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輿論普遍認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意外遇刺身亡為上週日（10日）晚的日本參院選舉增添了同情分之時，岸田將迎來執政“黃金三年”的標題也刷屏。岸田內閣如何開啓“後安倍時代”的內政外交？對於經濟這項呼聲最高的民眾願望，岸田會從哪裏入手撬動？中、韓、美三國政要均出席今天（12日）安倍葬禮，會給區域關係和雙邊關係帶來哪些新博弈？
昨天下午，上海市日本學會和上海市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在第一時間組織了“日本參議院選舉與中日關係走勢評估”研討會。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和上海的五位專家陳子雷、武心波、廉德瑰、蔡亮、胡令遠做了專題發言，與會專家對後疫情時代，如何抓住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契機，進而改善中日關係提出了務實的建議。
11日下午，上海市日本學會副會長、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陸慧海主持會議
岸田“黃金三年”如何才能達到預期？
安倍前首相的意外去世，被與會者一致認為是迎來了“後安倍時代”，可以一定程度釋放岸田的執政自由度，但是，岸田的“黃金三年”能否安然度過，似乎還有不少暗礁。
*安倍主義與新時代現實主義
執政聯盟在日本參院獲選146席，四黨修憲勢力獲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同意，岸田的“黃金三年”前景如何？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認為，從理論上來講，到2024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取前的“兩年兩個月”是岸田的穩定執政期，如果要贏得後一個三年，岸田可以在總裁選取前解散眾院，提前進行眾院選舉，那麼，他可以贏得新一個三年執政期，到2027年9月前有效。
他認為，安倍的意外去世是自民黨內部新老交替的契機，對岸田來講是雙刃劍。一方面，黨內壓力會略加釋放，另一方面，安倍作為資深黨魁，原先擋在他面前，如今他就走到了風口浪尖，面臨的壓力更為複雜。就“安倍主義”和岸田實施的“新時代現實主義”，楊伯江做了細緻的分析。
楊伯江具體分析了安倍主義與新時代現實主義的異同
被美國學者稱為“安倍主義”的戰略政策體系，不是一個人的產物，而是以安倍名字為標識的這個時代條件下主客觀因素綜合互動的產物，影響深遠。岸田的政策、路線、人事都將在以此為基點的座標系上展開，會有浮動、遊移，但跳不出這個座標系。雖然物理的安倍不在了，但精神的安倍還在。宏池會出身的岸田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口號，是要最大限度地消弭主客分歧、兼顧各方訴求。它可以看作是宏池會、清和會最大限度的妥協點，是日本對外戰略中商業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結合點，也是對美國利益和日本利益的兼顧。而今年5月國會通過的“經濟安保推進法”是具體的抓手，將幾個點都串聯起來，泛化安保概念、將“安全”融入到內外經濟活動中去，“這樣既不忤逆美國的強勢推動，又維護了日本自身利益。”
*修憲未必會提上日程
這次參院選舉的另一個結果是，修憲勢力已獲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的席位，“程序技術層面已具備了進入門檻”。但楊伯江認為，一旦踏出最後一步，就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引發日本社會撕裂，甚至導致內閣垮台。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仔細分析，認為修憲可能性不大。因為雖然接着還需要國民公投的50%通過，而參眾兩院的意見會影響國民的支持率，但是，這次民眾最關注的事件中，經濟佔了40%，民生佔了15%，而修憲位於第六條，“畢竟，如果投票不超過50%，內閣必須全體辭職。”楊伯江將視野放到歷史中，他認為也不能不警惕，雖然岸田對“經濟治國”更感興趣，但往往是鴿派主政時，一些突破性法案更容易被通過。不過，因為修憲就是自民黨的立黨宗旨，所以在姿態上岸田不會放下修憲這杆旗。
廉德瑰認為修憲要落實，面臨着着政治的不確定性
*對台事務、日俄關係的微妙
