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 記者 張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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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初中生刺死霸凌者獲刑8年一事引起廣泛關注。
9月26日，貴州甕安縣法院就陳某翰故意傷害案進行通報，通報稱：9月25日下午，有媒體就我院曾辦理的陳某翰故意傷害案件進行報道，引發社會關注，我院高度重視，將組織人員開展工作，相關情況將及時向社會通報。感謝媒體及各位網友對我院工作的關心，並歡迎大家監督。
倖存下來的陳泗翰以故意傷害罪被判刑8年。
陳泗翰出獄那天，日頭很烈。
二十幾個家屬在貴州未管所門口等了三個小時。母親李榮惠不肯到陰涼處坐着，她站在正對大門的地方，好第一時間看到兒子出來。這三個小時似乎比過去的2269天都要難熬。
陸續走出來50個刑滿釋放人員，陳泗翰是最後一個。剛出大門，他就被帶去一側的司法車上。父親陳善坤急了，不顧阻攔地跑過去問，才得知兒子作為假釋人員要先到福泉司法所辦理手續。
這是陳泗翰第一次近距離看到父親發白的雙鬢，他心疼又愧疚，主動去拉父親的手。陳善坤一驚，怎麼孩子的手是冰涼的？車上座位不夠，只能讓妻子陪同，陳善坤還沒來得及跟兒子説上兩句話，車就要開了。被落下的他眼巴巴望着，追着車小跑了一段。
想象中的團聚畫面沒有出現，親屬們只好各自返回車裏，路上有人驚魂未定地説，剛剛那幾名便衣站在旁邊，她以為是李家請來報仇的打手，“我都嚇死了！”
李家指的是李小東家。2014年4月30日，李小東等人在校毆打陳泗翰兩次，放學後又將其強行拉到校外“單殺”，結果一死一傷。倖存下來的陳泗翰以故意傷害罪被判刑8年。
這個罪名讓陳善坤夫婦無法接受。他們始終認為兒子是“正當防衞”，並打定主意要申訴到底，還孩子一個公道。
而陳泗翰的自責從未停止過。走出未管所的那一刻，他沒有開心的感覺，只感到一種“解脱”。他很想忘掉過去，卻不知該如何重啓人生。
霸凌
案發當時，陳泗翰是貴州甕安四中的一名初三學生，成績優良，常考進班級前十。在50多公里外的福泉縣工作的父母對他寄予厚望，初一時將他送去甕安讀書，寄宿在他二伯家，因為那邊的“教育質量更好一些”。
事後陳泗翰總是想，那天如果能早點起牀，在外面買早餐，可能什麼事也沒有。遲到了要被記名，那天他一路飛奔到學校，然後去食堂排隊打粉。麻煩就在這一刻找上他。
排在他前面的男生連踩了他幾腳，他並不認識這個人，不明白對方為何找他茬，後來才知道此人叫李小東，常同金威那幫人一起玩。金威是留級生，“家裏有錢”，是本校有名的“校霸”。
陳泗翰的同學曾向新京報回憶， “校霸”們經常隨機打人，以此樹立“權威”， 陳泗翰只是被選中的一個。
他問李小東“為什麼踩我”，李説“我喜歡踩”。他就把李推開，李一拳打過來，旁邊排隊的七八個人也圍上來一起打他，將他打倒在第一排的桌子上。食堂阿姨斥聲阻止，他們才散開。
陳泗翰繼續排隊，李小東又過來，叫他放學後等着。當他坐下來吃粉時，金威走過來，朝他頭上敲了一拳，再次放話威脅。陳泗翰不敢説話，甚至沒留意到碗裏被吐了一口唾沫。
