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上午，《紀念中以建交三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與會嘉賓留下紀念
很難想象，外交關係停滯了40餘年，但在建交談判時僅用了幾分鐘。
1月下旬，這頗有戲劇性的一幕在親歷者的回憶中顯得尤為温馨並意味深長。1992年1月24日，中國和以色列簽署了建交公報，由此續上遲到了近41年的緣分。1950年，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兩國建交事宜曾在日程上，而在1992年建交時，他是中東地區的最後一個國家。在由外交、媒體、學術諸多當事人蔘加的“紀念中以建交三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1991年12月前往以色列進行建交談判的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楊福昌，和時任西亞北非司副司長吳思科，盛讚“這是建交談判最順利的國家之一”。究其原因，還是雙方在新形勢下應時而變的“水到渠成”。在當天雙方元首互致的建交30年賀信中，中方用了“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以方用了“取得豐碩成果”。
往事可追，“中以創新全面夥伴關係”，從其發軔的憶敍中，彰顯了中國外交的成長、智慧和風格。
30年前的1月24日，中以兩國正式建交，參與建交的當事人會聚一堂，線上線下追憶往事
動如脱兔：馬德里和會帶來“破冰”契機
1991年11月的某一天，楊福昌在北京得到在紐約聯合國開會的國務委員兼外長錢其琛的指示：可以啓動中以建交。他非常高興，旋即組織人馬討論了遞進式的兩套方案。幾個月前，作為分管中東事務的副部長，他得知馬德里和會將在10月30日於西班牙召開。這可是中東事務中的大事，經過40多年的交戰，經歷了5次阿以戰爭，昔日的宿敵——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第一次坐在一起。
1991年10月30日，馬德里和會召開，中東的昔日宿敵阿拉伯和以色列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談
但這種態度的軟化並非無跡可循。1977年，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問以色列，到1978年，兩國在美國簽訂了《戴維營協議》，1980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全世界都看着“奇蹟”的發生——埃及並沒有用武力就收回了被以色列佔領的領土。中方隨即作出呼應，首先，中國媒體上再也看不到“猶太復國主義”的表述。其次，1980年，中國外交部對中國的中東外交政策做了如下表述：中東各國都應該享有獨立和生存的權力，這就包括了以色列的安全訴求。同時，中以兩國外長在1987年後，就開始在聯合國大會上舉行見面。緊接着，雙方以民間機構的名義在對方設立了辦事處。
剛過九十虛歲的楊福昌在北京的家中用視頻參會，他回憶，當時，中方在以色列有中國國際旅行社駐特拉維夫辦事處，以方在中國則有以色列科學及人文學院駐北京聯絡處。“但其實負責人都是各自外交部派出的高級外交官。以色列一方是原駐荷蘭大使，後來第一任的駐中國大使蘇賦特先生。中方是派了外交部的唐振琪先生，後出任了中國駐希臘大使。”
九十高齡的楊福昌在北京家中參加視頻，回憶建交談判
“中東事務變動很多，機遇常常稍縱即逝，我們做外交的要‘靜如處子，動如脱兔’。”新世紀後曾任中東特使的吳思科評價此時的主動外交。其實，以色列在1950年就承認了新中國，本來兩國建交已經箭在弦上，但朝鮮戰爭引發了中國的抗美援朝，以色列方面停止了與中國的接觸，此事便被擱置；1955年的萬隆會議後，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關係迅速升温，先是埃及、敍利亞、也門三個國家，後又有四個國家在1950年代與中國建交。雖然以方又一次提出建交，“但在當時的天平上，阿拉伯國家的利益顯然重於以色列”。楊福昌分析推遲建交40年的主要原因。
針對冷戰後中東出現的和談氣氛，楊福昌當即向錢其琛彙報了建交的想法。在得到錢外長的指示後，中方“動如脱兔”，力邀以色列副外長在10月底訪華，後又按照對方意思邀請總司長訪華，最後結果是，以方因為內部原因，改邀楊福昌副部長訪問以色列。1991年12月14日，中方回覆：接受邀請，下旬訪以。
水到渠成：駐埃及記者的三次赴以訪問
決定外交出訪有更多的信息論證。一是源自雙方辦事處平時的溝通，吳思科回憶，當中方第一次邀請以色列科學與人文學院駐華聯絡處成員做客外交部時，“他們非常興奮，説有了去中國外交部的第一次，就説明已經打開建交的正式渠道。”