生前安倍一些有關日本對台事務的極端言論，諸如2021年12月1日公開表示“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也時常讓台前的岸田頭疼。安倍在卸任後，出任日本國會最大的跨黨派親台議員團體“日華墾”的顧問，利用這個身份，他主導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和台灣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搞所謂的日台政黨“2+2”，安倍還和蔡英文進行所謂的“視頻會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上海日本問題研究會秘書長蔡亮拋出以上信息分析，安倍原計劃在參院選舉後會去訪問台灣，給李登輝掃墓，安倍雖然去世，他的右翼氛圍依然在。比如明天的葬禮，台灣方面是否乘機“做文章”，畢竟現任的日本防務大臣岸信夫是安倍的弟弟，因此不得不警惕。
蔡亮認為，要警惕安倍的右翼氛圍在對台關係上做文章
在俄烏關係上，上海外國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武心波認為，日本對俄烏衝突所表現出的過度興奮和期待，體現了日本“新現實主義”政策下對地緣政治的一種強烈而獨特的偏好，於是一邊制裁俄羅斯，一邊武器支持烏克蘭，一則充當美國主導的“北約全球化”的東亞對接手，二則更想發揮東西衝突中日本獨特的地緣戰略優勢，目的是通過參與全球地緣政治的角逐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這在和平年代往往無法展現和實現。蔡亮則給出另一個視角，安倍晉三執政積累八年八個月，跨度十多年，是個政治老人，與美國的奧巴馬、特朗普、拜登私人關係很好，同時和一直在政壇的普京私人友誼也不一般，在俄羅斯宣佈日本為能源“不友好國家”後，或許安倍是日本的一張牌，畢竟，日本在着力搞好經濟之時，還有9%的能源進口缺額。另一方面，為何事事緊跟安倍的岸田，並沒有像安倍2014年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事件上有“聯俄遏中”的表態呢？蔡亮分析，這是岸田認為氛圍有所不同，日本老百姓此時恐怕難以接受與俄羅斯的交好，也無法對盟國美國有所交代。
楊伯江則認為，日俄關係短期內無法緩解，基於這一新格局，如何經營好東北亞幾個三邊關係，今年初生效的RCEP如何提質升級，由規模優勢提升到標準優勢，以及，在RCEP建成的情況下，中日韓合作如何推進，都是中國應重點考慮的課題。
至此，岸田“黃金三年”背後的暗礁，在學者們的逐一分析中露出水面，同時也預示着中國的可作為空間。
武心波認為，日本對地緣主義有着強烈的偏好
新資本主義政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但對岸田最為考驗的自然還是國內經濟。上海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子雷教授認為，從平成向令和過度中，自民黨政權實現平穩過渡，並已形成長期執政格局，其中安倍前政府的貢獻較大。但是在2012年上台伊始時倡導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如今因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其經濟政策開始遭遇挑戰，這就亟待岸田去平衡國內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人口減少三者之間的關係。可以説，未來岸田要實現長期穩定執政，經濟問題將成為其最大的挑戰。就目前來看，首先需要做到控制國內通脹，這涉及到分配問題。
在過去的近十年裏，“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對穩定日本經濟確實發揮了一定作用。其政策的核心是要實現名義GDP增長率3%，通貨膨脹率2%和實際GDP增長率1%的目標，但現在形勢已經截然不同。在少子老齡化下，即使是經濟零增長，人均GDP還是會增長。安倍在任期間，確實絕大部分時間維持了正增長，實現了戰後連續56個月的景氣週期，但日本經濟始終處於通貨緊縮的狀態。
陳子雷分析，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政策面臨諸多挑戰
陳子雷認為，岸田執政伊始即面臨各種負面經濟效應，包括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日元大幅貶值、貿易收支逆差等現象。其上任後就提出“新資本主義”政策，是要通過再分配手段來消除少子老齡化背景下的貧富差異現象。這裏就牽涉到幾個問題，一，目前已到預期的2%的通脹如果是因為供給側引發，即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也就是“壞的通貨膨脹”現象。而因為需求側引發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則是“好的通貨膨脹”。在“壞的通貨膨脹”預期下，社會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這樣的通脹並不能起到原先政策預期的效果，也不利於其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二，近期日本貿收支易出現了少見的逆差，長久下去將會出現經濟結構的失衡，如經常性項目也隨之出現逆差，依靠貿易立國的日本將難以為繼。