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賣房到大理開客棧 怎麼也沒想到會發生這個事
男子賣房到大理開客棧怎麼也沒想到會發生這個事。揣着懸而未決的命運和三百多萬的債務，王燕回到了成都。4月1日之前，她有一個令很多城市人羨慕的身份：大理的客棧老闆。她在院子裏種花，打開窗望出去便是變幻的雲彩和蒼茫的洱海，空氣潔淨、陽光燦爛，水鳥落在海面，魚兒劃過湖底，她迎來送往，聽很多路上的故事。這樣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完全符合她早前對客棧老闆的想象——儘管為了維持這樣的狀態，她每年需要承受30萬元的虧損。
男子賣房到大理開客棧 玩玩沒想到會發生這個事
王燕在洱海東北岸的雙廊有18間海景客房。去年9月，雙廊開始修路，客流減少，王燕經常枯等一天都見不到一個客人。她認為暫時的困難都是對未來的投資，她確信自己最終能扭虧為盈。直到2017年3月31日這一天的來臨。
當天，《大理市人民政府關於開展洱海流域水生產保護區核心餐飲客棧服務業專項整治的通告》發佈，要求4月1日起的十天內，洱海保護區核心區範圍內所有餐飲、客棧經營户一律自行暫停營業，接受核查。如當頭棒喝，王燕懵了。
2014年夏天，她在雙廊旅遊業最火爆的時候入局。和很多到大理開客棧的外地人一樣，想久居的原因非常簡單：這裏氣候適宜、文化豐富、旅遊業興盛、有發展空間。她當時45歲，已經開始考慮在此養老的問題。雖未涉足過民宿行業，但她相信“開一家客棧不會比經營一家服裝公司更難”。在成都，王燕是一家小型服裝公司的老闆，每年收入三四十萬，衣食無憂。
考察多家民宿之後，王燕談妥了一家佔地一畝的客棧，租約18年，每年租金60萬，前9年的租金須在籤合同時一次性付清。王燕拿不出那麼多錢，經朋友介紹，找到了現在的合夥人。為支付540萬租金，合夥人賣掉了在昆明的一家小型印刷廠，王燕賣掉了原本經營的服裝公司70%的股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積蓄，又向親戚朋友和銀行分別借貸一百多萬，終於成了海邊客棧佔股55%的股東。
2015年1月正式接手以後，王燕試圖將舊客棧推倒重建，於是花費四十多萬請西南設計院的設計師畫了圖紙。可就在開始拆舊屋的第一天，風聲就傳了過來。有人告訴她：“政府可能要整治洱海了，你這海邊的房子，拆了可能就建不起來了。”
王燕忌憚這樣的傳言，只好一邊經營舊客棧一邊等消息。合夥人認為，在客棧設施陳舊的情況下鋪陳過多的網絡宣傳，帶來的差評會對客棧之後的運營造成不良影響。王燕接受了這個看法，放棄了客棧網絡預訂渠道之後，她也被迫接受了客棧不温不火的狀況。
4月中旬，王燕回到成都，全家人的生活質量大不如前。女兒馬上大學畢業，原本準備去英國留學，現在只能暫時擱置;有親戚朋友上門討債，王燕拆東牆補西牆，終日惶惶;她很難再安穩入睡，有時半夜驚醒，感覺心臟要跳出胸腔。
“我真的非常、非常後悔去了雙廊。”王燕猶豫、嘆氣，最終否定了那段詩意生活的全部意義。
4月28日，“五一”小長假的前一天，我來到雙廊。雙廊正在建設環湖排污管網，汽車被迫停在離古鎮三公里以外的臨時停車場，遊客只能依靠當地人的電瓶車前往。街道如被割開的血管，飛揚的塵土讓整個小鎮蒙上了一層灰。隨處可見類似於“洱海清，大理興”的環保標語，每家客棧、餐館門口都貼着告示：保護洱海，從我做起，主動歇業，敬請諒解。下方是手寫的客棧名字和日期。街上除了幾家當地人開的小吃店和一些小超市，所有的店鋪都門窗緊閉。很多衣服店、飾品店的玻璃窗上，都紅紙黑字地寫着打折信息：清倉處理，一件不留。
