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時下有的年輕幹部卻被消費主義裹挾，陷入虛榮攀比的怪圈，一些人甚至還把奢靡享樂當作人生目標，在大牌名品的誘惑中迷失了自我。最新一期《中國紀檢監察報》雜誌推出“年輕幹部違紀違法問題系列報道”，聚焦兩位年輕幹部的物慾心魔，為黨員幹部追求健康適度的生活方式、樹立崇儉戒奢的價值觀念帶來思考。
追求“精緻”生活的代價
“這些年，我過分追求與自己收入、身份不相符的高消費，缺乏守護職務廉潔性的警覺……那個曾經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而寒窗苦讀、又在組織的培養下一步步成長起來的自己，面對金錢的誘惑毫無免疫力，沒有守住底線，最終一步步墮落到職務犯罪的漩渦中。”回看自己的違紀違法歷程，曾任上海市金山區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金英麗恍然如夢。本是振翅欲飛的年紀，這位“80後”副處級女幹部卻因貪腐早早折了翅膀。2020年12月，因受賄538萬餘元，金英麗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並處罰金100萬元。
1981年，金英麗出生于吉林省柳河縣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從小到大，她都是“別人家的孩子”，學習和生活幾乎不需要父母操心。憑藉自己的努力，金英麗先後在兩所國內知名大學拿到學士和碩士學位，並於2006年作為引進人才，來到金山區工作。她很快在同齡人中嶄露頭角，工作僅半年便當選金山區政協常委，又相繼擔任金山區知聯會副會長、民族聯副會長、青聯副主席等社會職務。尤其令人記憶深刻的是2012年，金英麗憑藉出色的工作業績獲得金山區“十大傑出青年”稱號。那時的她意氣風發，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和希望。
然而，事業發展順風順水的背後，金英麗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已悄然出現了偏差。“她從一開始就設定了錯誤的人生目標。”辦案人員一語道出了她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真相。
原來，金英麗本科就讀日語專業。課餘時間兼職做翻譯的過程中，她接觸到不少有錢的客户，他們的高檔次裝扮讓金英麗大開眼界。也就是在那時，金英麗對奢侈品產生了巨大的嚮往，甚至認為“追求品質生活”才是人生意義之所在。事實上，碩士臨近畢業時，收入中等的體制內工作並非她的最佳選擇，但她聽從了男友的建議，決定到上海市郊做一名公務員，“他説他負責努力賺錢，我就在體制內安心工作。”
繁華絢麗的上海給金英麗提供了施展個人能力的工作平台，更讓她有機會體驗、挑選各式各樣的世界名品，實現讀書期間沒有能力實現的願望。她很快擁有了中意的名包名錶，不少衣服的單價都超過一萬元。按照畢業時的打算，金英麗將品質生活的物質保障寄託在另一半身上。遺憾的是，她的婚後生活卻不如預期幸福，兩人矛盾重重、爭吵不斷，最終不得不以離婚草草收場。
婚姻的變故徹底改變了金英麗，她產生了不要結婚、不要孩子、及時行樂的想法。她本應與父母聊聊工作後的生活狀況，但是由於長時間獨立在外，她對父母一直“報喜不報憂”，父母完全不瞭解女兒的世界，離婚的打擊她也沒有向父母表露。相反，她把自己緊緊包裹起來，把自我封閉當作自我保護的手段，把奢侈消費當作自我麻痹和自我排解的途徑，長期沉浸在一個人的世界裏。隨着消費水平進一步提高，對金錢的慾望像毒瘤一樣在金英麗心中慢慢生長，並在她走上領導崗位、擁有一定權力後暴露無遺，很快給了圍獵者可乘之機。