三，如何遏制從4月開始的持續的日元貶值，或短期的大幅貶值？這次則出現了日元貶值與貿易逆差並存的現象。四，目前日本國債GDP佔比已創紀錄地達到了256%。在美聯儲持續加息預期下，日本央行通過國債收益率曲線調控的政策騎虎難下，貨幣政策操作空間有限。如何擺脱這一困境也是岸田面臨的一大難題。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目前不斷增加的政府債務將意味着下一代日本國民税收負擔的增加。因此，這個問題不解決，下一代人的收入分配如何保障？如果不能保障，現在的收入分配政策只能是個偽命題。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是個典型的通脹派
對於可以解決的方案，楊伯江認為，日本目前的超量化寬鬆是延續安倍經濟政策，似乎不能輕易去動，而明年四月日本央行行長黑田卸任後誰來接任，將預示政策的走向。岸田是否會任命一位非“通脹派”，值得關注。對此，陳子雷認為人選確實很重要，但值得指出的是，貨幣政策不如財政政策見效快，“貨幣政策好比馬的繮繩，決定方向不偏，決定見效速度的是辮子，即財政政策。”而目前日本央行的貨幣工具已不多。而日本國防預算在不斷增長，但國庫增長很有限，勢必會擠壓民生保障。
“要長期走出經濟怪圈，必須解決再分配問題，在保持增長的同時，又縮小貧富懸殊。這對岸田內閣來説是頗有挑戰的。新資本主義政策，必須有一定的修正。”
中國如何抓住機遇推進中日關係？
安倍在任期間對中日關係的發展“作出過貢獻”，我國外交部在安倍遇刺當天已作出評價。上海日本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教授向與會者分享了自己近期的思考。他指出，如果沒有新冠疫情的發生，2020年習近平主席應該接受時任日本首相安倍的邀請赴日進行國事訪問，中日關係會有一個穩定的發展期。在疫情之初，美國關於疫情源頭的錯誤言論誤導了部分日本民眾，給中日關係下帶來負面影響。疫情期間，美國更換總統，拜登上台後強化同盟戰略，在中美戰略博弈加深的情況下日美同盟得以強化。加之受疫情影響，中日兩國的交流受到限制。所以，以上原因導致中日關係與疫情前相比有很大下滑。
胡令遠認為，中國要抓住岸田注重國內經濟的機遇，大力推動中日關係
現今已到“後疫情時代”，岸田業已贏得兩次國政選舉，進入穩定執政期，今年正值中日恢復正常邦交50週年，我們應順勢而為，推動中日關係建設性發展。他認為，日本已經真正進入後安倍時代和岸田新時代，參議院選舉前，岸田沿着安倍路線以及為了贏得選舉的“安保、外交表演”已告一段落。出身於宏池會的岸田向來注重經濟，今後他會全力聚焦於日本經濟的發展，也只有經濟有起色，才會真正贏得穩定的三年執政期。岸田推動日本經濟發展的訴求，同時少了安倍的約束，給中日經貿合作帶來很大空間和自由度。
因此，中國應抓住機遇大力推動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首先，積極推動恢復疫情前的各種戰略對話機制；其次，經貿合作要真正落地；第三，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紀念機會，積極推動兩國的人文交流。對於第三點，在作研討會總結時，上海市日本學會副會長蘇智良教授強調，在民間外交方面，上海和北京一直做得頗有成效。當前，哪怕是網上的交流也要堅持。
蘇智良認為，日本對經濟問題的探索和經驗，對中國也有啓發借鑑意義
歷史文化學者葛兆光教授有一個觀點，過去談到中日關係時往往強調中日“同文同種”，而對於中日結構性差異如何導致後來的發展路徑不同，應該更要加以研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之際，各類紀念活動在年初已經拉開，楊伯江也告知與會者，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和中華日本學會，都正在積極籌辦各類紀念活動；而上海日本學會榮譽會長吳寄南第一時間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在做着本次研討會外的發言；以往有關中日關係的閉門學術活動也越來越多地向公眾開放。畢竟，引導民眾提高理性認知，少做非理性反應，更是中日兩國修好的民間基礎。“日本面臨的經濟問題，也是中國所直面的，它的探索和經驗，對中國也有啓發借鑑意義”，蘇智良將中日關係放置到地球村的數字化時代下，更是拓寬了時空合作的更多互補。
作者：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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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念
責任編輯：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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