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春紅和家人的合影，攝於2003年左右。
受訪者供圖
吳春紅在玩手機，現在他暫住在縣城的出租屋裏。新京報記者 王翀鵬程 攝
吳春紅的老房子已經破敗不堪。新京報記者 王翀鵬程 攝
吳春紅在複查眼睛。新京報記者 王翀鵬程 攝
河南高院已受理其國家賠償申請；他説，現在只需兩件東西——錢和清白
6月3日，商丘市民權縣的出租屋裏，吳春紅坐在佈滿灰塵的木板牀上。相比剛回家時，他的氣色好了很多，人也胖了，有微微凸起的小肚子。
一人高的風扇在靠門的位置緩慢而有規律地搖着腦袋，呼呼叫着吹散空氣中的熱氣。吳春紅不敢靠得太近，受傷的右眼吹風就疼，他用手攏成一個弧形捂着眼睛。4月中旬，剛出獄沒多久，他去做了眼部手術，至今淤血還未褪去。
16年前，民權周崗村裏的兩個兒童先後中毒，一死一傷。7天后，吳春紅被認定為此案的嫌疑人。此後，商丘中院三次判處吳春紅死緩，第四次判處其無期徒刑。直到今年4月才改判無罪，吳春紅得以釋放。
入獄時，他34歲，正值壯年，有一手打傢俱的好手藝，出獄時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吳春紅就這樣和社會脱節了。
獲釋兩個月，他還沒能適應外面的生活。他依然保持着獄中的習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月2日，吳春紅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國家賠償申請，申請金額1872萬餘元。新京報記者從河南高院一工作人員處獲悉，法院已接收相關材料，將按照相關流程處理，“有結果後會通知他本人。”
這一巨大的金額引發爭議，有人説他“獅子大張口”。“他們哪知道我受了什麼苦？”吳春紅手一揮，“這不是錢的問題。”
出獄後看不懂掃碼支付
大部分時間，吳春紅不出門，躲在出租屋裏發呆、睡覺。
為了方便治病，他暫住在這裏。這是縣城一套帶院子的兩層小房，有三四個房間。吳春紅的房間在院子右手邊，房間裏的傢俱簡易而破舊，屬於吳春紅的，只有兩雙鞋子、兩牀被子，還有一袋子五顏六色的藥。
出租屋裏沒有空調，商丘天氣最熱的幾天，午後有三十七八攝氏度，風扇不管用了，他就讓兒子帶他去商場吹空調。吳春紅喜歡逛商場，新鮮，又有人氣。他只看不買，回家兩個月，除了身上那件深藍色的POLO衫，吳春紅幾乎沒添置東西。
剛回來時，他出門就迷路。有時候出去遛一圈就找不到門了。上個月，他去鎮上派出所補辦身份證，一下車就暈了。四周陌生又熟悉，他從小在那裏長大，但當年，路邊沒有那麼多房子，也沒有那麼多路口。最後還是父親開着小電車把他接回去了。
他驚異於家家户户都有汽車。出事那年，打一輛黃麪包車就能炫耀好幾天。“大部分人只能坐公交車和電三輪。”吳春紅説。他不會給電視調台，家裏人看什麼他就跟着看什麼。
最難學的還是手機。小朋友都會玩的智能手機在吳春紅看來像是複雜的儀器。他不會接電話，經常幾次都劃不上去，偶爾能碰巧接上，但大多數時間還沒劃上去對方就掛斷了。
出事前，吳春紅是個愛趕時髦的人。他是村裏最先用上手機的人，大部分人家還沒裝座機的時候，他就買了一部諾基亞的直板機，後來翻蓋手機出來了，怪小巧的，又花1370元換了部翻蓋的。村裏也有年輕人買了手機，都讓他幫忙調試。
但現在，他連打字都費勁。不會用拼音，只能選擇手寫。“你看我偶爾寫寫心情。”他打開備忘錄，左手攥着手機，用右手拇指使勁在屏幕上划着，寫下“公”和“正”兩個字。
最難理解的是為什麼不拿現金可以買東西。第一次看見別人掃碼支付時，他愣住了，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了好幾分鐘，也沒弄明白。
外面的世界太陌生了。一股無形的壓力讓他覺得疲憊，他也説不清壓力來自何處，就是覺得累。“在裏面只想喊冤，反倒沒有壓力。”吳春紅抱怨。
他在獄中落下一身病。最嚴重的是眼睛和皮膚病。
他的右眼幾乎失明。瞳孔變成了橢圓形，眼白充血。在監獄中，他常常哭，熬夜寫申訴狀，把眼睛熬壞了。剛發病的時候，他只覺得眼睛脹痛，後來，朋友給他扔蘋果，他沒接住，才發現眼球已經蒙上了一層白膜。“眼睛癢，像有蟲子在爬。”胳膊和身上因為皮膚病長滿嫩紅色的疤痕，上面掛着白色的皮屑。
經過這段時間的治療，右眼做了手術，雖然還是看不見東西，但已經能看見光亮；胳膊上的疤痕淡了很多，變成了暗紅色的結痂。