他們沒有等到放學。第二節課後，陳泗翰站在教室門口透氣，李小東和金威帶了一二十人找上門。李小東拿出一把卡子刀（管制刀具）威脅他，沒説幾句就開始動手，一羣人在走廊裏拳腳並用，對他邊推邊打，一直打到廁所。金威從廁所裏拿出一把掃帚準備打他，被陳泗翰的同班同學何冬華制止。毆打持續了十幾分鍾，其間李小東問陳泗翰服不服，他沒回答。
中午放學後，李小東、金威等人把陳泗翰拉到學校附近的花竹園小區，李小東又問他服不服，不服就單殺。金威叫他們一人拿一把刀對殺，“不是你死就是他死”。臨走前，李小東説下午還要打他。
陳泗翰回家晚了，進門時沒有像往常一樣打招呼。二伯和二伯母見他低着頭不説話，以為是考試沒考好。他們急着趕班車去親戚家吃酒，沒留意到他臉上的淤青和額眉上的傷口。
等大人走後，表哥蔣宏、表姐蔣莉問了兩三次，他才肯講。蔣宏問他被打了為什麼不找老師，他説找老師會被欺負得更慘，並一再強調下午他們還會來找他麻煩。他們仨本計劃放學後一起回福泉過五一，蔣宏就説下午來接他，讓他不要出校門。
“我第一反應就覺得學校肯定是安全的，如果他們真的在學校動手，可以去找老師或者門衞。”蔣宏説。
蔣家兄妹屬於專注學習的那類“好學生”，從小到大沒經歷過這種事，以為只是同學之間的小矛盾。事後蔣宏特別懊悔，如果當時把問題想得嚴重一點，多一句嘴告訴大人，可能就不會出事。
但陳泗翰不想告訴父母，怕他們擔心。告訴老師或許能暫時躲過一劫，卻又怕對方受到懲罰後會變本加厲地報復，老師也不能保證他每天的安全。況且馬上要中考了，他不想把事情鬧大。對他來説，順利考完試才是最重要的。
下午，陳泗翰故意等到打鈴了才進教室。聽同學説，李小東們剛剛又來找他了。上完第一節課，他打電話問蔣宏幾時過來，蔣宏説還有一節課。後來蔣宏回想這個細節才意識到，那個下午甚至那一整天陳泗翰都在恐懼中度過。
沒想到四中提前放學了，在一中讀高三的蔣宏還在上課。陳泗瀚不敢出教室，幾個同學陪着他等。五點左右，金威強行把他從教室裏拉出來，從五樓拉到一樓，與李小東等十幾人會合，然後把他帶到附近的虎鷹扎啤店。
那是一段300多米的路，途經許多商鋪。陳泗翰沒想過求助，“誰能幫你？”也不敢逃跑，怕被逮住。在當時有限的思考裏，他只能預想到自己會被打一頓，而他能想到的唯一脱身辦法，就是表哥快點過來接他。他輪番給表哥、表姐和二伯家座機打電話，但都沒人接。陳泗翰的同學們遠遠跟在後面，沒人敢上前勸阻。
金威、李小東等人將書包和校服放在虎鷹扎啤店裏。上一屆的“校霸”阿龍在這家店打工，這是他們聚會和敲詐欺凌學生的“地盤”，旁邊有一條進入花竹園小區的巷道，兩面高牆，沒有監控。
等到五點半，蔣宏還沒來。李小東拽着陳泗翰的衣領往花竹園巷道走。陳泗翰不願意走，李小東説：“你再不走的話，我過10秒就踢你一腳。”並叫人計時。
被打之前，他還聽到阿龍對李小東説了一句：“你不把他殺到，不要來見我。”
“互殺”
沒有人看清楚，陳泗翰和李小東究竟是怎麼“殺”起來的。也沒有人看見，陳泗翰被拽入巷道前一刻，同年級的賀翔偷偷遞了一把刀給他。
賀翔對警方稱，他與何冬華關係要好，當天何冬華叫他去現場幫陳泗翰，所以他把刀遞給陳防身。
一審判決書對遞刀細節的描述是：賀翔趁機將身上的一把卡子刀遞給陳泗翰，陳泗翰左手接過卡子刀後將其放在衣服口袋裏。
而陳泗翰的供述略有不同：賀翔拉着我的左手，我感覺他放了什麼東西在我左邊的校服口袋裏，放完後還拍了一下，叫我注意一點。