2016年7月，金英麗被提拔為金山衞鎮副鎮長，上任不久後便在工作中與轄區內的企業老闆夏某某相識，一來二去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夏某某不僅主動出資幫助金英麗解決離婚留下的難題，還以買車、支付車牌額度費用等名義給金英麗打款，兩年間送給金英麗現金400餘萬元，以及總價近20萬元的名牌手錶、首飾、皮包等物品。
夏某某的慷慨大方讓金英麗的生活越來越“有品質”，然而這些饋贈並非是無償的，夏某某許多生意上的事都有求於她。2016年年底，夏某某公司向金山衞鎮政府提出申請，按比例返還當年繳納的税收及壓庫税收，如果申請通過批准，公司可以獲得1000萬元左右的國家扶持金，這對夏某某來説不是一筆小數目。於是，在明知夏某某公司不符合政策規定的情況下，金英麗依然為其極力爭取財政扶持。最終此事由於鎮長的強烈反對不了了之，這讓夏某某對金英麗頗有微詞，加上性格原因，兩人的關係也時好時壞。
相比感情生活的不順，金英麗的事業發展卻越來越順利。2019年，金英麗出任金山區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並被安排至市級部門掛職鍛鍊。隨着工作平台的提升，圍繞在她身邊的商人也越來越多。幾年間，企業老闆胡某某和錢某某頻繁獻上各種“厚禮”，從愛馬仕皮包到別墅裝修費，從給父母安排三甲醫院體檢到帶父母出境旅遊購物，金英麗收受好處的金額和範圍越來越大。翻開案卷可以發現，起初她主要痴迷於服飾等奢侈品，到後來，追求衣食住行全方位的高檔次。旅遊時她選定的酒店動輒三四千元一晚，而在市級部門掛職鍛鍊的一年間，金英麗一直住在五星級酒店，除了第一個月的費用，其餘28萬餘元均由胡某某支付。
“她對奢侈品非常有研究。”辦案人員介紹，“品牌包看一眼就知道是哪一年哪一季的新款，老闆送的禮物，她不用看發票就能知道大概價格。”昔日金山區的傑出青年漸漸變成了奢侈品的“行家”，在企業老闆的“圍獵”下一步步淪為金錢的奴隸。
當被問起收受如此多的財物後，內心是否恐慌時，法學專業出身的金英麗竟認為這些都是贈與而不是受賄。她將老闆們的“圍獵”當成是愛慕和追求，“幼稚地認為對方就是出於喜歡而追求我，給我財物就是愛意的表達”。直到深陷囹圄，金英麗才看清老闆們温情背後真正的面目，“他們其實是在感情偽裝下對我進行長期政治投資，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權力和發展前景。”
讓人感到悲哀的是，金英麗來到金山區工作十多年，除了一套別墅，她在這個地方沒有留下任何牽絆。如今離開老家期盼與女兒團聚的年邁父母，只能在這棟空蕩蕩的別墅裏漫長等待，分離的痛苦還在繼續。
膨脹的虛榮 氾濫的貪慾
成排碼放的大牌皮鞋，近萬元的皮包皮衣，散亂在餐桌與沙發上的中華煙、茅台酒……這是辦案人員在天津市薊州區人民法院下營法庭原法官助理王萬里的住所內見到的場景，同樣被關注到的，還有牆邊的舊式包箱暖氣和客廳桌椅上的明顯磨痕。人們很難將眼前的高檔消費品與這間陳舊的出租屋聯繫到一起，購買它們的花銷也遠遠超出王萬里經濟能力所能承受的範疇。
令人匪夷所思的巨大反差背後，是王萬里熱衷虛榮攀比的心，對奢靡生活的追求，還有他為支付高額開銷而伸向法院執行款的黑手。2019年10月10日，這名年輕的法院幹警脱下了神聖而莊嚴的制服，喝下了自釀的苦酒。
內心越是自卑越是極力吹噓——嘴裏沒有幾句實話
2013年，23歲的山東小夥王萬里本科畢業，考入了薊州區人民法院，被分配在民事審判庭擔任書記員。爽快健談的他主動向別人介紹自己的學習成長經歷，比如，他是油田子弟，祖輩和父輩都在勝利油田工作，特別是姥爺，曾擔任油田下屬某公司的黨委書記；再比如，自己曾就讀於中國石油大學，成績優異的弟弟正在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讀書。有一段時間，名校畢業、家庭條件不錯，是周圍同事對王萬里的大致瞭解。
不過，隨着交流的深入，同事們漸漸發現，王萬里在有關自己的事情上經常言過其實，“嘴裏沒有幾句實話”。他就讀的大學是中國石油大學勝利學院，其實是個三本學校。父母的境況接近下崗職工，弟弟連北京都沒去，只在山東讀了一所專科學校。王萬里在懺悔書裏寫道，“小時候家庭經濟條件一直不好，特別害怕被人瞧不起”，因此，參加工作後的他選擇以誇大甚至編造事實的方式，掩蓋那些自認為並不光輝的過往。
