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過去十年最難的一年。
然而，對比其他行業的萎靡，以字節跳動、拼多多、美團等為首的年輕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卻紛紛按下“加速鍵”。和傳統實業企業相比，除了市場份額、營收等商業價值以外，他們似乎更喜歡強調企業的使命、願景，與社會緊密綁定。
人們看到，那些40歲出頭的年輕“大佬”們在慈善公益方面屢有大手筆；人們也在觀望，他們究竟是在作秀還是有更為長遠的佈局？
公益慈善作為戰略佈局
“如今不拿出幾個億出來做公益，都不好意思説自己是互聯網公司。”
近年來，以騰訊、阿里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開始越來越深入公益行業，字節跳動、美團、拼多多等新興互聯網企業也不甘示弱。中國互聯網大佬們的公益事業被推向一個新高潮。
有人説，在互聯網行業競爭白熱化的今天，“公益”是為數不多能讓這幾家巨頭坐下來好好聊聊的事情，這在年初的“戰疫”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2020年1月29日，浙江大學宣佈，聯合拼多多成立浙江大學病毒感染性疾病防控專項基金，基金規模為1億元人民幣。當日，基金會宣佈成立基金管理委員會和專家委員會，負責基金後續管理以及資金使用。
此次捐贈款項將專項用於支持病毒感染及呼吸道傳染性疾病防治，特別是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支援保障和科學研究等，包括為疫情嚴重地區醫院配置醫用物資，獎勵有突出貢獻的醫護人員，以及用於病毒感染及危重症醫學防控研究等。
隨後，拼多多宣佈向湖北捐贈100萬隻醫療專用口罩、2萬套防護服、20萬隻醫用手套，以及30噸德國進口醫用消毒液等物資，用以緩解當地醫療物資極度欠缺的困境。
美團則公佈，捐2億元設立醫務人員支持關懷專項基金；字節跳動捐2億元設立醫務人員人道救助專項基金；好未來設立1億元抗擊疫情專項資金，用於保障一線醫護人員的健康和“停課不停學”工作，包括為全國500多所中小學提供免費線上直播方案……
新興的互聯網企業在此次疫情中，用最直接的手段開展救助，充分調動了各方資源，成為疫情防控公益救助的重要力量。
字節跳動7月下旬提供給《中國慈善家》的最新數據顯示，疫情期間，該公司資金累計捐贈4.46億元，資助了3733名的醫務工作者。
如果説在新冠疫情這樣的突發事件中，並不能體現一個企業在慈善公益領域的常規動作，那麼對於字節跳動、拼多多、美團等如今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他們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長遠佈局，更值得關注。
7月1日，拼多多創始人、董事長黃崢宣佈，將正式成立“繁星慈善基金”，並連同創始團隊捐贈名下拼多多2.37%的股份，其目的是推動社會責任建設和科學研究。
當天，黃崢宣佈不再擔任拼多多CEO一職，由公司聯合創始人、CTO陳磊接任。
有分析指出，這並不代表黃崢從拼多多退休，而是意味着他將在具體業務之外，致力於更宏大的格局，着眼於更長遠的目標。
關於繁星慈善基金的成立，拼多多回應《中國慈善家》稱，這並非是一項突然做出的決定，而是早在公司的計劃當中。該基金由第三方專業機構運作管理，為不可撤銷的慈善基金，保證慈善基金的所有資產全部用於公益用途。
此前，在拼多多的招股説明書中，黃崢就表示計劃成立一個私人慈善基金會，並捐出個人所持有的約2.3%的公司股份以支持這一基金會——這一承諾是有具體實現時間的。
2018年6月，拼多多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了IPO申請書。2018年7月，拼多多在上海、紐約同時敲鐘，正式登陸納斯達克。
根據對外披露的信息，黃崢承諾成立的私人慈善基金會，其宗旨除了為有緊急需求的員工提供支持之外，就是“為促進與我們的價值觀、信仰和願景相一致的企業社會責任而努力”。
媒體在對拼多多的招股書和上市的消息進行報道時，大多數都提到了黃崢捐贈的內容。
招股書是企業上市的重要文件之一，具有法律屬性，真實、準確、完整是對其最基本的要求。在美國上市的拼多多受到美國《證券法》的規制，該法規定，一旦註冊聲明書任何部分在其生效後有對重要事實不真實陳述或疏忽陳述要求陳述的，或需要使該陳述不產生誤解的重要事實，任何獲得該證券的人，可以根據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有管轄的法院提起訴訟。
7月22日，拼多多相關人士對《中國慈善家》表示，目前，繁星慈善基金剛剛成立，還沒有具體對外可以透露的內容。
在2020年致投資人的信中，黃崢寫道，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理解和珍惜寶貴的青春。我們越發意識到我們應盡的責任。我們需要證明我們這一代人與時俱進並和與以往不同。在這個新世界中，新物種和新生物必將誕生並茁壯成長。
他強調：“我們將更加堅定地投資未來，努力建設面前的新世界。在這新世界中，我們的美好旅程才剛剛開始。”
