPhone7的龐大訂單，一方面增加了普工們身體上的疼痛，另一方面也為他們提供了加班的額外工資。對於加班，富士康集團曾多次對外宣稱，他們從不強迫工人加班。
“確實沒人強迫我們加班，是生活逼着我們加班，總要活着。”工人劉偉為了能得到多加班的機會，把喜歡他的一名女工推薦給自己的流水線線長當女朋友。
看不見的iPhone
對王國英來説，用在富士康打工的工資買一台iPhone7，曾是他來這之前的夢想，“聽説iPhone上游戲多”。
他戴着黑框眼鏡，皮膚白淨，寸頭，臉上有着19歲年紀男生該有的青春痘。只有在他白色的富士康工服上，才能意識到他不是一名大學生。
“我小時候就算是新聞裏説的留守兒童吧，父母都出去打工了。”他個子比較矮，在外面總被人勒索錢財，他不敢告訴帶他的爺爺奶奶，“那些人連老人都敢打”。
初中迷上一款“傳奇私服”的遊戲。遊戲裏號稱“刀刀暴擊”，玩家之間可以隨意殺戮。王國英加入了一個遊戲公會，公會老大告訴他，“要想不被別人欺負，就得自己變牛逼才行。”
來富士康之前，王國英覺得，“用上iPhone手機就是牛逼的象徵。”為了這個目標，他每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最累的時候站着都能打瞌睡。”
在河南富士康的加工區廠區周邊，iPhone7作為一種符號無處不在。一家理髮店宣稱“慶祝iPhone7上市，理髮9折”;而在加工區廠區的工人宿舍“長盛公寓”周邊，銷售手機的店鋪無一例外打着iPhone7的廣告。
但在廠區茫茫的普工人羣中，你很難看到一個真正使用iPhone手機的富士康工人，他們大都使用着外形酷似iPhone的手機，只有從home鍵或是背後的logo上，才能發現手機的原本品牌。
工廠附近，一家寫着“專賣蘋果”字樣的手機店裏，賣得最好的是1000多元的oppo手機，店員還熱情地建議，“是不是錢不夠?憑富士康廠牌和身份證可以分期付款。”
廠房周邊的牆壁上，隨處可見“信用卡套現”、“身份證取錢”等廣告。工人孫洪山説，“他身邊幾個用上iPhone的年輕工友，基本都是通過信用卡分期付款，有時錢還不上了，就去找那些靠身份證放貸款的人借錢，於是一直在還錢、借錢，還錢、借錢。”
“不就是個手機嘛，太不值得。”孫洪山更想攢錢給老家蓋房子，他盤算了一下村裏蓋房子的費用，25萬，而在富士康，他一個月省吃儉用能省下2500塊。
“要攢100個月，8年多。”孫洪山嘆了口氣。
孫洪山並不清楚，他所組裝的iPhone7正為蘋果公司帶來怎樣的利潤。
有媒體報道，專業做市場研究的IHS公司曾將iPhone6拆機分析，iPhone6的部件和勞工成本每台在1400元人民幣左右，裸機售價卻超過4000元人民幣，這意味着，每台iPhone6為蘋果公司帶來接近70%的利潤率。
由於部件和勞工成本僅佔到iPhone手機售價的30%，這意味着代工蘋果手機的富士康利潤空間的狹小。IHS公司的中國區研究總監王陽曾表示，富士康每組裝一台iPhone6，僅有約25元的利潤。而組裝一台iPhone6，卻需要超過600名富士康工人。
這是數十萬富士康工人們面臨的現實，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支撐着iPhone手機的龐大產量，以及蘋果公司世界第一手機品牌的地位。
組裝線上的“新鮮血液”
從2014年就在河南富士康工作的王紅梅記得，2015年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是段“窮困潦倒”的時光。“那時廠裏説iPhone6賣得不好，產量下調，根本沒班可加，有時一個月只開工兩個星期。”
王紅梅有三個上小學的兒子，那段時間，她整整一個月吃的都是3塊錢一個的煎餅。
如今，iPhone7即將上市，鄭州富士康又迎來了它的生產旺季。而數千萬台的iPhone7生產任務，讓富士康一度陷入缺乏工人的狀況中。
今年7月，鄭州富士康加工區廠區中推出了新的獎勵條例：每推薦一個親朋好友入廠，可獲得600元的獎金;推薦10人以上入廠則算做“大功”，額外獎勵500元。
鄭州富士康甚至向河南省政府求助，隨後，河南能源化工集團官網顯示，該集團召開“關於錯峯借調人員幫助富士康集團擴大產能”會議，要求下屬各煤業公司派工人支援鄭州富士康。
在鄭州火車站，長途車站裏，發往富士康的班車10分鐘一趟，而在富士康廠區外，十多家店面都打着“富士康直招”的牌子。