當時他的右手還拿着手機給表哥打電話。蔣宏回憶，放學後他在路上接到陳泗翰的電話，得知他已被拖到了校外某地，便叫他不要掛電話，但很快那邊就沒人説話了，只聽到一些奇怪的雜音。
陳泗翰一直沒掛電話，他稱自己左手摸口袋，摸出一把刀，當時刀是半開着的，他沒用過這種刀，不知道怎麼合上，甚至不知道它叫什麼。怕被對方看見，他慌忙把刀背在屁股後面，左手還因此劃傷了。
隨即，李小東衝上來，揮着右拳跳起來打他的頭，他下意識用手去擋，不知怎麼的，李小東右側鎖骨下方被他左手上的刀戳到了。屍檢報告顯示，此創口未傷及胸腔臟器。
兩人各退一步，李小東指着流血的傷口説“這是要哪樣”，並用右手從口袋裏摸出一把卡子刀，衝他殺來。他用拿刀的左手壓制對方的右手，拿手機的右手則壓制對方的左手，近身搏鬥間，忽然感覺左後背一涼，情急之下他用力甩開對方，並刺到了對方的胸口，然後轉身逃跑。
他不知道，身後的李小東持刀追出幾十米後，倒在了地上。
蔣宏記得，電話那頭的雜音持續了一兩分鐘，就聽到陳泗瀚説：“哥，我被殺了。”約四五分鐘後，他在一個路口遇到了受傷的陳泗翰。
陳泗翰用右手捂着左背上的傷口，往二伯家方向狂奔了七八百米，見到表哥後，他像是卸下一口氣，一頭靠在表哥身上，癱軟在地。蔣宏看他後背流了大片的血，讓他趕緊報警。但他當時呼吸困難，説不了話，蔣宏便把他扶到附近的治安崗亭報警。這個行為被一審法院認定為求助而非自首。
一審法院也沒有采信過失致人死亡的辯護意見，理由是：陳泗翰明知與李小東打架會發生傷害的後果，在李小東等人邀約之下，還準備了一把卡子刀放在身上。當李小東用拳腳毆打陳泗翰時，陳泗翰最先掏出卡子刀刺傷李小東。
陳泗翰記得，一審庭審時，審判長先後唸了賀翔、何冬華的證詞。賀翔的證詞提到陳泗翰主動問他要刀，他當庭提出異議，辯稱從未跟任何人要過刀。
李榮惠夫婦懷疑賀翔的證詞作假。他們稱，事發後不久去學校找過賀翔，問他為什麼遞刀，賀翔怕被錄音，把他們倆的手機放到遠處，才説：“嬢嬢，我是看陳泗瀚被打得太可憐了，我才遞刀給他。”
關於校門口的細節，陳泗翰回憶的版本是這樣的：金威等人挾他出校門後，他在下坡處站着不願走，他們就在旁邊守着他，這時賀翔主動走過來，問他有沒有刀，他説沒有，賀翔二話不説就跑了。
六年來，陳泗瀚一直糾結這個問題。不申訴也無妨，但他必須澄清這一點，“我沒有跟任何人要過刀。”他重複了幾遍。
2018年與律師林麗鴻第一次會見時，他特別提到了此事。林麗鴻去甕安縣人民法院要求查看庭審錄像，被告知沒有錄音錄像。而庭審筆錄是在看守所裏籤的字，沒有監護人在場，程序不合法。
所謂的“邀約”打架，陳泗翰也無法認同。
判決書上三次提到同一個細節：李小東等人問他服不服，他説不服。前兩次出現於檢察院的指控和法院的認定，時間是下午放學後，第三次是他本人的供述，時間是中午放學後。何冬華的證詞則提到，中午放學後，李小東問陳泗翰到底想怎樣搞，他説要麼單挑，不單挑下午再説。
對此陳泗瀚否認稱，李小東等人確實多次問他服不服，但他始終沒有搭腔。中午放學後也是對方提出單殺（與金威證詞一致），他一直不同意。
林麗鴻歷經波折調閲卷宗後發現，賀翔等證人證言三次都不一樣；陳泗翰的三次供述也不一樣，部分事實不清。一審辯護律師王雯徵也提到，關於誰先捅刀的細節，只有陳泗瀚本人的供述，沒有其他佐證。