投資未來、建設新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種，黃崢的選擇是投身慈善事業，將自己的精力與思考更多地投入拼多多的“國際競爭力”方面。
7月13日，穿着白襯衫的黃崢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的畫面裏——在政府高層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上，黃崢作為企業負責人在會上發了言。
當日，拼多多股價上漲1.12%，報88.280美元，總市值為1057.26億美元。
天然優勢
疫情期間，小劉每天早上都會拿到一份申請字節跳動醫務救助基金的醫務人員名單，隨後需要逐一電話溝通：確認是否做了核酸檢測，是否確診，申報材料是否完整……
小劉是該基金會的一名志願者，每天，他和五六名同事夜以繼日地重複着上述的工作。作為一個“又宅又社恐”的互聯網人，小劉説自己原來每個月打電話不超過十分鐘，但看到申請表上經常出現不完整的信息，想到這會直接影響申請的成功率，小劉只能硬着頭皮，當起了電話聯絡員。
申請者中，有些人只是想試探真假，還有些人純屬惡作劇，比如有人留下了劉德華的名字。小劉致電申請者時，有人直接掛斷電話，發短信也不回，還有人以為遇上了“騙子”，直接報警。
但不管怎樣，這個基金還是幫助了許多困境中的醫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
“醫務基金致力於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國一線醫務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並且通過紅十字基金會運作基金，直接將救助金髮放到醫務工作者的個人賬户，希望最大程度地發揮為醫務工作者或其家屬保駕護航的作用。”字節跳動公益部總監喬棟告訴《中國慈善家》。
喬棟介紹説，該基金資助的一名殉職醫生，其妻子有慢性病，醫生是家裏唯一的收入來源。他不幸去世後，該基金100萬的捐贈對他們家庭來説非常重要，一部分資助款用來給醫生的遺孀治病，一部分用於孩子的學費。
這個醫務人道救助基金始於2020年1月25日，是由字節跳動向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捐贈2億元發起成立的。2月27日，醫務人道救助基金新增捐款1.41億元，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2月20日以來超過2.6萬名字節跳動員工自願向基金捐款，加上公司1 : 1配捐，截至2月27日累計捐贈3162萬元；二是源碼資本、大樸資產、億騰醫藥、盛景嘉成等19家企業和36名個人的社會善款，累計超過1023萬元；三是字節跳動創始人兼CEO張一鳴個人捐贈1億元。
作為字節跳動旗下的項目，這個醫務救助基金會充分發揮了字節跳動的平台優勢。通過今日頭條、抖音等平台上的申請H5，被感染的醫務工作者或者其親屬提交基礎申請材料；醫務人道救助基金辦公室對申請材料進行初審，隨後由基金管委會終審，最後向社會公佈資助名單。
對於字節跳動醫務救助基金在後疫情時代的發展，喬棟説，後續會持續關注醫療衞生領域，一方面邀請更多醫生、專家等入駐今日頭條、抖音等平台，為大眾普及醫療衞生知識；另一方面與國家醫療機構合作，聯合應對突發疫情等，做好信息分發。
7月中旬，在由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南都基金會、陳一丹基金會共同發起的2020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峯會上，超過3000家公益組織和機構共同商議中國公益的未來。民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王愛文在會上表示，疫情極大地凸顯了互聯網的價值。
陳一丹在回顧這場大考時表示，他更在意的是，疫情之下很多人因情緒驅使產生感性公益行為，通過互聯網公益平台與“公益慈善數字化”組織能力，轉化為理性的思考和持久的習慣。
最初，疫情切斷了民眾與武漢的聯繫，信息渠道被堵死，加之紅會的低效也引發很多質疑。互聯網公司迅速利用自己的業務和組織能力，完成與前線的各種對接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醫務人道救助基金連續64天，每天審核、公示受助名單並撥款，這打破了紅基會、甚至字節跳動公司自己的很多慣例。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鄧國勝認為，互聯網企業做公益具有天然的優勢。傳統企業做公益更多的是採用線下模式，公眾的參與度有限，而互聯網企業可以極大地降低參與門檻，透明度也要大大高於傳統企業。
聯手公益組織破壁
作為教育行業的互聯網巨頭公司，2020年6月30日，好未來發布了2020財年業績。報告顯示，公司淨虧損為1.102億美元，這也是好未來集團美股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
根據媒體的公開報道，2002年，好未來創始人張邦鑫在北京上學，為了能賺點零錢貼補學費和日用，幹起了家教。雖然研究生專業是生物，但是他最擅長的輔導科目是數學。從一個孩子到一羣孩子，再到租下辦公場地，逐步擴張家教帝國——2004年網站正式上線運營；2010年，好未來直奔納斯達克上市，成為繼新東方之後的第二家美股上市企業，張邦鑫也成了紐交所最年輕的敲鐘人。