我沒有見到王燕。4月26日我到達大理時，環洱海客棧、餐館已正式停業半個月，近年蜂擁而至的很多客棧老闆已如候鳥般飛走。有些人回到大城市，重新過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些人開始考察新的客棧選址，打算從大理遷居別處;更多的人對重新開業抱有謹慎的信心，但對“往何處去”這個命題產生了新的迷惘。
“往哪兒跑啊?這是現在非常困擾我的一個問題。”42歲的火剛説。2010年到雙廊開客棧之前，他在北京從事互聯網和金融行業。他單身，有車有房，過着“每個月都能來大理度假”的生活。後來想讓生活更自然一些，他辭職了，到雙廊開了一家海景客棧。周圍做金融的朋友們設了一個20萬的賭局，押他不出半年就會回北京。
男子賣房到大理開客棧 玩玩沒想到會發生這個事
當時的雙廊還是一個非常樸素的白族漁村，整個鎮子只有十幾家旅館，交通不便，設施落後。火剛在洱海邊做了四個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生意不錯，很快就回了本。到了2015年，大理環洱海遊日益火爆，火剛覺得周圍環境越來越嘈雜，便轉讓了海邊客棧，與人合夥在山上做一家規模更大的民宿。為了這項1100萬的投資，火剛賣掉了自己在北京西直門的房子。他沒有等到北京房價一輪又一輪的暴漲，因而在此後談論起這一話題時，語氣中都帶着隱隱的戲謔、無奈與不甘：“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經歷什麼。”
就在我到達大理的第二天，曾經發起過“逃離北上廣”活動的新世相公佈了最新的網劇計劃。他們將聯合亭東文化，以流行IP“逃離北上廣”為主題拍攝電影，初期投資3000萬。發佈會上，亭東文化首席內容官李海鵬強調：“‘逃離北上廣’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真IP。”
“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有19000人蔘與了線下活動，這個數字已經和當年超女線下報名的人數旗鼓相當。如果當年超女算一個IP，那麼逃離北上廣當然也應該算。”新世相合夥人汪再興説。
在他看來，無論是逃去大理還是留在北上廣，都是大城市居民對生活方式的思考和用腳投票的行為。在採訪中，汪再興引用了英國作家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的話：“從古至今，惟一能令所有人感興趣的事情，就是如何逃離。”他説這是大城市的浪漫母題，符合城市話題和城市故事製造者的定位。
“浪漫是想象。一個畫畫的、做設計的人，每一筆下去都不會是浪漫的。只有當你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你可以用浪漫這個詞。”2012年來到雙廊開客棧的銀翹説，“浪漫是用來形容某種意念而不是描述一件具體事情的。”
銀翹是資深驢友，曾為《Lonely Planet》(《孤獨星球》，著名旅遊指南)撰寫四川卷，2007年之前在深圳從事廣告工作。2008年去拉薩開客棧之後，她就走上了“再也無法回去上班”的路。
男子賣房到大理開客棧 玩玩沒想到會發生這個事
一邊是“逃離北上廣”的微小實驗，一邊是“逃離到大理”的具體實踐。從大城市遷徙迴流，到底是一個口號、一門生意，還是一種生活?