陳泗瀚告訴記者，第一次審訊是案發第二天在醫院進行的，當時他術後剛剛甦醒，眼睛還睜不開，戴着氧氣瓶，説話很困難。第二次是一週後媽媽揹着他去公安局做的口供，他身體尚未痊癒，只穿了一件睡衣，審訊室裏“特別冷”，從早上8點持續到下午2點，早飯午飯都沒吃，他想着“快點擺脱”，可能沒有仔細核對筆錄就簽了字。
尤其在“互殺”細節上，他的記憶比較混沌。第一刀究竟是怎麼刺到對方的，他也搞不清楚，他對警察説是對方跳起來打他時自己戳到的，警察並不相信，反問：“你不殺他，他會殺你？”
這是陳泗瀚不願申訴的原因之一，因為拿不出證據，所有辯解都是無力的。“哪怕我是對的，我沒説謊，都沒用。我不知道怎麼去改變。”
一審後，陳泗翰在看守所裏寫給家人的信。
失控
案發當天，李榮惠早早把飯做好，等孩子們回來。一直等到五點多，噩耗降臨。
趕往甕安的路上，他們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説再不做手術，你兒子就等不到你們了，“最多20分鐘”。李榮惠腦袋一嗡，陳善坤也蒙了。四姐搶過手機説馬上做手術，到了再補簽字。
趕到時手術已結束，人還在昏迷中，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當晚的胸片報告顯示左肺被壓縮約75%，經縣公安局法醫鑑定為重傷二級。
但兩個多月後，縣檢察院委託貴陽醫學院法醫司法鑑定中心再次鑑定，結果改為：左肺壓縮約50%，屬輕傷一級。
李榮惠給兒子擦身時發現，他周身都是淤青，醫院的檢查報告稱其“全身多處軟組織損傷”。最讓她心疼的，是兒子醒來後説的第一句話：“媽媽，我不知道是怎麼跑出來的。”
在醫院取保候審的陳泗翰，仍心心念念備考。住院期間，同學們幾乎每天去醫院把複習資料帶給他。身體好轉後，他提出想上學。警察同意了。
第二天，他扒着媽媽的肩膀去了學校。下午，李榮惠來到學校門口等他放學，其間跟一個炸洋芋的阿姨聊天，阿姨説她兒子也曾在四中讀書，被同學欺負得輟學了。
接到陳泗翰後，李榮惠看到幾個黃頭髮的少年在馬路對面，心裏隱隱不安。“媽媽，金威就在馬路對面。”兒子突然開口。她一看，那人直直盯着陳泗翰，兇狠的眼神帶着恨。她察覺到，兒子扒着她肩膀的手在顫抖。回到醫院後，她把情況告訴警察，警察説安全起見，以後還是不要去了。
2014年5月中旬，警方安排雙方家屬調解，在陳善坤的印象中，這次見面很平和，“過後就大變樣了”。
6月9日，剛過完15歲生日的陳泗翰接到逮捕通知。李榮惠稱，警察當時安撫他們説“先關着”，因為“死者家鬧得很兇”。
蔣宏去公安局做筆錄，聽警察討論此案時提起了“6.28”事件。2008年，甕安一名初二女生與同學外出時溺水身亡，家屬對鑑定結果不滿，坊間也出現各種傳言。6月28日，死者家屬拉橫幅上街遊行，最終演變為一起針對黨政公安機關打砸搶燒的惡性羣體性事件。六年過去，“6.28”的陰影仍未褪散。
四中學生説，李小東和金威曾因打架被學校處分過，開會時還在台上亮過相，金威的口供也證實他和李小東、阿龍一起打過幾次架。
陳善坤很納悶，學校為什麼要給李小東開一個“在校表現良好”的證明？當天陳泗瀚在學校被打了兩次，為什麼沒有老師發現？事後他們找了學校至少10次，始終沒有見到校長，也找過教育局兩次，無功而返。
7月份第二次調解，陳家人下跪求情，李家不同意，在公安局裏鬧。
