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長髮揮的作用如同國與家、公與私、干與羣、上與下聯繫的“直通車”，互動的“連接點”，矛盾的“緩衝帶”
10萬名鄰長將羣眾的需求“一網打盡”，用“繡花功夫”織密基層治理“一張網”
如同10萬雙“眼睛”，鄰長是分佈在村（社區）中的矛盾“減震器”
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姜剛 吳慧珺
14名社區幹部服務3.2萬名羣眾，被動應對，疲於奔命……一年多前，新冠肺炎疫情初起，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薛閣街道馬元社區黨委書記郭俠時常在想，怎麼讓基層訴求真實傳遞、快速反饋與妥善處理？如何讓信息和政策及時、全面、精準傳達到基層？
曾經這些基層治理的“末梢困境”，隨着到位的10萬名鄰長逐步破解。
自2020年7月起，亳州探索建立了貫通“鄉鎮（街道）—村（社區）—片—組—鄰”的鄰長制基層組織體系，選配10萬名鄰長，充分發揮“服務員”“調解員”“觀察員”“宣傳員”等職能。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劉奇認為，鄰長髮揮的作用如同國與家、公與私、干與羣、上與下聯繫的“直通車”，互動的“連接點”，矛盾的“緩衝帶”。
亳州市蒙城縣雙澗鎮李寨村鄰長和羣眾在村羣眾議事小會場進行溝通交流，聽取羣眾對工作的意見建議 安徽省亳州市委組織部供圖
“1∶1000”
暴露基層治理“末梢困境”
記者在亳州調研發現，村（社區）尤其是城市社區的鄰里關係普遍存在“只聞關門聲、不知是何人”的情況，廣大村（社區）幹部人少、事多、壓力大，提供的服務難以滿足羣眾需求，基層治理存在三大“末梢困境”。
幹部服務難入微。一名村（社區）幹部服務上千名羣眾，千家萬户的需求難以反映到決策層，各項改革創新政策舉措也很難精準傳遞給羣眾。“過去，一些羣眾上訪多源於小事，社區沒有及時發現處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郭俠説，14名幹部要服務3.2萬名羣眾，還要承擔污染防治、脱貧攻堅和督查巡查等任務，往往處在被動管理、疲於奔命的狀態。
羣眾需求難匹配。隨着羣眾需求不斷增加且多樣化，基層幹部往往難以掌握和匹配相關需求。比如，獨居老人腿腳不便，想下樓買油買鹽都要考慮再三；有的小區或村口道路的電燈泡壞了影響照明，但長期無人過問，只有打市長熱線投訴後才能解決。
社會動員難有效。村（社區）遭遇突發事件或政策宣講時層層傳導，但效率層層衰減，社會動員有效性不足。例如，疫情初期，有的社區幹部難以聯繫到羣眾，無法有效開展工作。
亳州市譙城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張建影和亳州高新區黨建辦主任白全等人説，必須化解基層觸角“最後一米”的痛點，填補工作空白點，消除治理與服務的盲點。
“鄰長制”推動基層組織體系向下縱貫到底
亳州市域面積大，總人口超過600萬人。健全完善基層治理體系，打通社會治理“神經末梢”，既是當務之急，也是長久之策。
為破解城鄉基層治理“末梢困境”，需要推動基層組織體系向下縱貫到底，為民服務精準治理。
亳州的改革，不是簡單地對原有網格進行再切分，而是探索“一貫到底、上下聯通”。
2020年7月以來，亳州市通過科學劃片、依法分組、合理設鄰，探索建立了貫通“鄉鎮（街道）—村（社區）—片—組—鄰”的鄰長制基層組織體系，帶動廣大黨員、羣眾主動參與村（社區）街巷治理，實現社會治理精細化。
按照空間、人員全覆蓋的原則，亳州市將每個村（社區）劃分為若干片，片長由村（社區）兩委幹部和村其他工作人員（其他社區專職工作者）等人擔任；每個片劃分若干組，組長由村民（居民）小組長、村（社區）聘用人員等人擔任；在每個組內以居住臨近的5户至15户村（居）民為一鄰，鄰長由居住在本鄰內的村民（居民）代表、在職（退休）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人員、村（社區）志願者、熱心公益村民（居民）等人擔任，黨員帶頭。
目前，亳州市在127個城市社區和1221個村選配片長9222名，組長26812名，鄰長107555名。當地還出台了為鄰長免費健康體檢等激勵舉措。
“鄰長的職責包括上情下達、下情上傳、服務羣眾、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亳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守雨説。
為建立健全基層問題“發現、反映、交辦、解決、反饋”工作機制，幫助鄰長第一時間回應羣眾問題，亳州市開發了鄰長信息平台，運用大數據手段，依託微信公眾號、手機短信、鄰長工作微信羣等平台，打造為民服務的“指尖陣地”。
在亳州高新區第一社區管理中心，記者看到，屏幕上實時顯示羣眾提交的問題以及鄰長處理問題的進展。該中心黨委副書記孫明新説，羣眾可拍照上傳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並可實時在線查看問題的處理情況。鄰長可在線辦理問題，也可通過系統上傳至分管組長、片長。
10萬雙“眼睛”成聯繫“直通車”
“有問題找鄰長。”“遇事不要慌，鄰長來幫忙。”“鄰長是我們的大家長，服務羣眾不斷檔。”羣眾的點贊證明，亳州107555名鄰長激活了社會治理體系的“神經末梢”。
薛閣街道馬元社區患有糖尿病且行動不便的一位市民向鄰長周楊反映，家裏水管漏水。周楊聯繫社區，並請專業維修工人疏通下水管道，及時解決了居民難題。這位市民説：“多虧鄰長出面協調，讓我沒了後顧之憂。”
除了擔任“服務員”幫助羣眾解決問題外，鄰長還承擔“調解員”職責，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推動亳州市的信訪量和市長熱線來電數量大幅下降。
10萬名鄰長如同10萬雙“眼睛”，是分佈在村（社區）中的矛盾“減震器”。作為基層黨組織聯繫羣眾的有效觸角，鄰長制構建了科學、嚴密、順暢、高效的基層組織體系，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
“小區電動車堵路等小矛盾，如果沒有鄰長從中調停，有可能釀成大矛盾。”亳州市和諧佳苑社區的一位鄰長鬍修聞説，鄰長就近和大家有商有量，矛盾能及時化解，消除了基層工作“盲點”。
作為“觀察員”，鄰長可以瞭解社情民意，暢通了民意表達的通道。
鄰長還是政策“宣傳員”。亳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修薇表示，以前中央發佈新政策，層層開會傳達，到村（社區）效應相應遞減。如今鄰長當天就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傳遞給羣眾，接地氣的方式讓羣眾更能接受。
“‘鄰長制’依託於原有的村（社區）制度設計，進行了組織延伸，打通了基層黨組織領導基層治理的‘最後一米’。”劉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