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
“刀劍很少閒放在劍鞘裏”
阿富汗為何一直是“失敗國家”？對此，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有的譴責外國勢力再三入侵，有的痛心於其綿延不絕的軍閥混戰，還有的則歸咎於當地社會文化缺乏移植現代文明體制的土壤，甚至還有人覺得這和它破碎、閉塞的地理環境有關。阿富汗裔的美國作家塔米姆·安薩利——《無規則遊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一書的作者——則相信，阿富汗長期的政局動盪，是因為其內部的權力博弈沒有任何規則，而如果按西方的遊戲規則，阿富汗人將無法生存。
在他看來，中亞盛行的“馬背叼羊”（Buzkash）就是這種“無規則遊戲”的縮影：所有人不停扭打撕扯，都旨在爭奪那件唯一的戰利品，它也許只不過是一隻羊，但卻激發所有人為榮譽而戰。比賽沒有隊伍，參賽人數也沒有具體規定，除了端線，場地內外並無明顯區分，甚至也沒有裁判，更沒有犯規一説，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維護規則。唯一約束競逐者行為的，就是人們從小自覺養成的傳統習俗。
如果把這替換成中國人熟悉的“羣雄逐鹿”，就會讓我們意識到，這其實就是無限制的權力博弈。説實話，這在歷史上也不算是特別新鮮的事，但為什麼唯獨在阿富汗造成了破壞性如此之大的嚴重後果？
這就不得不説到阿富汗特殊的“國情”了：它位居亞洲心臟部分，歷來是各大帝國北上南下、東進西出的要衝，但與此同時，這片崎嶇的高原地帶又極為貧瘠，缺乏能引起強鄰貪心的惹眼財富，進佔則成本遠大於收益，其結果，外部勢力往往只是“順便走走”，即便逗留也很短暫。由於境內成百上千的陡峭峽谷極度缺乏良好的道路通達（第一條鐵路直到2012年才鋪築完成），首都喀布爾對各地幾乎一直處於失控狀態——卡菲爾斯坦與喀布爾近在咫尺，但竟能在數百年裏頑強抵禦朝廷勢力，避免改宗伊斯蘭教。
從某種意義上説，阿富汗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無數個小國家組成的地理單元”。生活在高原峽谷裏的一個個村鎮、宗族大體上都是自治的，誰也不服誰。得益於高山深谷的庇護，這些部族逐漸形成一種強烈的獨立性和極端個人主義。由於土地的貧瘠不足以維生，對阿富汗各部族來説，攔路搶劫向來是一種歷史悠久的體面營生，這又使這些剽悍的部族更加桀驁難馴。近代的學者們早就留意到，這個國家“從來沒有過和平”，又由於缺乏糾紛的協調解決機制，“刀劍很少閒放在劍鞘裏”。
這樣一個國家是沒辦法統治的，正因此，歷代阿富汗政權都試圖取消部落的半自治地位，建立起完整一體化的國家體制，通過喀布爾來直接控制、治理整個國家。這樣的“國家建構”幾乎是每個國家現代化進程必然會經歷的，最多隻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然而，在阿富汗卻尤為困難重重。
1747年建立的杜蘭尼王朝是阿富汗第一個嘗試這麼做的政權——“阿富汗”這一國名，就起源於那時，這也是它在其變化無常的歷史上首次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並在抵抗外敵的並肩作戰中形成了一種民族精神。然而，這個王朝的第一任國王艾哈邁德其實就更像是個部落聯盟召集人，之所以被推舉為國王，完全是因為外敵當前，而他又根基甚淺，不至於威脅到部落長老們的權力地位。外部威脅一旦消除，暫時的聯盟就又會分裂為相互廝殺的一盤散沙，就像普什圖人的古老諺語所説的：“我和我的兄弟聯手對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聯手對抗外人，當沒有外敵時，我對付我的兄弟。”
從這一點就能看出阿富汗悲劇的根源：這是一個隨時可能走向四分五裂的國家，僅靠一些偶然的因素（短暫的外部威脅、深孚眾望的某個魅力領袖）勉強維繫着，但國王也僅僅是“家長中的大家長”，並不能真正建立一套整合國家的健全機制。可想而知，這樣的結構是非常脆弱的，就像《複雜社會的崩潰》一書中所言，一旦有什麼變動，例如有威望的老國王去世，“就好像是人們頭上起支撐作用的拱梁突然垮掉或完全消失”，社會組織立刻就會分解到經濟上可維持的最低層次，部落與部落之間、家族與家族之間，“人人各自為戰”在這裏幾乎是永久性的狀態。
阿富汗的這個困境，英國人在兩百年前就已看穿了。1809年，這些西方訪客對這個多山國家的初步印象，現在看來就像是預言：“有理由擔心這個國家的社會走向分裂，他們自身擁有一種排斥和分裂的原則，而且根深蒂固以至於很難克服，除非有這樣一個力量出現，它能夠把整個社會統一成一個堅固的機體，並能夠粉碎、消除每一個部分的特徵。”
平心而論，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極不容易的事，有的甚至經歷了許多場戰爭的熔爐鍛造才逐漸一體化，最幸運的瑞士雖然也崎嶇多山，但它卻能通過教會、行會等跨族羣的社會網絡創造出一種共同的國民身份認同。
