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姐不必如母，24歲的姐姐有義務撫養6歲的弟弟嗎？
做一個不肯為血緣犧牲自我的女性，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決絕。
——遇言姐
電影《我的姐姐》從上映就爭議不斷，豆瓣評分也從7.9一路跌到7.4。
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考研的24歲姐姐，在父母亡故後如何安排6歲的弟弟，自己撫養還是送去領養，構成了全劇最大的矛盾。
電影上映後引發了一些負面評論。
雖然都是對電影情節不滿，但各自站的角度又不一樣。
網上聲音多是指責這部電影是對女性的道德綁架，堅持張子楓飾演的姐姐不該撫養失去雙親的弟弟。
網下的聲音麼，隨便問個長輩，他們的反應都跟電影裏的七大姑八大舅一樣，覺得這個姐姐太絕情了，自己的親弟弟咋能不管。
《我的姐姐》的導演殷若昕和編劇遊曉穎，都是86年出生的年輕姑娘，也是在中戲讀戲劇文學本科時的室友。
從兩位主創的年齡、教育、成長背景來看，她們不可能去拍一部《姐道》出來。
就像導演和編劇自己説的：“創作不是説拍一個爽劇就完了，我們不是教女性應該怎麼生活。我們一直強調支持，而不是支配。告訴女性應該怎麼做，是不公平的。”
▲《我的姐姐》的導演殷若昕和編劇遊曉穎，是在中戲讀書時的閨蜜
遇言姐週末去看了《我的姐姐》。
電影院裏80%的觀眾都是女孩子，時不時可以聽到身邊傳來抽泣聲，可見大家對“姐姐”的人生是多麼感同身受。
遇言姐自己也是姐姐。
雖然出生在北京的教師家庭，家中沒有明顯區別對待兒女，但我仍然對隱性重男輕女環境下，“姐姐”們的生存環境感到深深共情。
長姐不必如母，女性可以“反骨”
《我的姐姐》，原話題來自2013年時天涯上的一個熱帖。
這個挑動痛點的疑似寫手帖，在遇言姐看來是十分過激的。
比如，原帖作者説自己享受獨生女的身份，反對父母在自己上大學後生二胎。
（遇言姐説，生不生二胎，是父母的權利，子女不該干涉）
比如，原帖作者堅決不跟弟弟分享父母的財產，賣掉老家的房子用作自己新房的首付。
（遇言姐説，雖然老家的房產在姐姐名下，但道義上遺產應該子女平分）
比如，原帖作者眼看1歲的弟弟包了一天的髒尿片，堅決事不關己，由他一身屎尿。
（遇言姐説，這個已經屬於沒人性了，就算是面對撿到的棄嬰，也不帶這麼冷漠的）
那篇帖子的最後，作者把弟弟送給一對農村夫婦，並且表示以後不會有任何往來。
她自己用賣遺產房的錢付了北京一套公寓的首付，找了不錯的老公，過着快樂的日子。
她抱怨因為弟弟的存在，非獨的自己不能生二胎（當時還沒全面開放二胎）。
看到這兒，這個原帖已經跟性別議題沒有太大關係了，只能説原作者根本就是一個冷血自私的人。
原文真實性存疑，很可能是寫手帖，遇言姐也就不多評論了。
《我的姐姐》對原帖進行了改編。
修整後的故事沒有那麼偏激，姐姐雖剛烈但不失惻隱之心，絲絲縷縷的細節更貼合現實，所涉及的社會問題是複雜的。
一對二胎夫妻因車禍去世，遺下兩個並不親近的子女。
24歲的大女兒，6歲的小兒子。
做護士的大女兒安然回家處理後事，被迫與素未謀面的弟弟安子恆共處。
親戚們各懷心思，覺得安然理所應當撫養自己的弟弟，並要求她把遺產房過户到弟弟名下。
他們反覆説的那句話是：長姐如母。
而沉默但堅毅的安然決絕地表示：“我要養他我這輩子就完了。”
要把房子賣掉考研去北京，把弟弟送給條件好的家庭。
她的回答直截了當——
“我也會有我的生活，我將來要結婚生子，我負擔不了你。”
除了“負擔不了”這個現實原因，安然對弟弟的排斥，還來自從小到大，自己因為女性身份而被打壓的積怨。
獨生子女政策讓80、90後的城市女孩享受了30來年的平等紅利。
但並不意味着家長們骨子裏的重男輕女思想改變了。
一旦放開生育政策，一旦有機會查性別，人們還是想要生男孩。
安然小時候是獨生女，但一出生就遭到嫌棄。
為着再要一個生育指標，爸媽讓她裝小兒麻痹症。