大理地處雲南省中部，海拔2090米，北接麗江，南靠普洱、臨滄，西及蒼山，面朝洱海，以低緯度高原季風氣候為主，温和，乾濕分明。
“我大概前世是大理人。”將《天龍八部》三分之一場景放在大理的金庸這樣説。
“陽光總那麼燦爛，天空是如此湛藍，永遠翠綠的蒼山，我愛藍色的洱海，散落着點點白帆。”歌手許巍在歌詞裏這樣寫。
2014年，導演甯浩則直接將鏡頭對準了大理。電影《心花路放》中，男主角耿浩在都市遭遇情感危機後，是洱海治癒了他。電影票房高達11.67億，其中出現的酒吧和客棧一躍成為網紅，插曲《去大理》成為很多人奔赴而來的助推器：“是不是對生活不太滿意，很久沒有笑過又不知為何，既然不快樂又不喜歡這裏，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每次北京有嚴重霧霾或者‘逃離北上廣’的話題被提起，就會有很多人來問我在大理過得怎麼樣。”去年舉家從北京搬到大理的寬寬坐在古城葉榆路一家有機餐廳裏説。她穿着一身藍色棉布長裙，提一個小竹籃，戴着太陽帽，走到二樓露台時頗有經驗地提醒我：“這裏紫外線太強烈，過一會兒就曬黑了。”
寬寬出生於1983年，早年供職於媒體，後來創業做廣告公司，現在打理着一個擁有30萬粉絲的公眾號。對於大城市人頻繁的叨擾，她有點抱怨：“以前從北京到上海，換一換工作大家不會覺得怎麼樣，但是來到大理後，總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就在思考，為什麼從北京來到大理就變成了一個現象?為什麼這個問題會變成一個問題?1970年代美國作家塞林格就跑到鄉下去，可見所謂的逃離，不是這個時代才有，你即使做了也沒有驚天動地。我在這邊追求不到的東西，到那邊去追求，不是這麼回事嗎?所以我覺得整個時代還是窮人思維，就是我怕缺什麼，而不是我要追求什麼。”
2015年年底，北京的霧霾讓寬寬感到崩潰：女兒基本無法出門，老人身體越來越糟糕……她趕緊帶他們到大理躲霾。住了十多天客棧，北京天氣依然不見好，她萌生了提前搬到大理的想法——寬寬曾考慮40歲之後離開北京，為此還考察過珠海、杭州等地，但連她自己也沒想到這一天會加速來臨。
寬寬被貼上了“逃離者”的標籤，成了北京和大理的連結點：不斷有朋友因考察大理而住在她家裏;不斷有朋友表達移居大理的願望，結果第一句話就是“大理現在房價如何”;不斷有朋友以觀望者的姿態問她：“逃離北上廣之後，你得到更多還是失去更多?”
客棧被關停之後，火剛暫時回到北京。他只能租房住，戲稱自己從中產階級掉回了一無所有的貧下中農。參加一次大學同學聚會之後，他在朋友圈感嘆：“躋身為一二線城市的所謂中產，其代價恐怕冷暖自知，恐懼、迷茫，怕掉隊，怕變故，大學同學聚會，永恆的兩個話題：收入、孩子，大部分人都被裹挾着奔跑於未知和虛空，累啊。”
朋友圈配圖是一列黑白的地鐵，強光透過玻璃，打在幾張沒有表情的臉上。
洱海邊上，排污工程正緊鑼密鼓地進行着。今年年初，大理開啓洱海搶救模式，內容包括流域“兩違”整治、村鎮“兩污”整治、面源污染減量、節水治水生態修復、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執法監管
洱海邊上，排污工程正緊鑼密鼓地進行着。今年年初，大理開啓洱海搶救模式，內容包括流域“兩違”整治、村鎮“兩污”整治、面源污染減量、節水治水生態修復、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執法監管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見到的是26歲的劉雪菲。她正穿着白色棉睡裙躺在天台上看雲。大理傍晚風大，雲層溜得飛快，玫瑰色的太陽還沒掉下山頭，月亮的輪廓就已升在洱海之上。
去年6月之前，劉雪菲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務工作，月薪一萬。7月辭職後，她到大理生活了三個月，10月回北京，在首都機場時她依然確信自己會留在大城市，但僅僅一個小時後，她就主動修改了自己的命運——她走進衚衕裏30平米的租房，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回到原來的狀態。
回到大理古城，劉雪菲租了一套面積60平方米的屋子，坐北朝南，陽台上放着高腳凳和空啤酒瓶，屋裏放着新做的木製畫架。她把這裏改造成一個小型工作室，做法律公眾號、接法務諮詢，同時利用自己的繪圖特長做一些兼職。但在劉雪菲心裏，法律始終是她認識世界的切口。為了在目前最想久居的地方從事最想從事的工作，不久前劉雪菲去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應聘。學歷、工作經驗都沒問題，對方只提出了一個擔憂：你如何保證自己會在這裏長居?