招聘點的喇叭裏反覆播放着“在富士康尋找伴侶，在富士康實現夢想”的口號，招聘人員説，“只要是18歲到45歲之間就成，別的沒什麼條件”。
面試地在加工區內一間約8個籃球場大小的廠房中，在這裏你能見到各種應聘者：找不到工作、初中沒讀完的鄉村青年，自己買貨車跑運輸後來被查了的司機，在家裏跟老婆吵架一怒之下出來打工的中年農民……這些人看上去大多表情低落，少言寡語。
在招聘上，富士康發揮了它一如既往的高效。從筆試、面試、體檢到最終錄用發放廠牌，一共十多個環節，在4個小時之內就能夠全部搞定。
但這種“高效”頗有些“形同虛設”的意味。筆試前，會有人專門囑咐“待會兒什麼好就填什麼”，發放的卷子上，羅列了“我對未來感覺到沒有希望”、“即使有別人陪伴我也會覺得孤單”等心理測試題目，而按照此前的囑咐，自然選擇的都是“從沒有”。
也有例外。在“我常因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傷心哭泣”一項中，20歲的吳小貝猶豫了許久，最終選擇了“有時”。她説，為此，或許是因為這一項選擇，她在接下來的面試中，被面試官盤問了5分鐘。
在9月9日當天筆試和麪試的數百人中，儘管有的人連“60÷12”的算術題都不會，但並沒有人被當場淘汰。這些人在經過3天的培訓後，就將成為組裝線的“新鮮血液”。
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只需要最簡單的勞動力。
iPhone7與他們的青春
起初的3天裏，吳小貝確實體會到自豪感——“我生產的是全球最著名的手機”。從沒在工廠工作過的她覺得新鮮，“戴着全套防護，頭套、手套，像個機器人一樣，很酷。”
在經過連續幾天11個小時的加班後，她崩潰了。“我的確是在生產最著名的手機，但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她發現在流水線上，她真的跟機器人沒有兩樣。
一天加班之後，吳小貝蒙着被子哭了一夜。想找人傾訴，但她發現，大部分清醒的時間都在車間裏，而在流水線上很難與人交談，“大家都在麻木地工作，戴的防護措施堵住了人的嘴，何況還有嚴肅的流水線線長在管着你。”
她只能看着流水線上源源不絕的手機零件，機械地將兩個零件組裝到一起。就連上廁所也要排隊申請，等批准之後，才能有10分鐘的時間。
人情味淡薄，是很多富士康工人都面臨過的困擾。來自河南鄲城的孫文在富士康幹了2個月，連同宿舍的工人名字都叫不全，只能彼此稱呼“虎哥”、“老周”。
“老周”曾找他借了500元， “一個月後的某一天，老周從宿舍消失了，鋪蓋都收走了。”
在富士康，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兩個櫃子，宿舍一個，工廠一個，工人們要買兩把鎖，鎖上值錢的財物。同財物一起鎖上的，還有孫文的心，“老周走了之後，在這個廠子裏，我不再信任任何人。”
2013年，鄭州富士康曾推出一種“靜音模式”，員工從進入車間開始，就不允許説任何與工作無關的話，否則就會被開除。後來，隨着廠區4天內兩人跳樓，該模式被緊急取消。但如今仍然不許大聲説話。
還有些東西無法取消。比如禁止帶任何金屬的物品進入車間的規定。上班時，工人們的手機被鎖在車間外的櫃子裏。車間裏甚至連看時間都成為一種“奢侈”。在工廠外的小賣部，一款“消磁手錶”頗為熱銷，很多富士康工人買了這款塑料電子錶，靠它計算加班還有多久可以結束。
像王國英一樣下班後來網吧的員工不在少數。長盛公寓“那些年網吧”的管理員説，每週一天的休息日，網吧都是爆滿。相比之下，加工區廠區員工活動中心的“圖書角”上，只有不到30本書，其中大多是鄭州富士康的廠刊。一名現場管理人員説，“書就這麼點，基本沒人來看，再説也看不懂。”
一本內部出版物名叫《我的組長我的家》，封面的口號寫着：“每天努力一點。”
但對王國英來説，他面對的不是“努不努力”的問題，而是“即便是再努力也沒什麼用”的問題。流水線上的機器人，即便再扔兩三年的青春在這，也依然學不到什麼技術，到頭來，只能去另一個“富士康”。
今年，對王國英來説最大的好消息，或許是他的父母打工攢了些錢，回村裏翻修了老家的房屋。但這對他來説同樣是一種諷刺，因為父母告訴他，“你在富士康好好工作，攢夠了錢，結了婚，也可以回村裏蓋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