倔強的姐姐因為不肯配合演戲，被辦公人員識破了父母的伎倆，也招來父親的一頓暴打。
同樣的情節在《我愛我家》中也出現過。
和平琢磨着生二胎，讓圓圓裝半身不遂，不料被上門的計生人員撞見沒病正常的孩子。
這個橋段當年看着好笑，如今想起來很不是滋味。
高考時，安然報的是北京一所醫學院的臨牀專業，父母私自將志願改成了省內的護理專業。
理由是女孩子沒必要讀很多書，應該早點出來工作掙錢，留在省內方便照顧孃家。
安然大學期間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是自己掙的。
在醫院工作的她，眼見一個個拼死都要生男孩的家庭，內心憤恨而厭惡。
這更加堅定了她要去北京的想法。
誰知一場車禍打亂了安然的計劃。
父母過世後，她又被拽回自己的宿命，不得不面對不熟的弟弟。
作為成都城裏人，安然的父母還不至於虐待女兒。
但是安然一直對父母的愛感到猶疑。
在她的潛意識中，父母似乎是關心自己的，但似乎又想要淹死自己。
她不確定父母對自己的愛是否真的存在過。
話説，遇言姐見過不少獨生女兒，也都有着同樣的心理糾結。
長大後的她們回憶自己的童年，覺得父母對自己的愛是不得已——因為家中沒有男孩，因為只有一個孩子，只好認了。
有的父母對女兒説：如果家裏有男孩的話，哪還能這樣慣着你。
有的父母對女兒説：你的堂哥，終歸是咱們家的男孩。
有的父母對女兒説：一個女孩子，上不了大學就算了。
這些一言半語像一根根的毛刺，讓女兒對父母的信任打了折扣。
更普遍的是，很多生了女兒的家庭，因為默認女方不需要準備婚房，從而沒了奮鬥目標，導致在地產投資方面錯過時機，後來追悔莫及。
返回來接着説《我的姐姐》這部電影。
在安然與弟弟的相處中，她發現弟弟的家庭地位與自己全然不同。
弟弟出生就得到了父母最炙熱的愛。
父親會打女兒，但從不打兒子。
家裏的牆上掛滿了弟弟的獎狀，牆上的全家福裏是父母和兒子，父母手機裏只有小兒子的照片。
而弟弟繼承了父親的價值觀，小小年紀張口就是：爸爸説家裏的東西都是我的。
另一種讓安然感到窒息，想要逃離原生家庭，逃去大城市的原因，來自親戚們的女德説教。
姑姑見到安然的第一句話是：你現在的首要任務是把你的弟弟好好養大！
長姐如母，長嫂如母，這是前現代社會的倫理共識。
姑姑本人也是一個自我犧牲的姐姐。
年輕時考上師範俄語系的姑姑，要為考上中專的安然爸爸讓路。因為安然的奶奶説：“當然要緊着弟弟。”
跑去俄羅斯做生意的姑姑，因為孃家一聲召喚，就要跑回來幫弟弟帶孩子。因為安然的奶奶説：“你不照顧弟弟誰照顧。”
從小就被灌輸長姐要多擔待的思想，姑姑認為女性的奉獻是理所當然的，照顧弟弟是姐姐們與生俱來的責任。
當姑姑對自己帶大的侄女安然言傳身教，讓她把房子讓給“以後要立門户”的弟弟時，一個羣體意識的受害者，變成羣體意識的維護者，這個角色是令人同情的。
而對於安然這樣的90後，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來説，她有能力構建獨立的認知。
在電影中，安然反覆地説：“我要成為我自己，我要為自己而活。”
現代女性對命運的把控，對環境的敏感，不僅僅是針對原生家庭。
相處了5年的醫生男友，除了安於現狀沒大毛病。
但安然感受到男友的媽寶氣質後，尤其是聽到未來婆婆那句“我家孫子很金貴的，?嬰兒牀都準備好了”，最終選擇分手。
即便安然最後決定撫養弟弟，也不是因為“長姐如母”的古訓。
就像導演説的——
“安然是一個強者，她不會像姑媽那樣走老路。因為新的和舊的，已經不再在一個套子裏了。”
在家庭中地位高，在社會上地位低，造就了底層男性的悲劇
拍攝一個“反骨”姐姐的主題，看得出劇組是小心翼翼的。
我們都知道，在性別這個議題上，現實比電影殘忍。
《我的姐姐》電影背景是編劇遊曉穎的老家成都。
但其實，成都遠算不上性別問題的重災區。
90後人口性別比例最失衡的省份是江西，男女比例達到120.8：100，全國農村3000萬剩男已經是無解的問題。
感謝大時代讓底層女孩也有重建三觀的能力，?也有獨立生存的能力。