大理是一個流動的場所。剛搬到大理時，寬寬曾經擔心：到大理生活的人會不會越來越多?那些在大理留了很多年的人卻氣定神閒地告訴她：“不會，好多人來了也會走。”
在古城，拐角的牆壁上都層層疊疊地貼着客棧轉讓、店鋪轉租的信息。“最熱鬧的人民路上隔幾天就會換一批店面。”老大理人喜歡用略帶誇張的語氣説。
四年半前，23歲的牛牛剛到大理時，那些已經在此生活多年的朋友們打了個賭：她不會呆在這裏超過三年。
“他們覺得這個年齡的人沒有長性，不適合做這件事。”牛牛説。
2011年，牛牛曾在雙廊住過一段時間。因為生病，她到衞生所打點滴，醫生紮好針後就把她“趕”到院子裏：“你可以一邊曬太陽一邊掛水。”牛牛挪到外頭，滿眼都是和醫院不相符的生活畫卷：護士們洗頭、洗衣服、哄小孩……那一瞬間她覺得大理太温情了。一年後，牛牛決意離開北京，這裏成為首選之地。
作為一個以農業和旅遊業為主的城市，大理並不能提供與北上廣旗鼓相當的就業環境。對很多在大城市從事朝九晚五工作的人而言，要在大理持久生活，從事民宿、餐飲行業是門檻較低的選擇。2011年環洱海旅遊景觀公路全線貫通以後，大理旅遊業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遊客1847.29萬人次，同比增加近20%。洱海旁的房租隨之上漲，一位2012年去雙廊開客棧的老闆説：“那兩年海邊的房租都是接近十倍的漲幅，從兩三萬到二三十萬。”
一心想到大理開客棧的牛牛已經去不起海邊了。“如果揹負太多債務，我會覺得和留在北京沒有什麼區別。”牛牛太抗拒她原先在北京的生活狀態了：要和身邊所有人搞好關係、要在應酬上阿諛奉承，每天凌晨一兩點才能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又得化好妝、戴好面具出現在公司。
牛牛向家裏要了點錢，以每年兩萬的租金在距離紅龍井城門四百米的蒼山腳下找了一塊一畝三分的地。院子剛剛建好時，周圍的村子還是一片荒蕪。牛牛沒有在馬路邊設客棧路牌，因為自卑。“我覺得和大理民宿攻略中頻繁出現的那些設計師手筆相比，自己院子做得太差了。”
剛開業的兩個月，牛牛沒有迎來一個客人。她滿腦子想的都是要證明給父母和原先的同事看，自己從北京來雲南是個正確的決定，可當她坐卧不安地守在院子裏時，她卻發現這根本不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她根本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感。那時她太怕孤獨了，給每一個在大理的朋友發信息：“今天你能過來玩嗎?聊聊天，什麼都行。”她原以為可以讀一些在北京時沒空讀的書，卻發現根本沒心思，滿腦子想的都是：為什麼還沒有客人?
狀態跌入低谷，她開始質疑自己做客棧的意義，同時開始追問：我離開北京是不是一個錯誤?
大理政府發佈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態保護區核心區內的餐飲客棧服務業一律暫停營業，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環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棧紛紛關停，在建項目也被迫停止
2010年8月，我第一次來到大理，逗留兩日後從大麗路搭車到雙廊。當時的雙廊還是尚未開發的白族漁村。我住在玉幾島的一家白族民宿裏，每日房費80元，屋子旁邊就是楊麗萍的太陽宮。坐在客棧的紫藤花架下，能看到鬱鬱葱葱的南詔風情島和碧波盪漾的洱海，能看到光着膀子的孩子們划船到湖中央，像蚱蜢一樣跳進水裏游泳。
2015年3月，雙廊旅遊業最為火爆時，我再次來到這裏。與我當時居住的香港相比，這裏氣候乾燥、天地開闊，午後陽光直剌剌刺在皮膚上，有種都市裏難得一見的坦蕩。從大理下關開出的中巴車上，擠滿了穿白裙子的女生和掛着單反相機的男生。從海西拐到海東，人們拉着扶手隨汽車搖擺，如地鐵開動時人們對身體那種整齊劃一的失控。當時的雙廊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工地，所有看得到洱海的地方都建起了房子。我企圖找到五年前住過的那家民宿，終告失敗。
據統計，2012年雙廊鎮的遊客是135萬人次，2013年突破150萬，而到了2016年，這一數據上升到了320萬。隨着遊客增多，雙廊鎮客棧的數量從2012年的一百多家發展到了2016年的五百多家，其中有70%證照不齊。
“大理是張網，自投羅網的外地人，如蜘蛛網一樣締結着外面的世界，創作、修身、經商、吃睡。”出生於雙廊的趙一海説。他曾就讀於華東師範大學，畢業之後做過五年記者。在他的認知中，大理人的宿命就是回故鄉。“一是大理氣候舒適，二是很多地方經濟落後，回來會有機會，三是大理人的性格沒那麼爭強好勝，因而不太適合大城市的那種競爭。”
2015年，趙一海回到雙廊，在自己的祖宅基地上新建了一個二層小樓做客棧，毗鄰楊麗萍的太陽宮。他説雙廊就像一個怪物，既不是城市也不是農村，卻也因此博得了人們的喜愛：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沉醉於田園風光。