如果説為自己包裝人設只是王萬里追慕虛榮的一個方面，展示社交關係則是他自我吹噓的另一種方式。有位同事清晰地記得，當年一同參加薊州區法院面試的時候，站在樓道里候考的王萬里，熱絡地和周圍考生聊起自己認識薊州區的“大領導”，其他年輕人因此一度認為他“有來頭、很厲害”。到法院工作後，王萬里因工作關係與檢察院、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有所接觸，他也經常和人談起自己和某某單位熟人的交情。“實際上，他根本不認識什麼‘大領導’，有些所謂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面之緣。”一些同事回憶稱。
雖然認識“大領導”是假，王萬里有意經營自己的社交網絡卻是真。虛虛實實中，他傳遞出的個人形象幫助他結交更多的人，而這些利用工作機會拓展的人脈，再進一步成為王萬里向朋友和同事吹噓的資源。“相比於同齡的年輕幹部，王萬里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身上帶有過多的社會習氣。”薊州區法院相關負責人説，剛剛參加工作就如此會與人“搞關係、聯絡感情”，讓不少比他大七八歲的同事都感到驚詫。
採訪中，王萬里對記者談起自己畢業後找工作的想法：“排在第一位的是公務員，其次是金融企業法務部門，最後是律師。”如願以償成為一名公務員後，王萬里感到“自己非常了不起”。在他心中，公務員全然不是為人民服務的職業，而是社會地位的體現，更直接的想法則是要通過權力獲得各類社會資源，將職權變現，為己所用。
很快，王萬里就找到了“權為己所用”的機會。2015年1月底，他從民事審判庭調任執行局。工作還不滿一個月，就在執行款上大動手腳，從一位被執行人公司賬户扣劃了26萬元，轉手將其中的24萬元據為己有，併為父母購買了一輛帕薩特，當年春節就開回了山東老家。此後，這輛車還出現在薊州區人民法院的辦公區。面對同事懷疑的眼光，王萬里繼續編造自己家庭條件不錯的假象：“這輛車是我父親的，他開不好，就暫時給我用了。”
消費慾望越強越是手頭“缺錢”——煙酒非高檔不要、服飾非大牌不買
與同齡同事在工作後攢錢買房、立業成家的人生規劃相比，王萬里始終沒有安頓下來的明確打算，他既沒有結婚，也沒有在本地置辦房產。相反，在執行局工作的短短兩年間，他不遺餘力地包裝自己，大量購買名牌衣服、鞋子和包，花去的工資和貪污挪用的公款累計將近60萬元。
調任執行局後，頭腦靈光的王萬里很快掌握了執行案件的操辦流程。與民事審判庭的工作不同，在執行局，王萬里經常要與案件當事人密切接觸。有的當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私下時不時就給他送煙送酒，幾乎天天都有飯局等着他。看到一些民營企業老闆住別墅、開豪車、用奢侈品、吃高檔餐，王萬里感到自己的外表比較寒酸，融不到老闆的圈子裏，而眼前燈紅酒綠的生活又讓他如痴如醉，羨慕不已。這段時間的“大開眼界”促使王萬里的消費觀念快速發生轉變。他認為，“體面的工作當然應該與富裕的生活掛鈎。自己有着公務員的好工作，但生活品質卻遠遠不如來巴結奉承的老闆。如果穿着打扮高端些，至少外表上與有錢人的差距就不會那麼大。”可是，老闆們一件衣服、一雙鞋，就抵得上王萬里一個月的工資，心有不甘的他，決定將手伸向案件執行款。
“在當時的執行案件辦理過程中，當事人雙方信息的不對稱和執行幹警對案款的處置權，使得案件當事人都圍着執行幹警轉。執行款先給誰、後給誰、給多少、怎麼給，甚至給不給，很多時候都是執行幹警説了算，這就給了王萬里作案空間。”辦案人員介紹。
那時，王萬里給自己明確了一個“高檔的定位”，衣服、鞋子、手錶、包都要名牌，煙要抽中華，酒要喝茅台。身邊的朋友曾經提醒他，年輕人的收入支撐不起一天一包軟中華，他滿不在乎地表示自己只是“抽着玩兒”。父母來到王萬里租住的房子時，驚訝於兒子有這麼多看起來價格不菲的衣服和鞋，他都用“朋友送的”搪塞過去，把父母矇在鼓裏。