在知乎上，在豆瓣上，很多姐姐們訴説自己如何努力去到大城市，寧可去電子廠打工，過自由的單身生活，也不要回鄉嫁給令人厭惡的農村媽寶男，收夫家的彩禮補貼孃家，幫弟弟攢錢買房娶媳婦。
在知乎上，一個包郵地區的85後農村女孩用上萬字記錄下了自己家中兩姐一弟（其實是三姐一弟，??三女兒被送人了）的生活，獲得了1800條留言。
長篇觸目驚心的文字中包括——
女孩子只要生下來了，且不缺吃穿地養大了，在農村裏就不算重男輕女。
從5歲起幹農活做家務帶弟弟，農村的姐姐們都是這樣生活的。男孩有不用做家務活的特權，誰家的男孩會當女孩使喚呢？
過節家裏煮三個雞蛋。兩個姐姐分一個，弟弟自己吃兩個，他還覺得委屈，覺得另外一個雞蛋也該是自己的。
兩個姐姐一個高二輟學，一個自己力爭報了箇中專。
弟弟上的是縣裏的私立，母親還租了個房子陪讀。
如今輟學打工的姐姐年薪10萬，過着遠離原生家庭的單身生活，但是老家的親戚默認她的所有財產要留給侄子。
更可悲的是舉全家之力養育的兒子，獨享了全部的偏愛，花光了家裏的資源，學啥啥不會，幹啥啥不成，自私又無能，毫無責任感。
而且他從來不認為自己佔到了什麼便宜，對於自己踩着姐姐得到的一切理所當然。
而父母和弟弟都認為家裏對三個孩子很公平，兩個姐姐要和弟弟一起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
《我的姐姐》中，留了一絲人性的温暖，後半段的弟弟很可愛。
但在真實的世界中，一個被重男輕女家庭養育出的男孩八成是眼高手低的失敗者。
遇言姐自己也見過不少這樣的家庭。
女孩很小就知道自己一無所有，連塊宅基地都分不到，於是很努力地為走出去而打拼，讀書、工作都甩男孩一條街。
弟弟從小佔據全部家庭資源，到了社會上沒人再慣着他了。沒有學識技能，又不肯賣體力，最後變成吸煙打牌的底層巨嬰，?如同電影中泡在麻將館的舅舅。
在家庭中的地位高，在社會上的地位低，在家庭中無恥攫取，在社會上無能為力，也就造就了底層男性的悲劇。
看完《我的姐姐》，遇言姐只覺得——
雖然這部電影講的是女性故事，但最應該瞭解這個議題的觀眾，是男性。
在東亞的男權社會中，但凡是有姐弟的家庭，弟弟多少都在剝削姐姐的基礎上，享受了性別優惠。
在這種文化中，“姐姐”是一道綿延幾代的傷疤，每個家庭都欠姐姐一個道歉。
在《天水圍的日與夜》中，貴姐是十幾歲就在紗廠打工、供兩個弟弟讀書的港式姐姐。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的母親是放棄了做老師的夢想、在工廠踩縫紉機供養兄弟的韓國姐姐。
如今，這些被犧牲掉的姐姐們還被安上了一個侮辱性的外號——扶弟魔。
金智英出生在兩姐一弟的家庭中，雖然沒有虐待女兒，但家中最好的東西是屬於弟弟的，就連買麪包也要遷就弟弟的口味。
而弟弟作為受益者，完全感受不到不公，在長大後才懂得反思，並對姐姐們心懷內疚。
到了安然這裏，她無愧地對弟弟説出：我的生命不只有你一個人，我不能再為你犧牲更多了。
做一個不肯為血緣犧牲自我的女性，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決絕。
拍攝一個“不孝“、”不義”、“不從”，敢於切斷親情綁架、狠心放下母性屬性、拒絕含辛茹苦的姐姐，是女性才會想到的視角。
《我的姐姐》把這些約定俗成，但對女性並不公平的陳規，拿出來重新審視，是有價值的嘗試。
《我的姐姐》最後以姐姐和弟弟一起踢球而結束，留下開放式的結局。
但就如導演説的，安然是一個新女性，不會走姑媽的老路。
然而遇言姐仍然認為，應該有更多的男性來看看這部電影。
上至認為女性地位比男人高的高曉松式高知，下至把彩禮問題歸咎於女性拜金的普通男性，更應該做出一些思考，更應該做出一點改變。
可事實是，觀影中被觸動抽泣的全是女性。
而在現實中，更很少有男性肯承認，生而為男，自己欠姐姐一句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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