在銀翹眼中，雙廊則更像是中國的縮影。“從我們到這裏開始，雙廊就是一年一個樣子，拆遷、蓋樓、變城市……中國用三十年時間走了西方國家兩百年走的路，雙廊用五年時間走了其他景區二十年走的路。”
2010年，曾就職於新華社的陳陣在天涯論壇上發表了題為 《逃離北上廣，愛大理更愛雙廊》的文章。他在文中稱，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經常疑惑自己呼吸的是空氣還是尾氣，經常不知道喝哪種水才最安全，在菜市場看見個頭越來越大的蔬菜，腦海中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轉基因的畫面……他説：“交通擁擠，空氣污濁，北京越來越不再是適合居住的城市。”他先後考察了廈門、桂林、三亞等地，直到來到大理，他才感覺自己找到了“詩意的棲居地”。
“我正好趕上了大理最美好的時代。”4月29日，我在古城一家咖啡館見到了陳陣。他姍姍來遲，説話語速偏快，喜歡用手攏住半白的長髮，聲稱自己有一種“敏感的不安全感”。回憶起2010年剛來大理時的場景，他流露了了採訪中少見的温柔：“現在的大理跟我們那時候的大理是兩個大理。我們那時候有好多完全的自由人，每個人都有獨立的人格，這場小酒喝完馬上就是下一場。別人從來不問你幹什麼，你就是你，而不是客棧老闆。你有趣，就跟你玩，不有趣就不跟你玩。現在很多小業主就是來掙錢的……通常都會通過你的職業去區分三六九等。”
前一天晚上，陳陣就在這家咖啡館送別了一個在洱海邊投資2000萬、但還沒有正式投入運營的朋友。根據大理政府專項整治通告中提出的“總量控制，只減不增”原則，餐飲、客棧等經營性場所將暫停審批——這意味着這筆投資短期內將不可能回收。朋友一邊哭一邊埋怨他：“不都是你嗎?説大理好，我們才來的。結果我們把北京的房子賣了，在這裏變得一無所有。”
陳陣一句話都説不出來，過了好久才安慰道：“誰也沒辦法拒絕坎坷，總有一天生活會好起來。”我問陳陣：“你相信嗎?”他捋了捋耳後的頭髮，笑道：“不相信。”
“千萬不要把大理太烏托邦化。我最怕這一點了。過去幾年大理為什麼來了這麼多人?媒體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搞得個個都要來這裏抒發自己的情懷。”趙一海説，“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刀光劍影，好的生活其實是自己給自己的。”
被問及“你看到的報道與記憶中的大理是否相符”時，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毫無關係。”“政策風險、市場風險、社區風險。”一位2012年到雙廊開客棧的老闆這樣總結自己身負的壓力，“政策風險是指行政力量對旅遊行業、民宿行業的管理，市場風險是指越來越大的市場競爭，社區風險主要指房東隨時可能毀約。”
五年前他籌建客棧時，曾因為不斷追加投資而被迫求助於高利貸，所幸之後生意不錯，很快就收回成本。他將自己稱為“夾縫中的人”：“需要自己解決很多棘手的問題，但有時候為了經營，你得要美化大理。”
從事法律工作的劉雪菲説這裏非常缺乏法律意識和契約精神，房東毀約鬧上法庭是非常普遍的事。我接觸的數十位客棧老闆中，幾乎所有人都遇到過各種形式的“被漲租”。
為了最大程度地規避風險，銀翹特地找了一個在當地政府擔任職務的房東。簽約前房東拍胸脯表示自己懂法，不會亂漲房租。可到第二年，房東就找上門了。
“合同在這兒就是一紙空文，打官司法院判你贏了也沒用，他還會來搗亂。”銀翹説。有一回她房東喝了酒來客棧裏撒潑，踢了她的狗還砸壞了玻璃，後來也只能不了了之。有時候房東也會帶着他的朋友到院子裏喝茶，介紹説：“看，這是我們家院子。”
“可笑嗎?他租給你了，但這房子永遠是他的，租期裏也是他的，你只是暫時住在這兒而已。”銀翹有點哭笑不得。房東以各種手段要求漲房租之後，雙廊的一些客棧老闆甚至考慮過請保安公司，後來覺得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才暫時擱置。
既有本地人的身份，又曾在大城市見過世面，趙一海成為了兩邊共同認可的公約數。但他覺得自己的位置非常尷尬：“幫本地人説點話，外地人就覺得你終歸是本地人;幫外地人説話，本地人覺得你已經向外地人投誠。”
他説，外來人口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斷增加，自然會發生衝突。關於這個問題，他轉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週末時，趙一海的一個朋友去蒼山上的取水點取水，看見一個開着北京牌照越野車的人拿了五六個大桶在拼命接水，每個都是飲用機桶裝水的容量。一個本地的老人拿了兩升的瓶子湊過去問：“你能給我先接一下嗎?”對方答：“沒看到我正在接着嗎?”