已逾九十的新華社駐中東總社社長兼總編高秋福回憶建交前三次赴以採訪
另一些信息來源是媒體的探訪求證。時任中國新華社駐中東總分社社長兼總編輯高秋福就在正式建交前三次赴以採訪。已九十多高齡的高秋福老先生出現在視頻中，回憶往事感慨萬分，他提前寫就全文，讀稿中往事如同電影鏡頭清晰展現在與會者面前。1989年5月，高秋福在埃及開羅突然接到國內的一個通知：紐約的一個美國猶太組織邀請他和我駐聯合國分社社長錢文榮於5月訪問以色列，費用由對方承擔，此事已報請中央批准，希望早做準備。
高秋福愣了很久，此時距他到任埃及不到三個月，他深刻感受到，在中東多個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存在矛盾和衝突，情形異常複雜，而以色列曾通過各種方式、渠道試圖和中方各類人員有所接觸，但中方歷來對此敏感問題保持謹慎。在經過一番求證後，高秋福前往開羅的以色列領館，領事館人員笑臉相迎，當即在護照上蓋了章，説接上級指示高秋福享有貴賓待遇。
5月10日，高秋福和錢文榮成為第一批到訪以色列的中國記者，展開了系列訪問。“當時，我們判斷這是美國猶太人接受以色列外交部的指令所安排，因此，就遵循國內指導原則，多問、多聽、少説，重點了解對中以建交的態度。”以色列外交部第三號人物總司長主持了歡迎儀式。進行了一般性參觀後，兩人會晤和採訪了以色列的議會、工貿、文教、新聞等方面人士。所到之處，得到的都是希望兩國儘快建交的反饋。
1994年，因為簽署《奧斯陸協議》，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同獲諾貝爾和平獎
“第一位會晤我們的以色列領導是當時聯合政府二號人物、副總理兼財長西蒙·佩雷斯。”佩雷斯引用非常崇敬中國革命的以色列建國之父戴維·本古裏安的話，中國必然會復興，必然會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發生重大影響，因此，新中國剛成立，就表示衷心祝賀並建議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佩雷斯話鋒一轉，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兩國都是朋友，不是敵人。二戰時中國拯救過猶太同胞，我們很感恩，也一直支持恢復中國聯合國合法席位，高秋福記得佩雷斯特別強調，“我們兩國之間沒有任何解決不了的問題，沒有任何不建立正常關係的理由。”在一個半小時的訪談中，氣氛輕鬆愉快，談話直截了當，態度熱情友好。
回到開羅，高秋福將這些信息傳遞迴國內。1990年下半年，作為工黨主席的佩雷斯退出了執政政府，西方一些國家藉故對中國進行制裁。高秋福第二次赴以採訪。佩雷斯再次表明：兩國建交是以色列兩黨的共識，不是因個人而改變，此時需要中以雙方繼續努力。高秋福至今不忘的兩句話是：“中國是大國，辦事深思熟慮、有耐心，喜歡一步一步來；以色列是小國，沒有耐心，幹什麼事情都想一蹴而就。雙方因此要相互體諒，相互加緊靠攏。”
在採訪外交部負責中以關係正常化工作的總司長時，他指着在座的蘇賦特，笑着説：他馬上要去北京聯絡處擔任顧問了，實際就是候任的以色列駐華大使，別讓他的任期拖得太久哦。
1991年下半年，外界紛紛傳説中以即將建交時，以色列政府內部發生激烈爭吵並曝光。分歧會否影響中以建交，高秋福第三次前往採訪，他見了外交部長、總統，為國內傳遞了準確的信息——以色列內部利益之爭不影響中以建交，既定安排不會變。
2009年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在總統府會見中東特使吳思科，雙方談及當年建交時那次見面，倍感親切
吳思科由此做了四個字的評價：水到渠成。
“都有原則”：一張照片讓不公開訪問公開了
序言寫就，正文開始。
12月下旬，楊福昌、吳思科等外交部一行從歐洲轉道抵達了特拉維夫機場，以色列總司長機場迎接，陪同到了耶路撒冷，入住大衞王酒店。午餐中中方提出希望是不公開訪問，生怕引發枝節而受到干擾。晚餐上，以方有備而來地提出了很多內容，比如方方面面的合作，比如如何禁止武器流入中東地區等，楊福昌回憶，“我們的答覆是，這次只談一個問題，兩國關係如何正常化，具體就是建交公報。”
吳思科回憶跟隨楊福昌部長同赴以色列參與建交的細節
第二天，中以雙方進行了正式談判，以方一邊多了一位法律顧問。楊福昌在會談一開始就宣讀了中方準備的建交公報稿，核心內容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總司長聽後説這對我們沒有任何問題，我們一直就是這個立場。以方法律顧問女士對一個技術性措辭提了一點建議，也説沒有問題。“和以色列談建交就這麼簡單！”楊福昌感慨。