奢侈品搭建起的高品質生活，對王萬里具有毒品一樣的誘惑力，讓他耽溺於享樂而無法正視自己現實的經濟能力。到後來，吃穿用度上追求高檔名品已經演化為他的日常消費習慣。在執行局工作期間，他每個月都要買新衣服，花銷維持在三四萬元。下班之餘，同住的人注意到，王萬里經常刷鞋，在客廳裏擺成一排，邊指邊説，“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質量就是好。”
直到被留置，王萬里都沒有認識到其消費觀念的錯誤，還沉浸在對奢侈品的享受炫耀中。當薊州區監委工作人員將他帶到留置場所，邁過一道門，他特意彎腰在鞋上拍了兩下——那是一雙始終讓他感到“特有面子”的路易威登皮鞋。
貪佔次數越多越是泯滅天良——連傷殘老人的救命錢也拿
法律專業畢業的王萬里，工作第一年通過了國家司法考試，還曾憑藉突出表現，獲得了天津市法院系統先進個人、天津政法系統優秀公務員等榮譽稱號。貪污、挪用公款是違法犯罪行為，他不是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話説，刑法關於貪污賄賂罪是如何規定的，他“心裏像明鏡一樣”。
但是，王萬里對法律卻沒有一絲敬畏，以為在法院工作就是進了“保險箱”，入職宣誓時“恪守法官職業道德、遵守法官行為規範”的承諾，也早已被他拋之腦後。作案之初，他就計劃好先將錢款挪出來，只要自己使用且在一定期限內歸還，就不會入刑。由於每一次挪用都沒有人發現，王萬里再沒有想過歸還的事。在奢侈消費的誘惑下，他從僥倖逐漸到放縱，理所當然地將一筆筆執行款收入囊中。在他心中，法條不但沒有變成個人行為的有效約束，懂得裁判標準的他反而在違法犯罪的邊緣一次又一次試探，最終突破底線。
“執行員知法犯法，利用手中職權貪佔執行款，是缺乏基本職業道德的表現。”辦案人員介紹，“但像王萬里這樣，不管當事人是朋友，還是癱瘓在牀等着用錢的病人，能拿走的錢他都要佔，完全無所顧忌，可以説到了道德淪喪的程度。”
2015年，王萬里的一位朋友在一起執行案件中成為被執行人。朋友按照法院要求將執行款交給王萬里後，希望他儘快出具繳款憑證。王萬里找出各種理由拖延搪塞，始終沒有給他。離開執行局後，王萬里為維持高檔消費繼續四處找錢，想到這起還沒有出具繳款憑證的執行案件，便給朋友打電話通知他繼續上繳本不存在的幾萬元執行款。不知箇中緣由的朋友雖然充滿疑惑，但是因為害怕遲交產生不良記錄，又將錢款陸續轉給王萬里，王萬里隨後全部用於個人消費。直到案發後，這位朋友才知道王萬里騙了他。
更嚴重的是對待一位因車禍致殘的申請執行人。2015年3月，王萬里擔任某交通肇事案件的執行幹警。當時，被撞的老人已是一級傷殘，家庭生活捉襟見肘，正等着肇事一方15萬元的賠償治病救命。王萬里曾多次到老人家中，親眼看到當事人卧牀不起的艱難處境。即便如此，他還是將這筆錢用於個人花銷，並且堅稱被執行人還沒有把錢交到法院。談起這件事情，獄中的王萬里一度沉默，拒絕回答記者的提問，只是輕描淡寫地説，“當時自己心裏沒有什麼想法，就像對待普通案件當事人一樣。”
2018年3月，一起執行案件的當事雙方私下達成和解，被申請執行人來到法院，欲將此前繳納的執行款要回，王萬里挪用公款的事情終於暴露了。此後，無論是法院監察室找他談話，還是留置初期面對辦案人員，只要是沒有查實的內容，王萬里都予以否認，不配合組織的調查。直到一項一項證據擺在面前，他才承認了違法犯罪行為，開始對自己知法犯法的嚴重錯誤有所反思。
最終，因貪污公款54萬餘元、挪用公款55萬餘元，王萬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6個月，並處罰金30萬元。
欄目主編：秦紅 文字編輯：董思韻 題圖來源：上觀圖編 圖片編輯：雍凱
來源：作者：中國紀檢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