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客走進福建武夷山朱熹園參觀（3月21日攝）。新華社記者姜克紅攝
這是福建武夷山朱熹園內的朱熹雕像（3月21日攝）。新華社記者姜克紅攝
武夷山國家公園內的瀑布清溪。新華社資料片
這是位於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鎮的朱熹雕像（2020年3月21日攝）。新華社記者林善傳攝
這是福建武夷山朱熹園武夷精舍一角（3月21日攝）。新華社記者姜克紅攝
新華社北京3月26日電(記者顧錢江、鄭良、王成)3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與朱熹同行：打開武夷山的另一種方式》的報道。
南國春早。春分時節，福建南平武夷山區萬木滋長，百花競放，走在五夫鎮的潭溪旁，不禁想起鎮上一位老居民的詩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這位老居民就是理學大師朱熹，被後人尊稱為“朱子”。
《春日》詩中的泗水，當在孔孟之鄉的山東。而朱熹生活在南宋的福建，其時，北方是被金人佔領的淪陷區，他是不可能到山東的。一個合理的解釋是，朱熹徜徉於武夷山水之間，觸景生情，聯想到孔門教化之力，恰似春風觸處萬紫千紅。今人走在武夷山區，會驚奇地發現，這首哲理詩中的景象，與眼前的滿目春光何其相似，頓生與800多年前朱子相溝通之感。
武夷山是地球同緯度生態保護最好、生物多樣性最豐富之地，這裏的丹山碧水引得人們慕名而來。但，武夷山不僅是秀甲東南的自然名山，亦是孕育影響遠播的新儒學的文化高峯。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武夷山自然和文化雙遺產，一個重要依據是，這裏為理學的搖籃。
是的，武夷山還有另一種打開方式——與朱熹同行的文化之旅。
遇見朱熹
今天，很多人知道朱熹的名字，恐怕是因課本上的詩選。《春日》之外，另一首《觀書有感》中“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詩句，同樣膾炙人口。
不過，詩人朱熹，影響遠不及哲人朱子。人們公認，朱熹理學繼往開來，實現了儒學的復興。
孔子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但在歷史長河中也曾經歷低谷。兩晉以後至唐朝，外來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影響不斷擴大，雖説儒釋道三足鼎立，但儒家漸成最弱的一足。唐代的韓愈在《原道》中發出復古崇儒、攘斥佛老的吶喊，但直到南宋朱熹才真正完成儒家的復興。宋朝受外族侵略，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南移，自古地處邊緣之地的福建迎來經濟和文化的繁榮時代，因緣際會，朱熹在閩北創立了理學——偶然之中，有着大歷史的必然。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張建光指出，朱子理學回應了那個時代價值理想、外來文化、理論轉型的挑戰，以儒家為根本，吸收道、佛思想營養，集中國文化之大成，構建了以“理”為核心，涵蓋自然、社會與人類思維的新儒家學術思想體系。
歷史學家錢穆評價，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自有朱子，而後孔子以下之儒學，乃重獲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於今。
朱熹創立理學，這一深遠影響中國思想和歷史的大事件，就發生在武夷山。學者蔡尚思講，“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
斯人已逝，而山水依然，遺存尚在。武夷山水之間，遍佈朱熹的蹤跡。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其父朱松，舉家南遷入閩，先後到政和、尤溪做縣尉。朱熹1130年生於尤溪，14歲那年父親去世，朱熹受父親遺命同母親來到武夷山五夫裏（今南平武夷山市五夫鎮）居住，在此求學、成家、講學、著述，“琴書五十載”。1192年，朱熹離開五夫定居建陽（今南平建陽區），8年後辭世，葬於建陽黃坑大林谷，享年70歲。
福建省文物局編纂的《朱子福建史蹟圖集》總結，朱熹出生、成長、終老於福建，求師問學、居處著述、授徒講學、為官從政、訪游出行，也絕大部分時間在閩，他所創立的理學被稱為“閩學”，福建也因此得名“海濱鄒魯”，成為僅次於孔孟之鄉的儒學重地。
武夷山的五夫鎮，是朱熹從師就學40餘年的地方，至今古韻悠悠。人在行駛的車上，遠遠看到一位巨人走來，那是今人所立的雕像：朱熹手持書卷，低眉沉思，右頰上有標誌性的七顆痣，身後是層層疊疊的書冊，表明朱子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博學、著述最多的人之一。