對此，陪同的吳思科評價，“因為中以兩國都是很有原則的國家。以色列儘管40餘年沒有和中國建交，但從來沒有和台灣有任何官方接觸。”
對於中國的原則，吳思科分享了一個細節，中國一直支持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巴勒斯坦正義事業，關係一直非常友好，但中國也一直反對針對以色列人的極端言行，如“把以色列人拋到大海里去”等。當年曾發生一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在慕尼黑機場劫持以色列運動員事件，而當時該組織領導人正在中國訪問，事情發生後，周恩來總理當即取消了計劃中同他的會見，表達了中國反對針對平民的恐怖行動的原則立場。“我們在中以建交前就是這樣做的，與我們在各種場合宣佈的包括以色列在內中東各方的主權和安全權益都應得到保障的立場和主張相一致。”
儘管事前商定是不公開訪問，但消息還是不脛而走。在前一天的晚餐結束後，一羣記者就圍在餐廳外面，楊福昌一行只能退回餐廳，請以方外交人員前去勸退。“其實，他們對我們的日程瞭解得一清二楚，也做了不少報道，只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楊福昌介紹。在和總司長談成建交公報後，他們前去拜訪副總理兼外長利維，利維副總理欣然答應，表示願意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訪問中國。
楊福昌向對方介紹了中方在中東問題和以巴問題上的看法。一希望地區各國能坐下來談判為好，二支持巴勒斯坦難民迴歸問題，“我發揮了幾句，談到以色列二戰後到處流浪希望建立自己的國家，如今，用中國人的話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巴勒斯坦人遇到的困難要給予理解和寬容，同時表示在巴以雙方未達成協議之前，中方支持巴勒斯坦實現合法的民族權益解決難民問題的立場不會變。”這些細節的披露，或許能幫助今人理解，為何中國在中東有“勸談促和”的很大權重。
1991年12月24日中國代表團會見以色列總理後被記者偷拍，刊登於25日以色列報紙頭版，中為楊福昌，右為吳思科（吳思科提供）
此後又見了沙米爾總理，從總理府出來後，有記者隱藏在外牆的綠植中，偷偷拍下了照片，第二天，刊發在報紙上。“這樣，非公開訪問就無秘可保了。”吳思科在視頻上，向與會人員展示了這張1991年12月25日的以色列報紙，其中，楊福昌、吳思科都在照片上。“這張報紙就交給了我保管，我至今收藏。”第二天，楊福昌一行前往拜訪在野黨工黨主席佩雷斯。吳思科回憶，工黨正在一箇中學裏召開年度大會，佩雷斯説，我們和執政黨幾乎所有問題都有分歧，只有一個問題是一致的，那就是儘快和中國建交。
拜訪佩雷斯時，不少記者早已等候，“我們是大大方方走了過去，任由他們長槍短炮拍攝。”楊福昌回應照片一事。
掀開新頁：錢其琛外長訪非歸來直奔釣魚台
2002年，以色列發行郵折，紀念以中建交10週年
完成了建交談判，1992年1月22日，以色列副總理兼外長利維來華訪問。以色列飛機緩緩落地滑行時，“專機左右窗口掛起了中國和以色列國旗，氣氛非常熱烈。”作為主管西亞北非司的副司長，吳思科對這一幕記憶深刻。按照中國傳統，新年中國外長到訪的第一站必然是非洲。因此，正值國務委員兼外長錢其琛出訪非洲。利維副總理先遊覽了中國的名勝古蹟。24日，錢其琛回國。“他從機場直接就奔向釣魚台12號樓，和利維副總理見面，儘管長途跋涉，但我們都感受到他意氣風發，非常有活力，那次會見、會談、宴請氣氛也都非常好。”這一天，兩國外長簽署了建交公報，從此，中以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建交前的往事，再次温暖和感動着所有與會者，高秋福老人最後的一句話久久迴盪：我因此有幸結識了很多以色列朋友，在此謹表示衷心感謝，這些朋友大多還健在，謹祝他們安康幸福，有的已經仙逝，祈願他們安息。
學界推動：第一批訪以學者，促進正式建交
作為首批建交前進入以色列訪問的學者潘光，回憶了學術為外交服務的往事
30年前受邀前往北京參加建交慶祝宴會的還有上海的學者。潘光，不僅僅是中國最早的猶太以色列研究機構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推進了中國的猶太和以色列研究，也是中以建交前最早進入以色列的中國學者之一。
1991年11月，潘光作為中國學者代表團成員踏上了以色列國土，不僅和政府官員有溝通，更多是和以色列學界取得了聯繫，當時給希伯來大學學中文的學生講課，開創了第一。如今，在希伯來大學學中文的學生已經有五六百人，大大超過了當時第一的日語。那一次也和特拉維夫大學建立了學術溝通機制，此後上海猶太中心學者如王健、餘建華、王震、汪舒明等都去過以色列訪學，也加速帶動了全國的猶太以色列研究。據曾在以色列做過博士後研究、現任鄭州大學副校長張倩紅教授統計，在國內出版的以色列研究著作中，2018年有27部，2019年有24部。去年，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王震主編了《“一帶一路”國別研究報告：以色列卷》，鄭州大學從2015年開始每年出版《以色列藍皮書》，2022年將出版第7本。
