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盂縣羊泉村的村民都知道，張雙兵演電影了——在一部刻畫日軍侵華期間慰安婦悲慘經歷的電影中，他的講述成為串場主線。
為了一羣老去被忘卻的人：鄉村教師的127位慰安婦調查史
張雙兵是最瞭解這段歷史的人，作為“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他走訪調查127名慰安婦老人，用筆記錄下這段塵封的歷史。
老人們的經歷刺痛了張雙兵，他決心起訴日本政府，還她們一個公道。但起訴至今20年，勝訴的希望一次次落空，老人一個個抱憾離去。
失落的情緒常常湧上心頭，年過古稀的他多次想過放棄，但為了完成12位健在老人的夙願，張雙兵決定繼續前行。
送葬人
2014年4月10日這天，張雙兵攥着鍵盤敲出的悼詞，從羊泉村的家中趕到20公里外的北村，參加李秀梅的追悼會。他和老人非親非故，卻成為她的送葬人。
此前，作為中國第一批對日索賠的慰安婦老人，87歲的李秀梅一直在等待日本政府道歉賠償的那一天——自1995年起訴以來，其餘老人均抱憾離世。
時間對這位飽受苦難的老人毫不留情——腦梗的突然發作，給她的生命劃上了不圓滿的句號。
晉東北農村的葬禮風俗中，致悼詞環節舉足輕重。幫助李秀梅對日訴訟的張雙兵是老人生前最信任的人。
“希望能以我的能力還她一個説法。告訴大家，她是受害者，經歷了磨難的一生。”他手持話筒，送老人最後一程。
出殯時間到，張雙兵注視着送葬的隊伍吹吹打打，走出村口，消失在曠野——1982年調查慰安婦以來，127名受訪老人中，僅12位健在。
侯冬娥老人去世前躺在牀上的情景常常浮現在他眼前，“雙兵啊，只有你相信我是清白的，是被刺刀和大槍強迫屈從的，你一定要給我討回公道啊!”
張雙兵統計，日軍侵華戰爭期間，被強行抓進據點進行性暴力侵害的中國女性至少40萬人，侯冬娥正是其中之一。
直到死，老人都痛恨“慰安婦”這幾個字。“慰”、“安”，這麼温情的字眼，卻被日本人用來粉飾曾犯下的滔天罪行。
這卻是對日訴訟中的無奈——只有“慰安婦”屬於戰爭索賠。曾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偷換概念，稱呼老人為“性暴力受害者”，抵制訴訟，為此，張雙兵將2011年出版的《炮樓裏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再版改為《慰安婦調查實錄》。
小時候，張雙兵聽過慰安婦的故事，但從未想過自己以後會和這段歷史緊緊相連，直到遇見高莊村麥子地裏那個佝僂的身影。
孤零零的麥地
1982年夏天，在高莊學校任教的張雙兵帶學生野外活動。那時，地裏的麥子早已收割，一片孤零零的麥子地格外扎眼——一位老人彎着腰，拄着枴棍，在麥稈的海洋裏艱難地移動，割麥時，她放倒枴棍，跪在地上顫巍巍地揮動鐮刀。
張雙兵看不下去，喚來身旁的學生一起幫忙。老人跪在張雙兵面前，頭貼着地，一個勁兒地念叨：“可遇上好人了，可遇上好人了……”
老人叫侯冬娥，年輕時長得很漂亮，人稱“蓋山西”，曾兩次被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婦。80年代初，老人苦苦支撐着殘破的家。她和丈夫李五白住在窯洞，炕上鋪着破爛不堪的席片，炕頭擺放兩卷很小的鋪蓋，一個木頭墩子(當作小凳子)和一個木頭紅櫃子，是全部的家當。
張雙兵至今記得“蓋山西”那天的穿着，藍衣服，黑褲子，很多補丁，小腳，打着綁腿。那年她61歲，面相顯老，“但看得出曾經是漂亮的”。丈夫卻幾近禿頂，嚴重駝背，鼻子在戰爭年代染上梅毒，爛掉後形成了一個黑洞。半身不遂的他靠老伴養活。
那時，他對老人的經歷，由好奇變為憐憫。
第一次見面，對方顧慮很多，對那段恥辱經歷，絲毫不願透露。為了找到突破口，張雙兵陪她聊家長裏短，從家庭生活到鄰里親戚，繞着彎子聊，回到正題上後，她苦笑了一下，“不説了，説出來讓人笑話。”
在農村，女人把名聲看得比天還大。張雙兵明白，那些被日本軍凌辱過的老人，已經在別人的指指戳戳中活了一輩子，“誰還願意和你談那些個事?”