五夫古鎮大體保持着南宋以來的格局。潭溪之畔、屏山之麓的紫陽樓，是朱熹住了近50年的舊居，不遠處一株古樟，傳為朱熹所手植。興賢古街，是朱子文化遺存最集中的地方，一條狹窄的古巷，地面全用鵝卵石鋪成，兩側為黃泥夯實的民房土牆，當年朱熹攜徒探友，講學問道，每次外出都要經過這裏，因此被稱為“朱子巷”。
漫步古鎮，朱熹的身影彷彿眼前。
這是一個憂國憂民的朱子。擔當是儒家的真精神，朱熹不僅有“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的民本理論，更有身體力行的愛民實踐，他親手創辦的“社倉”就在五夫：農民在青黃不接和受災時，以低息或無息向社倉借貸糧食，秋冬收割繳還。朱熹之前，社倉是官辦的，往往設在州縣，而民辦的五夫社倉建在鄉鎮，這一做法，得到朝廷肯定並向全國推廣。
這是一個授業解惑的朱子。五夫鎮上的興賢書院，為朱子年少求學和學成後授課的地方，書院大門上方的造型，是狀元、榜眼和探花三頂烏紗帽，寓意儒家求取功名乃是為了做一番治國平天下的事業。大廳高懸仿朱熹筆體的匾額“繼往開來”，這則耳熟能詳的成語來自朱熹的話“繼往聖，開來學”。
這是一個看重家庭的朱子。興賢古街上有劉氏家祠。祠堂制度是朱熹設計的，此前，老百姓是沒有祠堂的，只能“路祭”先人，朱熹規制了祠堂的建構，使祠堂進入了民間生活。朱熹所撰的《家禮》，簡化並整理了“禮”的環節，結束了“禮不下庶人”的傳統，使得百姓也可以講禮了。《朱子家訓》是中國家庭教育的經典，“有德者，年雖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我，我必遠之”等忠告，今日聽來仍充滿智慧。甚至，父母教子常用的“要講理”一語，也打着理學的烙印，只不過，人們“日用而不知”罷了。
這是一個温情體貼的朱子。在五夫，朱子的詩詞名句隨處可見，政府部門食堂前的一塊石上，就刻着這樣幾行字：“葱湯麥飯兩相宜，葱補丹田麥療飢。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小詩背後有個感人故事，朱熹某日跑去看女兒，女兒既歡喜又犯愁——“家貧市遠無兼味”，只好煮一碗麥飯，用香葱做點清湯。端上葱湯麥飯，女兒愧對欲淚，朱熹遂寫下這首《樂道葱湯麥飯》安慰。一位講理又有情的慈父，是今天鮮為人知的朱子形象。
……
遊歷五夫豐富的人文景觀，也是在閲讀理學這本大書，認識一個立體的朱子。
和朱子同遊
到了武夷山，九曲溪漂流必不可少。遊客坐在竹排上啓程，耳畔響起排工唱的船歌：“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棹歌閒聽兩三聲……”
這是朱熹所作“武夷棹歌”十首中的第一首。由一曲而至九曲，觀山覽水之間，泛舟優遊的人們不僅能聽到，還會看到石壁上朱熹親筆題刻的棹歌。武夷棹歌的全稱為《淳熙甲辰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是50多歲的朱熹到武夷山九曲溪畔創武夷精舍後，寫的輕鬆小品，想象力豐富，亦不乏理趣。
換個角度看，對今天的遊人來説，武夷棹歌是一篇絕妙的導遊詞，也提供了理解朱熹其人的線索。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幾何年”，棹歌提及的“架壑船”是一種古代葬具，其狀如船，置於峭壁之上的巖隙間。講求格物致知的朱熹指出，這是上古崖葬的遺物，而非傳説中仙人得道棄下的木舟。事實上，朱子理學被認為極具科學精神，如科學史學者胡道靜認為，朱子對於自然界林林總總的萬物之理，亦潛心考察，沉思索解，常有獨到之見，能符合科學研究所得出的法則。
九曲溪沿岸題刻眾多，朱熹所題既有流連山水的棹歌，也有意味深長的哲理之言。六曲溪南響聲巖上，朱熹所寫“逝者如斯”格外醒目。這四字源於《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響聲巖上這方題刻用意為何？朱熹解釋説：“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原來，朱熹將“逝者如斯”題刻置於九曲溪上，為的是讓觀者在這一情境下更好地體會四字的理學深意。南京大學教授程章燦指出，理學家朱熹十分重視石刻，把它從一種文獻載體轉變為一種文化傳播平台，石刻鐫刻也從具體場合的紀念與記憶工程，轉變為跨越時空的思想文化傳承的符號。
九曲溪畔、隱屏峯下的朱子園，是1183年朱熹創建的武夷精舍舊址，此地對理學而言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朱熹在此講學8年，寫成一系列著作，特別是修訂完成並付諸刊刻《四書章句集註》，標誌着朱子文化集大成的理學體系的成熟。朱熹整理的“四書”，在他身後成為元明清開科取士的標準典籍。
