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進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王戰辦公室的人，大概都會感嘆一聲吧。至少記者感嘆了一聲：“好大的書櫥！”辦公室的牆壁被巨大的書櫥佔據，從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陽光從窗外射進來，正好照在靠牆的書桌上。
聽到記者的讚歎，王戰露出微笑：“其他沒什麼，但確實是個讀書的地方。”無論在會議現場發言，還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記者經常看到他露出這樣淺淺的笑意，加上一頭銀髮和慢條斯理的上海口音普通話，用温文爾雅4個字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但也有人説，他的內心遠比他的外表充滿激情，“心裏透亮得像鏡子”。
書櫥裏除了滿滿當當的書，還擺放着一些老照片。作為一位知名決策諮詢專家，王戰已直接或間接服務過多位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為上海發展提供決策參考。除此之外，王戰還有一些特別的職務，比如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理事會特邀理事，上個月他剛剛以這個身份參加了長三角示範區理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記者在書櫥裏找到了1985年1月王戰和時任上海市長汪道涵的合影，這一年王戰33歲，滿頭黑髮，臉上也是淺淺的笑意，兩人的面前擺着那個時代流行的小盆景。王戰告訴記者，照片的拍攝地址就在市長辦公室邊上的第六會議室。王戰當時還在復旦大學任教。
1983年，王戰從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助理，並迅速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世界經濟長週期理論的知名青年學者。“當時，我寫了一篇關於上海如何跨越傳統發展階段的文章，汪市長看到後，約我去聊一聊，我們聊了大概兩個小時。”王戰回憶説。
20世紀80年代，改革的浪潮席捲而來，上海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面臨着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都迫切地想要找到破解難題的方法。記者曾經聽多位上海的經濟學家提起，他們年輕時曾與汪道涵面對面交流讀書心得和對經濟改革的理解。
“他經常找我們聊天，上海一批專家學者都是他手上帶出來的。”王戰説，那時，汪道涵打招呼的第一句話總是：“最近看了什麼書啊？”聊天的氛圍輕鬆隨意，經常聊着聊着到飯點了，就弄點盒飯，邊聊邊吃。在王戰的印象中，汪市長的辦公室不大，但堆滿了書，比他現在辦公室的書還多。
看得出，王戰很尊敬汪道涵，20世紀90年代，王戰被調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時，引用汪道涵的“事成於思，以文會友”8個字作為中心的文化。就在汪道涵與王戰拍下這張合影的4個月後，汪道涵卸任市長，轉而擔任上海市政府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
説到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是個繞不開的起點。1982年底，國務院批准設立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上海經濟區正式成立，範圍涵蓋圍繞太湖流域的10個城市。第二年擴大為兩省一市，隨後，安徽、江西、福建陸續加入，到後來，華東6省1市就差山東沒加入。上海經濟區被認為是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最早嘗試。
但是上海經濟區的試驗並不算成功。1988年6月，國家計委發出通知，撤銷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做不了。”王戰搖搖頭，汪道涵曾和他提到經濟區的工作難度很大，也提到過工作上的一些困惑。儘管汪道涵在長三角的威望很高，但依靠這個獨立於行政區劃之外的辦公室，無法真正破除行政壁壘、優化資源配置。
“以中心城市來發展經濟區，我認為理念上是對的，但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總是碰到‘老毛病’。”王戰感嘆，回顧歷史，每當面臨利益的碰撞，區域之間的一體化的願望，常會被碎片化的現實擊破。
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大背景下，如何根治這個“老毛病”，解開汪道涵的難題？我們在書櫥前的沙發上坐下，聊起長三角的發展和新變。
1985年1月，時任上海市長汪道涵與時年33歲的王戰（左）在一次交談後合影。 （翻拍照片）
從行政區經濟走向功能區經濟