2013年，好未來教育集團出資200萬元發起好未來公益基金會，成為教育培訓行業設立的首家非公募公益基金會，以“幫助更多人平等享受教育資源”。該基金會的設立被認為是好未來對公益之路的總結，也是對未來公益事業寄予厚望。
今年5月13日，好未來公益基金會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共同發起的“共享好未來”公益項目在京啓動，該項目旨在藉助好未來“希望在線”教育公益平台，為貧困地區免費提供優質教育資源，助力教育均衡發展。第一批項目將落地在重慶市彭水縣、貴州省威寧縣等10個國家級貧困縣。
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長鄭文凱表示，“共享好未來”公益項目發揮了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扶貧中的獨特優勢，是公益組織與互聯網企業在教育扶貧模式上的一次創新之舉。
《中國慈善家》注意到，官方公益組織與互聯網企業合作並非第一次。比如字節跳動向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捐贈2億元成立的醫務人道救助基金，也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分析認為，傳統的公益模式存在信任的灰色地帶，其關鍵問題是受助方、捐贈者、公益機構三方沒有辦法建立連接，信息流通不暢，而互聯網能夠將信息打通。
在第六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公益慈善論壇上，字節跳動副總裁張羽表示，隨着數字技術的持續發展，互聯網打破了傳統壁壘，為社會各界參與公益創新提供了新的通道和新的思路。
“只有用互聯網技術賦能公益，才能真正讓公益項目高效率、大規模、可持續。”張羽舉例説，“頭條尋人”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互聯網賦能公益的項目，藉助“互聯網+”精準的地域彈窗技術，對尋人或尋親信息進行定向地域推送，來幫助家屬尋找走失人員，也幫助在救助管理機構的疑似走失人員尋找家人。
張羽表示，互聯網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壁壘，通過技術和產品，在規則和模式上降低了公眾參與公益的門檻，真正實現了人人可及。
一邊賠錢一邊大手筆做公益
7月27日，財富中文網發佈了2020年《財富》中國500強排行榜，拼多多首次上榜，以301億元的總收入排名第321位。
但在2020年財富中國500強虧損排行榜中，拼多多同樣位列其中，以69億之多的虧損數額高居榜單第三。
當前的拼多多獲得了資本市場的高度青睞，用户數量超6億，市值一路飆升。創業僅5年的拼多多可謂成績斐然，但這背後總逃不了兩個字：虧損。
在拼多多公佈的2019年財報中，平台過去12個月的GMV雖然達到10066億，虧損也高達近70億。
拼多多所走的路在電商界十分常見，即高額補貼，燒錢搶市場，再拿流量去變現。這條路常有人走，但拼多多走得格外引人注目。
“互聯網企業本身的待徵就是賬面上看它是處於虧損狀態，但它的市值越來越高，這會使得它對未來充滿信心，讓它即使在虧損的情況下也敢於去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鄧國勝對《中國慈善家》説。
在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看來，互聯網企業追求客户聚集效應，投資者對它的投入都是看好它的未來和趨勢，它的模式就是往裏砸錢，用現實的賬面無法衡量其優劣。所以，看一個互聯網企業更多的是看它的前景，而不是眼下。
一邊賠錢一邊大手筆做公益，在互聯網企業中並不鮮見。比如近年發展迅猛的美團，已經佔據了外賣市場的半壁江山。但公司去年財報顯示，2018年美團虧損高達1150億元，這也讓美團扣上了“虧損王”的帽子。
2017年10月19日，中國最大的互聯網+生活服務平台美團點評宣佈完成新一輪40億美元融資，創始人兼CEO王興表示，“完成此輪融資後，公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社會企業階段。”
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景，但一個商業公司和社會企業之間有着本質的區別。鄧國勝認為，“社會型企業”和“社會企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企業都可以説是“社會型企業”，因為都會客觀上解決一定的社會問題。而“社會企業”成立不以營利為目的，它的出發點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社會企業是近幾年源自英國的一種企業形態。簡單説，它是從事公益事業的機構，通過商業活動和市場機制，維持自身高效、可持續運轉。
如果説一般類型的企業是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的，那麼社會企業則是以盈利為手段，藉助企業所得幫扶弱勢族羣，解決社會問題並回報社會。