大多數外地移民都認為自己為大理帶來了新的理念與技術，也為大理本地人提供了很多不錯的就業機會。以趙一海的説法，現在反應激烈的雙廊客棧老闆們都有一種功臣的心態：我曾經為此地發展做出過貢獻，你們現在卻這樣不留情面。但他也理解他們的不安。“政策確實不確定，他們害怕後面會不會有更嚴厲的措施，所以就會對未來產生一種恐慌。”
洱海西部的一個客棧老闆把恐慌的另一來源歸咎於租房：“如果房子是自己的，我就不會那麼焦慮，大不了自己住，可是眼看着租約一天天減少，卻無能為力。”
銀翹也因為這次的停業風波有了一些觀念的改變。1964年出生的銀翹曾在北京、深圳長期生活，卻至今沒有買房，也沒有結婚生子。她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拒絕被世俗力量規訓，現在卻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她説：“做生意一定要考慮政策因素。”她打算等洱海邊的客棧恢復營業就將它轉讓出去，自己去貴州山區。但這一次，再也不能租房做客棧了。“一定得是自己買的，至少得有40年產權、有房產證保障的。”
房子如金鐘罩，來到大理尋找新生活的人們很容易又被裹挾進一場安全感捍衞行動之中。
“大理古城附近的房價漲幅很大，尤其是這兩年北京霧霾那麼嚴重，來這兒買房子的人變多了，房價自然就漲了，這是市場規律。”一位姓劉的房產中介稱附近樓盤都很搶手，“有些好的、可能會出售的二手房房源，都有好幾個買家排隊等着。”
2016年年初，寬寬以五百多萬的價格賣掉了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排號預約過户、等待賣方申請貸款，9月份拿到房屋尾款時，那套房子已經漲了兩百多萬。可當她算總賬，卻發現自己並沒有虧：她以每平方米9000塊錢的價格在大理山水間小區買了一套不到兩百平的房子，現在這個小區的均價是2萬;她又在杭州市中心買了一套可供出租的房子，現在那套房子也已經漲了150萬。
“我在大理的這個房子，不斷有人問我要不要賣。北京的朋友也經常託我在大理看房子，可中介説現在都沒房子了……”寬寬説，她很多朋友的移民行動都停滯在“我買到房子就過來”這個點上。“其實沒房子，你也隨時能過來，但大家想的不是先怎麼去改變，而是要先買房子、有個寄託……這其實還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原有的標籤和目錄上。”
對於已經實現相當程度財務自由的寬寬而言，房子已顯得不再那麼重要。而對於想長留大理的劉雪菲而言，這卻是為數不多可以表達忠誠的機會。
5月6日，我再次見到了她。她已經得到了大理下關那個律師事務所的職位。面對能否久居的質疑，她最終這樣回覆了對方：我打算在這裏買房。
大理生活會打碎原有的社會座標，但也容易使人陷入另外一種失序。
牛牛在大理開客棧的這幾年，那種“我選擇錯了”的想法時不時會冒出來。
開業兩個月後，牛牛才在去哪兒網上收到了第一個訂單。她非常緊張，反覆祈禱千萬不要取消。對方實際入住後，她甚至興奮地打電話給朋友説：“我都不想收他們房費了!”可就在客人退房之後，她蹲在地上刷馬桶時，那種心酸的感覺卻翻湧了起來：我名牌大學畢業，原來想開客棧是以為可以穿得很文藝，閒時看看書、寫寫東西、接待客人，可現在卻在刷馬桶……
牛牛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最開始的理想是做戰地記者，職業起點在鳳凰衞視。後來跳槽到騰訊，不到兩三年就成為旅遊頻道副主編。回頭來看，她覺得自己23歲就跑到雲南開客棧，條件其實非常不成熟，“但當時沒有想那麼多。”
