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已近歲末，這是我們對風險、震盪、加速等範疇感受分外強烈的一年。很顯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世界歷史正處於分水嶺和轉折點上，中國需要做好包括心理在內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其中，基於中國視野對世界範圍內各種力量的構成及其變化作出重新審視和把握，是極其重要的一環，因為合力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歷史大勢。最近《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顯然強化了這一提醒。該文認為，中國雖然在復興，但卻“孤獨”。這個孤獨，當然不是中國武俠小説裏的“獨孤求敗”之本義，而是想發出中國作為“另類”缺乏朋友的唱衰論調。這一充滿濃濃酸味的主觀臆想，折射出西方一些人對中華民族復興步伐越來越深重的焦慮情緒。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最新調查發現，“近20年來第一次，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作為世界強國，其發展嚴重威脅到美國”。
在西方一些人看來，冷戰結束之後，整個世界似乎變成了美國的勢力範圍，資本主義一統天下，但今天，中國在世界權力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與30年前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西方一些學者眼中，這一權力的轉移過程勢必帶來“勢力範圍”的重構。其實，所謂勢力範圍是一個與霸權和殖民相聯繫的概念，西方將中國與勢力範圍聯繫起來，對中國人來説可謂五味雜陳。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中國歷史總體上呈現出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而不斷奮鬥和犧牲的過程，是對西方將中國納入勢力範圍企圖的一次次拒絕和抵抗。蘇聯解體之後，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受到重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條件下，中國也是在堅守和撐持社會主義的根據地，這恐怕是中國對“勢力範圍”一詞時間距離最近的一次體會。
對於中國來説，追求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與所謂追求勢力範圍決不能混為一談。在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中，和平發展是其內在的價值規定。中華民族的復興不走西方大國的老路，並非出自時代條件變化等客觀因素的制約，而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不會基於西方几百年來的強國邏輯、按照自然法則的思維方式行事，這與其説是中國的自我約束，倒不如説是中國的價值自覺。中華民族的復興，與社會主義這一新文明類型的建構是內在一致的，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會做超級大國，它雖然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卻早已與霸權主義劃清了界限，沒有交匯的可能，這也是某些西方國家按照其思維方式總是讀不懂中國的地方。由此決定了，霸權主義語境下的所謂盟友、聯盟都不在中國復興的話語框架之中，這裏只有朋友和夥伴，對此，我們還需要作出話語體系的整體性闡明。
這個準備工作，需要充分汲取“三個世界”戰略思想的有益養分。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出發，將美國、蘇聯視為第一世界，日本、歐洲、加拿大等“中間派”視為第二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國家視為第三世界，這一將社會主義根本原則與中華文化傳統有機結合的思想遺產，依然是我們認識和把握當今世界力量構成及其變化的科學工具。其現實意義主要包含三個方面：其一，堅持對兩極思維和“西方中心論”的超越，思考和把握國際關係與世界權力格局的變化；其二，堅持第三世界一員的自身定位，奉行與第三世界國家團結合作的優先原則；其三，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追求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需強化主體能動性，努力建構和夯實確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堅持以中國自己的事情為中心，不斷做強、做優、做大自己。換言之，中國如何處理與世界的關係，如何贏得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支持，主要取決於如何正確認識自己和處理自己的問題。花香蝶自來，最重要的永遠是做好自己的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建議，開啓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徵程，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定力。另一方面，“德不孤，必有鄰”。秉持“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的義利觀，我們牢牢站在價值制高點上，廣交朋友，廣結善緣，無需“大哥”氣派，只有大國胸懷，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合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方面的有機統一，按照毛澤東的話説，就是讓中國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