李榮惠回憶，一審時，陳泗瀚最後陳述時向死者家屬道歉悔過，對方開始鬧場，像要衝下來打陳泗瀚，庭審不得不匆忙收場。辯護律師王雯徵也記得，庭審時李小東的父親情緒很激動，不過庭審還是按程序走完了，並沒有倉促結束。
李榮惠以為還會開庭，等了一個多月，天天去法院門口守，有一次終於守到了法官，李榮惠追着他問多久開庭，他沒回答，只説別人家的人死了，她説別人死了也有個前因後果，假設我家孩子沒搶救過來，我去找誰？對方不説話了。
他們也私下聯繫過李家，希望求一份諒解書，這關係到陳泗瀚的量刑。但李家不肯見面。數月後領到判決書，一看，8年。李榮惠在家哭了一天。
一審法院同時認定，本案的發生，系被害人主動挑起事端，被害人有明顯過錯。
民事訴訟時，李家起訴了陳家和賀翔家。陳泗瀚擔心班主任會受牽連，讓父母不要起訴學校，所以陳家只申請追加了金威等人為被告，共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最後判決金家、賀家分別賠償8.7萬，陳家賠償15.2萬，其中11萬在事發當晚就給了李家。
宣判後，金家不服要上訴，李榮惠指着金父説：“你還好意思上訴，你家金威有什麼權利打我兒子？”
她心裏有冤氣，不願再拿錢，也拿不出錢。家裏本就沒什麼積蓄，之前給的11萬里有6萬是政府補償，5萬是跟親戚借的。那段時間孩子住院治療、請律師等，花了不少錢，不得不抵押房子貸款。出事後她一直請假，沒多久就被工廠解僱了，僅靠丈夫一人工作，維持生活。
2017年未管所打來電話，説如果不交完賠償餘款，陳泗瀚就無法減刑。他們又東借西湊，籌到四萬多。
在法院執行庭辦公室裏交完錢後，李榮惠與陳善坤妹妹跪在李小東父母面前，求他們寫一份諒解書。其實案子已結束，諒解書也不能改變什麼，他們只是想給孩子 “一點希望”。但無論怎麼哭怎麼道歉，對方都無動於衷。
李小東的父親至今恨意難消。今年7月，記者聯繫到他，他拒絕了採訪，並放話説要報復陳泗瀚。李小東的母親則通過伯母向記者轉達，她心情不好，不想見人。伯母説，電話裏她一直在哭。
伯母對李小東的印象基本停留在初中以前：李小東和姐姐從小很乖，幹活勤快，成績也不錯。鎮上沒有中學，姐弟倆初中去了縣城讀書，因為離家遠，父母給他們在縣裏租了個房子，有空會去看他們。
出事時，李小東的父親在煤場拉煤。兒子離開村莊去縣城上學，經歷了什麼，父子倆也許並沒有太多溝通。“我也不知道他那天為什麼欺負別人，出了家門我就管不着了，一定是學校沒有教育好。”在“穀雨”的採訪中，他表示，從前他都是嚴加管教，有一次打兒子把棍子都打斷了。他也不認可“正當防衞”，因為第一刀是陳泗瀚先殺的。
李小東老家。
民事法庭上，李榮惠是自己辯護的。她説，在座的都是為人父母，都有兒女在外面讀書，如果説陳泗瀚犯了多大的錯，要判8年，還要賠這麼多錢，那換作你們自己的孩子，一天被打了那麼多次，你們作何感想？説完庭上很安靜。唯獨李小東父親頭一歪，回了句：“反正我家的死了。”
那一刻，她的憤恨無以復加，但胸腔卻像被死死堵住一般，什麼也吐不出來。
申訴
一審後，陳善坤夫婦找了一個更有名的本地律師，對方信誓旦旦地説肯定會改判，改成防衞過當，頂多判5年。兩人都聽蒙了。
上訴時，他們提交了陳泗瀚的醫院檢查報告、全身是傷的照片，以及四中學生請求法院輕判陳泗瀚的聯名信。