很多學弟學妹到牛牛的院子裏玩，都會説：“我畢業後乾脆不工作了，直接開個客棧或者咖啡廳。”牛牛每次都會嚴肅制止他們。“我覺得這件事情跟年齡、閲歷還是有很大關係的。如果是一個40歲或者35歲以上的人再來幹這件事情，我估計他不會有這些思想變化和困擾。剛開始跑開客棧時，家裏人、朋友都在説：你想好了嗎?我當時覺得自己想好了。可如果現在回到那個年紀，我肯定不這樣選擇。絕對。”
2016年年初，牛牛的客棧終於走上軌道，全年入住率達到80%，可她卻覺得生活一下子又變得空落落。
“我覺得我在浪費時間。” 她陷入到一種新的恐慌：我的新聞抱負還沒有實現;我做了一個不掙錢的院子，我暫時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去挑戰;專業荒疏那麼久，如果我不想開客棧了，我也回不去了，因為應聘的公司只會看到空缺了幾年工作經驗，不會看到我這幾年付出的努力與得到的成長。牛牛説，那段時間，她在潛意識裏總覺得有一天會回到大城市，之前不斷逃避是因為自己根本沒有想清楚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原來在一個單位中工作、沒有一技之長的人到大理來，就比較容易陷入困境中。他去做一個咖啡館、客棧，也未必是出自意願，可能只是為了有一個賺錢的工具，但這樣子就會成為空心人。在北京的時候，你沒有心，可以找一些主流的標準來填補，大家都追求那個價值觀，那我也追求好了，可到了大理會發現這一塊空了。所以有時就會越來越印證，原來以前那套主流價值觀才是對的。”寬寬説。
寬寬的丈夫曾是一家國企的儲備幹部，在企業工作了十年，今年春節過後才辭掉工作。為了自己做事業，他們準備了一筆“賠光了也無所謂”的啓動資金。在寬寬看來，這是一個人走出來所必須交付的學費。
剛搬到大理時，北京的朋友曾這樣提醒她：你可能錯過了最後一輪的階層上升機會。寬寬突然意識到，很多人把社會學的概念納入到了個人生活裏，“人生設定是靠這些詞來進行的。”
“這很荒謬，你是一個人，卻拿很多冷冰冰的標籤去框定自己，就像上完大學要結婚、30歲要生孩子等等。我覺得人的痛苦是因為離自己的自然屬性太遠了。”在大理，她逐漸卸下了大城市裏的偽裝，也不再為人情所累——剛開始裝修房子，她跑到別人家參觀，對方知無不言地告訴她技巧和方法，但除此以外沒有一點客套。後來寬寬才發現，在大理和人交往的前提是精神投契，“這個層面不認可，別的都不行。”
大理壓平了大城市的社會結構，人們撕掉身份標籤、與人赤誠相見。正因此，寬寬説她見到了更多流離失所的人。她認識一個已經相當富有的科學家，在北京時的朋友都是和他談專利、談合作的生意人。科學家很厭倦，就想來大理過清風朗月的生活，可到了大理，他陷入到一種無所事事的狀態之中，於是就開始給當地中學捐錢。校領導爭相請他吃飯，他又迅速落到了一個新的圈子裏，被人誇、被人捧、被人團團包圍。
後來寬寬在一篇文章中寫：他們把曾經奮力卸下的枷鎖，又一件件戴了回來。
“‘逃離北上廣’不是鼓勵大家離開中國大城市、離開北上廣。它的真正目的是讓參與者在逃離過程中，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逃離這一行為的意義。”新世相合夥人汪再興在給我的回覆中説。
汪再興説：“某種程度上，大城市可以給職業人更高的成長天花板。”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體驗過小城市資源貧瘠、人際關係複雜帶來的職業成長障礙，“正因此，才不會離開北上廣。”
長居大理或即將搬來的人，大多都不願意説自己曾經“逃離”。