無論如何，這個美好的願景也是公司的發展方向。2018年11月16日，美團發起成立了美團公益平台“北京美團公益基金會”，業務範圍包括資助貧困學生就學、貧困學校基礎設施改善、貧困病患就醫、自然災害救助、貧困家庭和困難老人解決生活困境。
2019年“7〜17"騎士節上，美團配送聯合北京美團公益基金會共同發佈了袋鼠寶貝公益計劃。作為國內首個關注外賣騎手子女的公益計劃，袋鼠寶貝公益計劃為全行業的外賣騎手子女遇到的大病、意外傷害等困難提供公益幫扶，來自美團、餓了麼等全行業外賣平台的騎手，只要符合相應條件即可申請。
去年以來，美團公益聯合美團酒店、外賣、門票等業務和商家攜手推進“美團公益商家計劃”，通過創新公益產品、融合公益場景、推進行業公益、倡導聯合公益等維度，營造公益慈善文化氛圍，實現商家線上訂單捐贈、線下場景與公益結合的多元參與，帶動各類生活服務業商家參與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讓他們成為公益慈善事業的新增力量。
2019年上半年，美團的業績逐漸開始扭虧為盈。根據美團財報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團營收為191.73億元，淨虧損為10億元；第二季度美團營收為227.03億元，同比增長50.6%，其中淨利潤達到14.9億元，這是美團業績首次實現盈利。
2020年《財富》榜單中，美團扭虧為盈，以22.39億元的利潤排在102名。
務實之選
“社會的痛點就是公益的起點。"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發起人陳一丹説。而美團CEO王興在第六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的表述是：“社會的需要就是企業的機會”。
兩位“大佬”的説法放一起讀，就會發現異曲同工，互聯網企業的公益版圖，不再是一句口號或者情懷，而是變成了業務發展的必然趨勢。
王興用十年證明了自己的論調：“吃”永遠是社會剛需，自然也是企業最大的機會。美團網的第一單生意就是紅酒，通過“吃”來吸引、服務並留住用户。隨之將“吃”延伸至更多領域，從一個只做團購的網站發展成為逐漸覆蓋了從外賣到出行、差旅、娛樂、購物等全場景的生活服務平台。
美團通過滿足社會需求實現自己商業抱負的同時，也在用核心業務推動社會進步。王興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我們應該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承擔社會責任，創造社會價值。”
中國互聯網企業的公益平台，在中國的發展已有12年時間。2008年的汶川地震，互聯網首次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網上賑災捐款開始發揮高效作用。當時，阿里巴巴集團為汶川抗震救災捐款和籌款為4744.7萬元。其中公司及員工捐款594.7萬元，公司設立災後重建基金2500萬元，通過阿里巴巴集團平台募集資金1650萬元。
此後的12年間，以阿里巴巴、騰迅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開始越來越深入公益行業，隨後又有拼多多、美團等互聯網“新貴”的加入，出現了各具特色的互聯網公益平台，並將公益機構、企業、公眾乃至政府有效連接在了一起，推動中國公益呈現出“全民參與”的蓬勃發展態勢。
賈西津認為，互聯網企業的公益模式更加具有商業和公益的融合特性，它的公益就是能帶來流量，會促進商業；而商業裏又夾雜着公益屬性，比如商業裏的社會價值投資。
“互聯網給大眾提供了參與式公益，打破了“捐贈者、基金會、受益者”三方公益模式，實現了無門檻參與。正是這樣的特點，使得商業的公益的融合變得更加容易，甚至已分清彼此，即賺錢，又有很強的公益性。”賈西津告訴《中國慈善家》。
因此，“科技向善”已經不只是一種情懷，而是成為互聯網企業的重大戰略。有意識地將公司的戰略佈局甚至核心業務，與行業發展以及公益結合在一起，其實是務實之選，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最優選擇。
不難發現，當前企業的商業活動與公益事業深度綁定，甚至公益事業是商業價值的頂峯，那些能解決社會難點、痛點問題的企業，往往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今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峯會中表示，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在完成商業使命的同時，把對社會的理解及專業能力投入公益事件，同時扮演“社會企業家”的角色。“生產滿足社會需求的產品，通過產品獲得消費者和社會的認可，是企業家最重要的本意。同時，通過公益行為來獲得國民的喜愛，也是一種獲得認可的慾望。”
可見，互聯網“商業+公益”的模式已經逐漸清晰，公益活動與商業行為不再是排斥關係，公益也是互聯網公司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更深一層的商業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