他沒有放棄，一有空就去找老人聊天，接濟她的生活，同時開始搜尋有關的史料。
一晃十年過去，事情終於出現轉機。
人活得像根木頭
1992年5月31日，張雙兵在《山西日報》看到一篇介紹民間對日索賠的報道，署名童增。
與童增取得聯繫後，張雙兵拿着報紙去找侯冬娥。他知道老人喜歡抽煙但抽不起，就揣了幾包“大槐樹”，一包一毛四分錢。
家長裏短之後，張雙兵突然告訴老人，過去的經歷或許有機會得到賠償。侯冬娥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我從哪裏説起呀，我這可真是很難説的呀!”話音剛落，她已泣不成聲，向張雙兵講出了自己的故事。
抗戰期間，侯冬娥是村婦救會主任，因為長得漂亮，人稱“蓋山西”。日本兵將她抓進炮樓做慰安婦，每天二三十個人輪流凌辱，不聽話就吊起來打、刺刀刺、皮帶抽。被抓走20天后，女兒餓死了，回到家裏，老公嫌棄她，不要她，村裏人在背後指指點點，婦救會的工作自然就丟了。
一個女人，名聲不好，又被日本人糟蹋得不能生育了，誰都嫌棄，最後嫁給了現在的丈夫。解放後，無論什麼運動來了，她都要遭罪。“人活得就像根木頭了，什麼叫好日子，根本不知道。”
老人回憶時，邊講邊哭，經常講不下去。張雙兵去了很多次，才把故事整理完整。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經驗，調查採訪工作變容易了。
張雙兵走訪的第二個老人叫劉面換，15歲被日軍抓走。家裏用100多頭綿羊贖回來後，沒人要她，找了一個二婚，大十幾歲，“一輩子心裏就沒痛快過。”
萬愛花是第一個實名起訴日本政府的中國慰安婦，14歲起曾三次被日軍抓走。成了廢人的她被擔回家後，整整3年只能躺着，無法動彈。能下牀後，身體已變了形，站不直，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頸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160多釐米的個子萎縮到140多釐米。
最讓張雙兵痛心的是張小妮。走進老人的窯洞，滿屋的綠頭大蒼蠅飛來飛去，“她勉強坐起身，頭髮亂蓬蓬的，衣服破爛，全身浮腫，褲子穿不進去。炕上一個碗裏是小米乾飯，已經變成黑綠色，蒼蠅趴在上面。”
四天後，老人去世了，無兒無女，沒人送終。
張雙兵想不通，為什麼這些女人年輕時經歷了煉獄般的磨難，晚年卻生活悽慘、揹負罵名。
他決心為她們討個説法。
起訴日本政府
開始時，張雙兵對討回公道充滿信心。
他説服侯冬娥等人站出來後，將材料整理成申訴狀——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索賠10萬元，遞交給日本駐華大使館。
在張雙兵看來，日本侵略中國是既成事實，受害者健在，媒體報道了，“事情基本上成了，就差日本政府給個交代。”
等了一年，對方沒反應，張雙兵心裏一萬個不服，“你不管，好，我起訴你。”
通過童增牽線，他認識了以大森典子律師為首的日本律師團，後者專門為二戰時中國受害者義務打官司。
1993年10月，兩人在北京見了面，交流後才知道，大森典子是日本共產黨員，而且律師團裏不少人都是日本共產黨。
大森典子告訴他，現在的日本政府講道理，不是以前的軍國主義政府，一定會向中國受害女性道歉賠償。
張雙兵興奮極了，他代表受害老人簽了代理協議。
起初，張雙兵和老人們對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幫助十分猶豫，“幸好是日本女性律師，如果是男性，老人們會更牴觸。”
時至今日，用日本人的錢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張雙兵依然覺得很擰巴，“雖然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如果能用中國人的錢為中國人爭氣，會比較體面。”
張雙兵承認，假如沒有日本律師團的資助，對日索賠將是天方夜譚。“正式起訴至今，所有的費用，包括老人們去日本打官司的食宿，都是他們掏錢，前前後後花了1000多萬元人民幣。”
1995年8月，李秀梅、劉面換、陳林桃、周喜香四位老人正式起訴日本政府。第二年7月9日，張雙兵帶着劉面換和李秀梅，去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站上了103號法庭。