寬寬説：“真的能逃離的人，他不會覺得自己是逃離。”見證了無數“逃離”的趙一海説：“好的生活是自己找給自己的。”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忠於生活。”現在的牛牛以此為信條。從去年起，為了不荒廢自己的專業，她開始重新接觸原來的工作。利用之前在騰訊旅遊頻道積累的資源，她幫一些景區做兼職策劃、寫宣傳稿件，“我實在不願意每天只過打掃房間衞生、打理院子、買菜做飯的家庭婦女，我不希望自己在專業上落後。”
牛牛拒絕被圈定於客棧老闆的身份中，也對再次落入生活的圈套保持着警惕。大理有很多和旅行社合作的客棧聯盟，她參加過一次集體活動，發現大家就是在一起吃喝玩樂、聯絡圈子，然後相互介紹客人。“在這種活動裏，人們好像又回到了城市中的狀態，先去找大家有沒有利益共同點，然後再去交流。我離開北京就是因為不喜歡這種狀態，所以會保持距離。”
“在大理，你還是能夠和不喜歡的東西保持距離。”銀翹珍惜這種“能夠拒絕”的權利。即便她會去其他地方做客棧，她也願意在大理常住。她在蒼山半腰的一個小區租了一套房子，站在二樓可以看到移動的白雲和藍色的洱海。她説這是中國惟一一座嬉皮小鎮，有詩人、有畫家、有衣衫襤褸站在街上賣碟片的人，她熱愛這種氣氛，因為“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
不久之前，牛牛見到了她大學時喜歡的男生。印象中他説一口流利的法語，穿白襯衫、牛仔褲，清爽帥氣。牛牛那天特地化了妝，穿了漂亮的衣服，可就在男生踏進院子的那一刻，她覺得一切都幻滅了。他變成了一個微胖的奶爸，背雙肩包、穿衝鋒衣，抱着一個兩歲的孩子。畢業之後，男生留在北京朝陽區的一家銀行工作，很快結婚生子。為方便以後孩子上學，他靠父母的幫助貸款買了一套學區房。這次跟單位到大理，他只有兩個小時的自由時間。坐在牛牛種滿綠色植物的院子裏，他反反覆覆只剩下一句感嘆：你過的才叫生活。
“可誰會把不好的東西表現出來呢?你們只看見我每次曬風花雪月，你們看見我刷馬桶時候的樣子了嗎?看見我除草的樣子了嗎?”剛開始做客棧老闆時，牛牛會因為別人一句“好羨慕你”而開心很久，對於還在城市牢籠中的人甚至會產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同情，可後來逐漸覺得這不過是成年人對生活狀態的不同選擇。“有什麼可驕傲的呢?”
“他們説到大理時，就像我現在説北京，怎麼那麼吵，有霧霾又堵車。”半個月前，寬寬去了一趟三百多公里以外的騰衝。那裏毗鄰緬甸，擁有同樣四季如春的氣候和開闊葱蘢的田園風光。有些曾經居住在大理的人，因為大理越來越嘈雜而退守至此。“我站在這個狀態觀察北京，原來又有人站在他的狀態來觀察着我現在的生活。”寬寬説，“但我只體驗過這個時代的大理，所以對我來説只有橫向比較。對很多人而言，大理也已經是一個回不去的地方了。”
陳陣的很多朋友都在2012年前後離開了大理，去倫敦、東南亞，或者雲南怒江的山裏。那時微信尚未如現在普及，他説很多人消失了，就是永遠消失了。
2016年秋天，為尋找下一個移居目的地，陳陣來到了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一個大雨滂沱的午後，他躲進一家中餐館，遇到了一對年輕的中國夫妻。他們曾經是某國有企業在委內瑞拉的員工，已在當地生活八九年，2015年委內瑞拉經濟大崩潰，他們被迫回國，卻發現自己早已無力承擔北京的房價。他們回到基多，在那裏開了一家餐館，牆上掛滿了照片，有氣勢恢宏的故宮、天壇，有景色秀麗的頤和園。陳陣在那裏吃了一碗麪，味道一般。他説，他們倉皇出逃，滿面是不知去往何處的悵惘。
陳陣後來沒有在基多定居，他搬到了日本京都，住在嵐山腳下，春天時有櫻花，秋天時有紅楓。他還記得那家餐館的名字，叫北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