這封聯名信是一審判決後陳泗瀚的同學自發寫的，共有56名學生簽字按手印。信上説：“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殺人犯，他曾經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也是一名積極向上的同學，更是這起事件中的一個受害者，一個需要你們保護的受害者。”
二審沒有開庭，維持原判。
此後兩年，沒有工作的李榮惠揹着包到處遞申訴材料。材料是300元請人寫的，複印一張兩毛，這幾年光復印就花了上千元。
陳善坤則一天到晚盯着判決書看，逐字逐句反覆琢磨，那幾頁紙都快被他翻爛了。“那時候我們什麼都不懂，理解能力和判斷能力有限，哪怕差一個字，意思都不同。”
李榮惠跑了幾十家律師事務所，都説判重了，但沒人願意接。她也知道本地律師的侷限性，只是求一個心理安慰，走到哪兒都想問問，懂法的人對這個案子的判斷，跟他們想的有多大區別。既然區別不大，就要堅持下去。
堅持並不容易。材料要麼遞不上去，要麼沒有音訊，唯一有迴音的是州檢察院——打電話叫她把材料拿回去。她走了很遠的路，拿到材料後，雙腳突然沒了力氣，蹲在地上哭了一場。
頭兩年，母親和姐姐們擔心她抑鬱，每天輪流守着她，走到哪兒跟到哪兒。很多時候，她要不停地暗示自己“我的小孩還在，只要他活着就好”，內心才能獲得短暫的平靜。後來為了轉移注意力，她打了兩份工，每天忙得很累，晚上好睡一點。
陳善坤的狀態更差一些。他原來是一個能説會道、善於張羅的人，孩子出事後，他的嘴變笨了，記憶力退化了，“像變了一個人”。他的身體也不如從前，經常頭暈頭痛，有時痛到心慌、嘔吐，醫院檢查為腦供血不足。李榮惠覺得他是想太多了，休息不好。有時候他半夜起來，走來走去，把她吵醒，最後兩個人都睡不着。
每月一次的探視機會，每次半小時的會見時間，來回要趕90多公里路，他們從來沒有缺席過。每次進未管所，他們會先看牆上的公告，表現好的名單裏經常有陳泗瀚，但減刑名單裏總是看不到他。
有一次，他們參加未管所的幫教活動，可與孩子面對面地吃一頓飯。走的時候，李榮惠回頭看，發現兒子正沿着二樓窗邊跟着他們走。那一幕讓她無比心痛。
陳善坤一直覺得對不起孩子，身為父親，沒有教過孩子如何保護自己，出了這樣的事，又因為自己的無知，沒有給孩子爭取到好的結果。
“故意傷害”這四個字，就像一把刀，紮在他們心上。
2018年，他們看到崑山反殺案的報道，決定無論如何要找一個好律師申訴。李榮惠在網上諮詢了一些北京的律師，把起訴書和判決書發過去，仍只得到口頭安慰。直到林麗鴻對她説：“我接了。”簡單的三個字，差點讓她眼淚掉下來。
今年9月3日，最高法發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衞制度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雙方因瑣事發生衝突，衝突結束後，一方又實施不法侵害，對方還擊，包括使用工具還擊的，一般應當認定為防衞行為。不能僅因行為人事先進行防衞準備，就影響對其防衞意圖的認定。”
林麗鴻告訴記者，她接這個案子，不僅因為它是典型的正當防衞案，更因為它呈現了校園暴力最悲慘的一種結局。“這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例子，我不惜一切代價給他翻案，就是因為他代表太多人了。”