汪道涵的難題，王戰感同身受。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戰參與研究上海某合資經營項目，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最大的反對聲音來自國內某地，該地區認為合資項目對本土產業產生不利影響，“花了很大力氣，必須把幾個地方的利益擺平。”雖然已經過去多年，但王戰對細節記得很清楚。
“受制於行政區的經濟發展，怎麼做到資源優化配置？不可能。”一番自問自答之後，王戰的話頭又回到了上海經濟區。即使放到現在，上海經濟區成立時定下的目標都頗有些理想主義色彩：通過這一探索，在全國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為依託，不同規模的發散式網絡型的經濟區，打破傳統的按條條塊塊管理經濟的體制，解決條塊矛盾，解放生產力，探索一條依靠中心城市發展經濟的新路子。當時，還首次提出“一體化”概念，指出“一體化”不是一樣化，更不是合併化，而是成為先進的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經濟體系。
理想美好，但現實骨感。長三角城市之間協調發展的難度顯而易見，雖然面積不算大，但長三角地區行政區劃和利益格局十分複雜，考核又以省市為單位，往往一個動作，就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協調發展的成本和收益並不匹配。“所以做到最後就是除了山東沒進來之外，又回到了以前華東局的局面，等於又回去了。”按照王戰的梳理，上海經濟區算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上海經濟區撤銷了，長三角一體化的經濟協調並沒有停止。1992年6月，國務院召開長江三角洲及沿江經濟規劃座談會。此後，上海牽頭南京、杭州等15個城市建立長江三角洲城市協作部門主任聯席會議制度，1997年又升級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由市長或分管副市長參加，加入的城市逐漸覆蓋長三角全域41個城市。但王戰認為，儘管每年都在舉辦各種活動，但這些協作還未達到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的層次。
王戰認為，這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其間，長三角城市之間激烈競爭、“互挖牆腳”的消息依然不絕於耳。王戰説，當時他曾和上海某位領導談到，上海張江孵化出來的產業，最好能有30%留在上海，但這位領導透露，真實的比例遠遠小於這個數字。“蛋全在上海孵，但等到小雞鑿殼，要破殼而出了，就被一隻一隻拽走了。”王戰的這種焦慮，在上海頗具代表性。
有一種觀點認為，上海的經濟必須“去製造業”，研發留在上海，產業可以完全轉去長三角。但王戰對這一觀點不以為然：“考慮到就業等問題，還是要保留製造業。”
2020年蘇州工業產值突破了34800億元，規模超過上海。這一變化讓王戰想到了他在日本東京考察時看到的場景，東京都會圈不僅包括東京，還包括周圍的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
“如果把上海和蘇州合起來，作為一個經濟實體去統計，這個結構和總量就非常漂亮了。”王戰提出了這樣一種假想。但隨後，他自己否定了這一想法：“和我們不一樣，日本沒有行政區經濟的概念，所以跨得出來，我們就比較難。”
雖然難，但對於這樣的發展方向是有共識的。在去年10月15日舉行的主題為“開創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新局面”論壇上，時任上海市發改委主任、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主任馬春雷曾表示，推進一體化的制度創新，需要解決三個突出問題，排在第一的問題，是如何讓行政分割不成為發展的障礙，從行政區經濟走向功能區經濟。
王戰認為，如今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已進入第三個階段，也就是要突破原有的行政區域經濟的侷限，向功能區經濟發展，讓市場主體跨越行政區劃高效配置資源。“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温文爾雅的王戰説到這裏，哈哈大笑起來。
1979年11月，上大一的王戰在復旦大學正門口的花壇旁留影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4個層次
“能不能索性把長三角一體化的指標也納入省市的考核指標？”記者提出這樣一個設想。王戰眨眨眼：“如果真的能夠在‘十四五’期間破局，各方面都到位了，再去討論你講的這個考核問題，應該就可以了。”
首先要做的，是實打實的破局。具體怎麼做？“不能一口吃個胖子，我認為可以分4個層次來推進。”王戰的身體向後靠去，顯得胸有成竹。
根據王戰的設想，第一個層次是要把上海做大做強做實。這些年，關於上海的城市發展總是成為網上的熱議話題，有人説上海產業正逐步空心化，也有人指出，上海郊區“燈下黑”。王戰認為，郊區的“燈下黑”説到底還是和行政區有關。
作為“區”，上海的郊區沒有審批權和規劃權，當一個項目要落地郊區時需要“兜圈子”，經過市裏相關部門層層審批，環節多、週期長。此時，周圍一些縣早就把手續辦好了。