回國不久，在建交前一個月，上海猶太研究中心接受美國世界大屠殺研究機構維森塔爾中心的建議，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舉辦了大屠殺展覽，轟動了全國，以色列駐華聯絡處副處長親自帶隊，全體成員都來參觀。“無論是出訪還是辦展覽，我們都以學者的方式，配合了外交部和新華社的工作。”
上海虹橋猶太難民紀念中心（新華社資料圖片）
而潘光在上海社科院籌建的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在建交前的1988年已經成立，“我們可謂生逢其時，正處在中以關係走向建交之際，在外交部指導下，我們的三項功能——學術研究、文化交流、政策研究都直接為中猶關係、中以關係服務。”潘光介紹，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上海在二戰期間拯救了數萬猶太難民，但在那個年代，知者寥寥。而在虹口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成立，上海猶太中心的學術支持是功不可沒。以色列前總理內塔里亞胡在有關錄像裏，對上海這座曾經拯救過猶太人生命的諾亞方舟情不自禁用中文説了一句“謝謝”。
天作之合：創新全面夥伴關係中貿易攀新高
以色列總領事愛德華·夏皮拉（右）和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健分別致辭
往事是今日的背影，明日的動力。
研討會當日，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愛德華·夏皮拉在致辭中告知，中以兩國的貿易額從1992年的5000萬美元增長到2021年底的228億美元，創下了新高。而彼此間的創新機制是源頭，如今，中國在以色列有“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海法港，一萬多中國人身影在忙碌，有工程師、建築師、建築工人等等。其他城市也有不少合作。他指出，2014年5月，中國和以色列一起發起了中以創新合作聯合委員會，這個政府間的機制包括了14個部委和各種機構，雙方都會從各個層面去推進創新，而他在當日下午就會參加這個中以創新合作聯合委員會的第五次視頻會議。同樣受惠的是在中國的各類中以創新園區，在上海普陀區的中以創新園區，在去年11月兩國元首電話交談中即被點名。
另一個信息也令人鼓舞，愛德華透露，去年，以色列與三個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我們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合作伙伴，可以展開三邊合作，尤其在綠色科技、環境保護、人文旅遊等。”
對此，有多部猶太以色列研究著作的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上海猶太中心執行主任王健在致辭中指出，中以要優勢互補、合作共贏。他引述以色列前總理內塔里亞胡之言：未來真正能創新的國家中，中以在創新和科技領域都有公認的傑出能力。“中國的市場、資本加上以色列的科技、技術，就是天作之合、發展空間巨大。”
線上線下參會的騰訊會議室截屏（李念拍）
三十而立，未來，在中美進入長期戰略博弈之際，作為美國重要盟國的以色列如何在地區和世界形勢變化下取得平衡，和中方一同努力，加強戰略自主，減少外部因素干擾，是王健、李偉健等以色列問題與會學者的期待，也是此次研討會的聯合主辦方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世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上海猶太中心主辦研討的宗旨所在。
本古裏安是以色列現代之父，他在1970年代初曾對自己的傳記作者説，“以色列的命運取決於兩件事——實力和正義”。在中以建交30週年之際，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中國，將攜手以色列，用文明文化和現代治理智慧，共同走穩走深兩國“創新全面夥伴”之路。
作者：李念（文匯報高級記者）
現場照片：陳鍊（中國社會科學報駐上海站記者）
編輯：金久超、李念
責任編輯：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