出事後，陳善坤的手機裏存了很多校園暴力的視頻，有些畫面極其殘忍。李榮惠不敢看那些視頻。她曾經目睹過一次校園暴力。一審後的某一天，她去二中附近的二伯家拿聯名信，在樓下看到一羣初中生在打架，二三十個人打一個，有個人手裏拿着一把約三十公分的西瓜刀，表情兇狠。被打的那個孩子被一腳踢到她面前，口鼻都在流血，眼神無助地看着她。她趕緊開門上樓報警，警察很快趕到現場。
“要是陳泗翰被打的時候，有一個人報警，可能他們都會得救。”李榮惠説。
林麗鴻能夠理解陳泗瀚當時不敢告訴大人的心理，因為大人通常只告訴小孩要好好學習、遵守紀律，卻沒有告訴他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我們都是成年人了，但我們曾經也是孩子。”
倖存者
入獄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陳泗翰非常消沉。
事發第二天，他在病牀上甦醒過來，聽到李小東死亡的消息後，哭了。他説不清那是什麼感受，很複雜，難過、害怕、內疚都有，唯獨沒有怨恨。
一夜之間，命運將他變成一個“手上沾血”的人，他除了接受，別無選擇。“沒辦法。”他總是説。
他在看守所裏待了9個月，心裏一直是慌的，見誰都怕。父母透過電視機一樣的視頻窗口，看到他又黑又瘦，卻不敢流淚。
有段時間，他懷疑自己得了抑鬱症，偶爾閃現過輕生念頭。他能做的只有轉移注意力，看書、彈吉他、發呆。
他經常發呆看天，看雲朵緩慢地移動。天空以廣闊給了他些許安慰，他希望安慰到同樣痛苦的家人，在信中他寫道：“想我的時候多看看天，也許我也在看。”
他努力想要忘記李小東以及那天發生的一切，實際上根本做不到。其實他並不記得李小東的樣子，那天他幾乎沒有正眼看過對方，一直在躲避對視。有時夢到自己被打，那些人的臉都是模糊的。
相比父母的鬱憤不平，他更多的是自責。他始終覺得，即便是對方挑起的事端，即便有被霸凌的情節，自己的過錯也無可推卸。
他反省，如果當時自己“圓滑”一點，回一句 “服了”，或者冷靜一點，找個機會逃跑，可能也沒多大事。而且刀是他捅的，人是他殺的，即便申訴能在法律上改判他無罪，但在道德上，他覺得自己並不無辜。
他也被坐過牢的罪恥感包裹，不太敢面對親戚和同學。出獄當晚，他跟昔日最好的同學之一視頻通話，感受到彼此的差距，沒聊多久就掛了。在此之前，他基本每個月都會收到一封同學的信，他們跟他分享高中的生活、大學的煩惱，但他在獄中卻沒什麼可分享的，不知道寫什麼。
他今年21歲，如無意外，本該跟同學一樣上大學。他在未管所裏考取了法律專業的大專文憑，曾有過重新讀書的想法，他寫信給林麗鴻説，“至少我還不想浪費掉這寒冷的年華。”
出來後，他才發現讀書的想法不太現實，雖然親戚和律師都願意幫他謀出路，但提起未來，他仍然感到迷茫。
“一張白紙上面有一個黑點，大家注意的還是白紙上的黑點，不可能去注意其他白的地方。”陳泗瀚談論自己時異常冷靜，並習慣性禮貌地微笑，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苦澀。
（除陳泗瀚、李榮惠、陳善坤、林麗鴻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