朱熹的一生，為官不到10年，立朝僅46日，大部分時間從事著述和講學。他直接創建了四所書院，在閩北地區存留有武夷精舍，還有他晚年移居建陽創立的考亭書院。張建光説，朱熹既重視官辦教育，更鐘情書院教育，中國書院教育制度的真正確立是在朱熹手上。他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後世書院學規的圭臬。“揭示”的內容集自儒家經典語句，朱熹雖述而不作，但編輯上獨具匠心和深意，如，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為學之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接物之要”。
在武夷山踏訪朱熹的遺蹟，你會感到，行路亦是讀書。朱熹人生中大半歲月安身立命、著述講學於武夷山，這裏的山水人文不僅啓迪了他，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朱子思想的生動鏡像。一條古巷，一座書院，一方題刻，一株古樹，一隻龍魚燈……都可能是朱子理學這本大書中的一個活頁。如果有“哲學地理學”的説法，那麼，武夷山是一個重要的地標。
偕朱熹前行
對當代中國人來説，理解朱熹及其思想，要走進武夷山這個歷史現場，更要返回當下，思考現實與未來。或許有以下三個維度：
一是融合。朱熹“武夷棹歌”“逝者如斯”等題刻，讓人在遊歷中體味文化，循此思路，我們該如何將旅遊與文化更深入更自然地融合起來？武夷山當地，正在進行着很多這樣的探索，比如，用生態銀行理念把五夫鎮的烤煙房變為網紅民宿；萬畝荷塘之畔，年輕人以朱子婚禮的儀式喜結連理。
二是融入。朱熹“講理”，也十分重視“講禮”，努力把大道理化為新民俗，或融入日常生活規範中，家禮、家訓、祠堂都是生動的例證。“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後傳以大者遠者”，朱熹就教育如何落實、落細、落地，有深入的思考和具體的實踐，對今天無論是國家制定立德樹人的教育政策，還是家庭有效地教育子女、緩解焦慮，都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三是融通。學者認為，朱熹的文化實踐可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對儒家思想的傳承與創新，體現了文化自覺與文化擔當。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延續與重光，面臨同樣的文化課題：如何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朱熹的實踐也提供了有益的啓迪。
朱熹晚年陷於爭議和政治攻擊中，其思想被斥為“偽學”，身後才得平反，理學受到朝廷的重視，廣泛傳播開來。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裏，朱子理學是治國理政的官方哲學，是讀書人修身濟世的信條，是老百姓的日常規範，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由朱熹“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觀念發展出的禮教，對人性的禁錮和損害也是客觀的事實。
這就有一個如何看待朱熹及其理學的問題，張建光給出的答案是“揚棄”。“朱子是儒學集大成者，朱子文化既創新發展了孔孟思想，同時也批判性地吸收了佛、道文化的合理因素。”他説，“在當代，我們也應保持揚棄的基本態度，把朱子文化精華與時代精神相結合，實現朱子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在真實世界，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發展，使得當代中國人更易受到西方思想和大眾流行文化的影響，與傳統文化卻較為疏離。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恐怕首先要全面而準確地瞭解傳統文化，才能辨別其中的精華與糟粕，進而在守正中加以創新。有意思的是，朱熹在談到讀書法時也有類似主張：“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説，殊害事”，應該“虛心靜看”，“不執己見”，真正理解了作者的本意與邏輯之後，再作打算。
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朱子理學是繞不過的高峯。但是，對今人來説，朱熹不是用來膜拜與迷信的，而是視其為一位思想者，可以進行深入的對話，使我們面對當下和走向未來時，得到智慧的啓發。
武夷山水是一個有效的媒介：讓本來衝着丹山碧水巖茶而來的人們，得以邂逅朱子，在山水田園古鎮的生動情境中，經歷朱子之樂，體會朱子之理，認識朱子其人。對身陷信息泥潭和注意力焦慮的現代人來説，以此種方式來走進古代經典，實在是更直接，更具體，也更活潑。
如果山水曾吸引你來過武夷山，那麼，同樣奇峯競秀的朱子文化值得你再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