中國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法庭上坐滿了旁聽者和媒體記者。庭審中，李秀梅講到被日本人抓走後媽媽上吊自殺時，泣不成聲，無法繼續。
在日本十幾天，張雙兵帶着兩個“小腳老太太”去了東京、橫濱、大阪，一路做報告會，講述日軍強徵慰安婦的犯罪事實。
在東京一間酒店，張雙兵和兩位老太太剛剛住下，一名日本老人敲門進來，“撲通”跪下。老人名叫湯淺謙，曾是日軍侵華期間的軍醫，他認識到自己犯下的罪行，請求老太太諒解。
開始時，兩位老太太有些害怕，後來慢慢接觸，對日本老兵的印象有所改觀。她們第一次去日本水土不服，全靠他幫忙買藥調理身體。
但是，刺耳的雜音一直如影隨形。
在東京做報告時，日本右翼分子在場內舉着牌子讓老太太“滾回去”，説她們“胡説八道”，最終被主持人請了出去。
第一次在日本的經歷，張雙兵備受鼓舞，回來一講，其他受害老人和家屬態度非常積極，馬上組織了第二批老人起訴。
1998年10月第二次開庭，媒體關注明顯少了。1999年，第三批10個老人起訴日本政府，成為人數最多的一次。之後，張雙兵幾乎年年帶着老人去日本討説法，從地方法院到中級法院，再到高級法院。
情況一次比一次悲觀。直到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承認歷史事實，但不予賠償。理由一，訴訟時效已經過期，二，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
攥着判決書，張雙兵的精神世界被抽空了，一直以來支撐他走下去的信念，在這個瞬間灰飛煙滅。他不知該怎麼面對老人失望的表情，更不知用什麼告慰九泉之下的老人。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內疚和灰心。
“現在的日本政府，是不可能賠禮道歉的”
聊到判決結果，張雙兵放慢語速，沉默，臉上刀刻一般的皺紋，慢慢聚攏。沉吟片刻，他放下搭起的右腿，雙手撐住膝蓋，輕輕嘆了口氣。
見面前，張雙兵刻意換了一身衣服——平整的白襯衫、筆挺的西裝褲、乾淨的皮鞋。他試圖用這身光鮮的行頭，掩蓋33年時光背後的艱辛。
生活在山溝裏的張雙兵，為了調查慰安婦的狀況，靠着雙腿和自行車走遍山西。從家門到村口的石子路，已不知磨爛了多少雙鞋底。一年夏天，完成走訪後回家的路上，山洪暴發，他險些被沖走。
然而這些付出，在外人看來是不務正業。
那段時間，張雙兵是學校裏的“名人”，大會點名，小會批評——“破壞中日友好，儘快懸崖勒馬”。他沒有領過一次獎金，工資也是最低檔，相比同工齡的同事，每月少近千元。
日本律師介入後，一些人認為他破壞中日團結，村領導和村民堵住路口，禁止他出村，只能偷偷摸摸和外界聯繫。
一次，他打算帶領幾位老人去北京見律師和記者。月黑風高之夜，趁村民睡熟了，他們從村裏逃出來，坐晚上的火車到北京。到了北京城，卻不知去哪落腳。摸着乾癟的褲兜，只好領着老太太們住陰暗的地下室。由於擔心村裏人找過來，三天兩頭換地方。
張雙兵的堅持，同樣得不到家人的理解。
孩子抱怨缺少父愛，沒能上大學。老婆抱怨他每天往外跑，不顧家，還花家裏的錢——每月一半的工資用來接濟老人。1993年3月14日下午，政府派來的十幾個人找到張雙兵的家，膽小怕事的老婆受到驚嚇，精神出現問題，留下了後遺症。
最讓張雙兵痛苦的，是受害者家屬的恩將仇報。
“訴訟失敗後，有老人的兒子找上門，罵我多管閒事，指責我搞壞了他母親的名聲，讓我賠償名譽損失。”張雙兵一臉落寞，“開始時，讓日本政府道歉賠償，親屬很高興，一旦得不到了，就把怨氣撒我身上。”
張雙兵調查過的受害老人，由於受到關注，陸陸續續辦上了低保。逢年過節，政府部門會送一些錢、米、面、衣物，生活得到了保障，醫療費也能報銷。
除此之外，民間慈善團體也紛紛資助。張雙兵記得，捐助大部分來自日本和香港，內地誌願者來的很少，“不超十位。”相比日本和香港持續性的捐助，內地捐款都是“一次性的。”
張雙兵明白，揭開傷疤是痛的，“如果早知是這個結果，當初就不該介入。”現在的日本政府，是不可能賠禮道歉的，他後悔當初衝動之下，對老人許下了不可能實現的承諾。
這名普通鄉村教師單薄的肩膀，正吃力地支撐歷史的重擔，或許直至他生命結束，索賠之路依然無法走到盡頭。
但他知道，自己只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