不幸的是，這些條件，在阿富汗幾乎一概不存在，他們唯一一致信奉的認同是伊斯蘭教——即便如此，全國數十萬神職人員，卻也沒有全國最高宗教領袖，每一個毛拉都自行其是，不從屬於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有意願推動國家整合的就只有國家的統治者了。
國王與王后的“醜聞”
可以説，阿富汗的近現代歷史之所以這麼多波折，是因為對這樣一個高度碎片化的社會，“國家”乃是一個陌生的新事物。19世紀中後期以來的阿富汗國王、總統等人物，都曾大力推行現代化，試圖打破封閉的社會氣氛，同時鍛造一個新的國家認同，但他們卻無一例外地失敗了。現在很多人都會不無感嘆地回顧起阿富汗曾有過的開明、現代的時期，但他們可能並不知道，在一個極端保守的社會里這麼做，這在當時意味着什麼。
1927年底，阿富汗國王阿曼努拉夫婦出訪歐洲等地八個月，決意要效仿土耳其領導人凱末爾，使本國走出中世紀。然而，王后穿着西方服飾、不戴面紗並裸露胳膊的新聞照片傳遍了整個阿富汗，人民普遍將之看作一樁醜聞，謠傳國王夫婦已改宗天主教，成了異教徒。阿曼努拉回國後，以鎮壓回應對他的瘋狂批評和謠言，並下令喀布爾居民及到首都的阿富汗人都必須改穿全套西裝，他甚至親手扯掉人們的纏頭布。不久，叛亂爆發，僅兩個月後，國王就不得不宣佈自己“完全出於自願”讓位並流亡國外。
可以想見，在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裏，那些政治精英是極少數“開眼看世界”的人物，他們看到了國內外的差距，急於想要趕超，然而他們以酷烈的手段對付反對意見時，卻高估了自己的力量，遭到猛烈反撲。所謂“欲速則不達”，他們的急切反倒使情況變得更糟了，讓一些原本彼此對立的力量聯合起來對抗這個共同的敵人。
這還不是最後一次。阿富汗綿延至今的這場戰爭雖然直接起因於1979年，但遠因卻是更早之前首相達烏德的改革：1959年，他下令讓皇室后妃、公主等貴族女性不戴面紗會見公眾，當很多毛拉表示抗議卻無法提供關於面紗的明確宗教判例時，他將50個毛拉當作異端打入牢獄。這樣的權力對抗沒有妥協可言，只能是不擇手段、你死我活，其結果是，20世紀的阿富汗的統治者當中，只有三個人（阿曼努拉國王、查希爾沙、卡爾邁勒）避開了橫死的命運，並且都是因為流亡國外才倖免於難。
如果國內力量無法推動，那更強大的國外勢力直接介入呢？英國、蘇聯，以及最近的美國，也都失敗了。在談及19世紀的三場英阿戰爭時，亨利·杜倫德就曾説過，當英國軍隊的全勝未能“立即按照良好的信用和良好的政策撤出”時，在當地是絕對不受歡迎的：“一個傀儡國王；一種聽憑外國人擺佈，與阿富汗人的感情格格不入的，因而被人憎恨的民政管理；一個使節——真正的國王，依靠着閃閃發光的英國刺刀來進行統治，因而能夠把他的不管如何殘酷或令人不滿的措施強加於人；一支龐大的軍隊，由於它的消耗使糧食漲價，並使一個十分貧窮的國家的資源消耗殆盡。”
這樣的一幕，在後面又一次次重演：外國干涉雖然暫時扶持起一個“門面”政權，但卻更嚴重地破壞了“國家”在阿富汗人心目中的權威。這個原本就艱難維繫的國家逐漸陷入各自為戰的亂局，而當入侵者也無法收拾、又不願再消耗自己資源時，他們又會再犯下更嚴重的錯誤：從這個無力控制的國家撤出。此時在權力真空中，阿富汗往往會陷入更嚴重的內部紛爭——1980年代中期，阿富汗境內的武裝民兵組織竟有170支之多，彼此相互猜疑，互不買賬，僅此就不難想見蘇聯撤軍後的內戰會打成什麼樣。
在這方面，阿富汗的經歷更接近中東的那些“人造國家”。《破碎大地》一書發現，阿拉伯世界近些年經受政治變革衝擊影響最深的六個國家，無一例外都是20世紀初由西方列強“人工構建”的。當初這些國家的建立就很少考慮民族凝聚力，更少考慮部落或宗教派系的分野，這種缺乏內在統一的民族身份認同，讓它們面臨變革風暴時格外脆弱，伊拉克、敍利亞和利比亞甚至已經徹底瓦解。如果説原先至少還有鐵腕人物維繫國家的統一與團結，那麼一旦他們倒台，部族和教派的力量就會再次讓這些國家碎片化。
在《無規則遊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一書的最後，作者留了一個光明的尾巴，相信“國家將整合各民族和團體，形成統一的合力”。在他眼裏，阿富汗就像一個充滿矛盾的微型實驗室，就像我們這個世界的縮影：“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將國內的眾多民族融合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體，那麼，也許這個星球也會有希望。”但這似乎也委婉地承認了阿富汗整合有多難，畢竟世界的融合還遙遙無期。
不過確實，這個國家並非沒有希望。英國人羅瑞·斯圖爾特前些年到訪阿富汗，他驚訝地發現，雖然世人都説阿富汗是一個“失敗國家”，但他親眼所見，大多數地方都有嚴密的管理（雖然不是外國人所期待的那樣），部落首領都能提供某種形式的公正與安全，否則他也無法獨自一人徒步穿行500公里而不被搶劫或殺害。事實上，正如《巨塔殺機》一書所言，阿富汗這個國家雖然“即使在和平時期都很難治理”，但在經歷了長期的戰亂之後，“人們對秩序的渴望是如此強烈，幾乎任何一個強大的、能穩定國家的權力都會受到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