2月18日，春節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上海召開“五個新城”建設推進會。根據要求，“五個新城”要建設成為獨立的綜合性節點城市，成為上海強勁活躍的增長極和未來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主引擎，努力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各展所長、走在前列。
“在我看來，‘五個新城’就是解決把上海做大做強做實的問題，‘五個新城’各揚所長，上海要從一個單核的大都市變成一個行政區劃內的都市圈。”王戰這樣分析。
但王戰話鋒一轉，認為單靠上海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夠，還需要形成一個行政區劃外的都市圈，這是他所説的第二個層次。按照他的設想，以大虹橋樞紐作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樞紐平台，串起3條走廊，分別是17號線及其延伸段形成的生態綠色走廊、G60科創走廊和嘉定—合肥一線的先進製造業產業走廊。
邏輯繼續推演。在第三個層次，“五個新城”可以面向長三角城市羣，呼應長三角其他城市的一體化發展需求。比如青浦新城可以成為生態綠色發展走廊的一個支點，松江新城成為G60科創走廊的一個支點，嘉定新城成為產業走廊的一個支點。除了“五個新城”，上海其他郊區也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比如，金山可以與浙江杭州灣緊密合作，寶山和崇明可以配合江蘇沿江城市帶的建設。
第四個層次是什麼？記者洗耳恭聽，王戰卻回憶起了他在大三時做的社會調查。當時，他調查了幾個案例，一個是菊花晶，一開始上海咖啡廠生產的菊花晶外銷市場很好，但很快出現了大量競品，壓價競爭，把這個產業做垮了。另一個案例是鳳凰牌自行車，情況類似，外銷價格每輛150元，其他自行車廠有樣學樣，壓價銷售，最後自己把自己打敗了。
“是不是可以用遊戲規則來規範競爭？”王戰舉例，一家企業做了個創新項目，3年之內其他企業不能跟進，3年之後放開競爭。
“不會吵破頭嗎？”記者問。“不會。”王戰反問，“是要保護創新者，還是保護跟風者？”王戰補充説，第四個層次就是要做一些微觀層面的協調發展，比如在科技創新層面，三省一市可以達成共識，相關部門在審批、註冊中遵守一個共同的遊戲規則，保護創新者，倒逼本想跟風的企業也去創新。
1970年2月，王戰在農村插隊時參加修水庫勞動
王戰在農村插隊時曾擔任村辦的陽團小學的校長，蓋了新校舍。1998年10月，王戰重返陽團小學與學生們合影留念
打破桎梏離不開創新二字
“這是您靈機一動的想法？”看着王戰侃侃而談，記者好奇地問。“這事我已經考慮了30年，這是改革開放40多年總結的經驗教訓。”王戰回答。
王戰説，當年他在調查時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時全國統計，無論是洗衣機產業還是電冰箱產業，總是引進70套到100套生產線。為什麼總是70套到100套？後來他才搞明白，因為有70多個大中城市，“每個城市都要自己建一套生產線。”
話題又繞回到“老毛病”。城市之間缺乏整體協調和分工，背後的原因還是行政區經濟。
近期，一些改變正在進行。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揭牌一年多，在“不破行政隸屬、打破行政邊界”的制度創新探索中，聚焦跨區域協同發展中的規劃管理、生態保護、土地管理、項目管理、要素流動、財税分享、公共服務、信用管理8個方面中最具共性的問題，進行了系統化、開創性的改革創新，目前已形成32項制度創新成果。
“建議還要增加一些功能創新，比如引進前沿技術，做全國水治理創新模式的‘先行者’。”王戰透露，最近上海社科院聯合其他的科研團隊，研究在示範區內試點生態衞生排水技術。
不知不覺，採訪接近尾聲。王戰回憶起40多年前，他在江西插隊時曾琢磨如何讓農民增收。當時，他所在的大隊每年砍伐大量樹木，價格卻賣不高。“這麼粗的木頭，只要3元。”王戰用雙手比畫了一下，看起來比大碗口還要粗。但當時電燈泡木插座要賣到0.17元，一根木料可以做多少小小的木插座？於是，王戰和兩三個同伴自己投錢，專門做了一台鋸木機，生搬硬扛從上海運到江西，想辦一個小小的企業。不料，還沒開始做，一瓢冷水就澆下來，林木產品是國家一類物資，他們無權銷售。
“我在農村11年，想盡所有辦法要讓農民富起來，結果就是做不到。為什麼?原來是窮在經濟體制上。”王戰解釋，他當時憋了一口氣要學經濟，和這件事情關係很大。
王戰年輕時耿耿於懷的經濟桎梏早就被打破了，當下，這一打破桎梏的過程仍有啓發性。去年，王戰總結浦東開發開放30年經驗時發現，浦東新區作為“新區”而非“特區”，就在於一個“新”字，很多做法是創新出來的。
如何解開汪道涵的困惑？如何完成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考卷？採訪結束，答案似也呼之欲出。
欄目主編：孔令君 文字編輯：陳抒怡 題圖來源：圖蟲創意 圖片編輯：雍凱
文內圖片由採訪對象提供
來源：作者：陳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