回家這兩個月，他幾乎每天都和醫院打交道。先是治療胃糜爛，後來治眼睛、做手術，現在是治銀屑病。他的手背上滿是細密的針孔，現在看見針頭就發憷。“你看多少針孔，血管都扎癟了。”他兩手攥着拳頭，伸着給別人看。
賠償款已做好規劃
從家庭的角度來説，吳春紅是幸運的。他還有家，兒女都已自立，父母依然健在。他説，現在他只需要兩件東西——錢和清白。
6月2日，吳春紅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國家賠償申請，申請金額1872萬餘元。賠償金額是律師幫他算出來的，其中包括970餘萬元人身自由賠償金、500萬元精神損失費、200萬元誤工費和補償費，還有200萬元醫療費。
去交材料那天，吳春紅前後只用了一個小時就辦完了手續。他在賠償申請委託書上籤了字，遞進去。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他的國家賠償申請符合立案條件，予以受理。
在國內冤假錯案國家賠償的歷史中，八位數的賠償十分少見。去年獲得平反的劉忠林蒙冤28年，拿到了262萬元人身自由賠償金，已經創下了當時國內冤假錯案國家賠償的最高數額紀錄。
有人説他“獅子大張口”。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自今年5月18日起，國家賠償決定涉及人身自由權的賠償金標準為每日346.75元。吳春紅被羈押了5611天，按照標準只有194萬餘元。
律師告訴他，賠償款大概還要等兩個月才能到手。吳春紅心裏早已將這筆錢做好了規劃。
“首先要還債。”他説，入獄的16年，家裏幫他申訴，粗略估計欠下了二十餘萬外債。
還完這筆錢，就是最重要的部分——給兒子買房、結婚。
吳春紅膝下有一女一兒。女兒今年28歲，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而只相差兩歲的兒子現在連女朋友還沒有。這讓吳春紅上火。
“我像他那個歲數，”吳春紅一指旁邊的兒子，“他都能跑着給我買煙了。”他不滿20歲結婚，21歲已經當了父親。
吳春紅聽説，前幾年，兒子在電子廠打工的時候交過女朋友，女孩是外地人，並不介意兒子的家庭情況。處了兩年，因為吳家沒房沒車，遭到了女方家長的反對。後來，家裏人也給兒子介紹過女朋友，但兒子不願意好好談。“我在裏面坐牢，兒子怎麼好找對象？”
另外，他還要用賠償款翻修房子，村裏的老房子放了十幾年，不能住人了。“等賠償款下來翻修，我還要回去住。”吳春紅説。
他還要給女兒買房、給妻子和自己上保險、孝敬父母，還要留一筆錢養老。他掰着手指頭算一算，“賠償款下來，也得緊着花。”
他還要名聲。吳春紅説，他要辦案機關給他道歉。如果不道歉，就要追究他們刑事責任。在他看來，無罪的判決也不能證明他的清白，真兇還沒出現，該追責的人員也沒追責。“我用了16年申冤，不怕再多幾年。”
木匠、“殺人犯”、無罪者
吳春紅曾經幻想過，如果沒和投毒案扯上關係，他將有滋有味地度過此生。他曾是村裏的木匠，有一手打傢俱的手藝。當時村裏只有兩部座機電話，一部在衞生站，一部就在吳春紅家裏。他二十多歲就蓋起了兩間大瓦房，讓村裏人羨慕不已。“他們都説，我肯定是村裏第一個住上樓房的人。”吳春紅説。
改變發生在2004年11月15日。周崗村電工王戰勝的兩個兒子先後中毒，送到醫院，大兒子僥倖脱離了生命危險，但3歲的小兒子沒能搶救過來。
警方認定，這是一起投毒殺人案。
2005年5月30日，商丘檢察院以吳春紅犯故意殺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訴。半個月後，商丘中院開庭審理此案，吳春紅當庭翻供，並稱自己遭到了刑訊逼供。
但法院並未採信他的説法。2005年6月23日至2007年10月30日，商丘中院三次判處其死緩，但均被河南高院以“事實不清”為由駁回。一個月後，商丘中院第四次對吳春紅做出有罪判決，由死緩改判無期徒刑。隨後，吳春紅的上訴、申訴，均被河南高院駁回。
在獄中，吳春紅不認罪，逮着機會就要喊冤。有一次，他用毛筆寫了個大大的“冤”字，趁監獄領導檢查路過的時候，把字舉起來貼在窗户上。後來再有領導來檢查，他成了重點看守對象。
沒機會喊冤，他就天天寫材料。一式兩份，一份遞上去，一份存在儲物盒裏。幾年下來，材料填滿了儲物的塑料盒子，也練出了一手漂亮的字。
申訴無望，吳春紅絕望了。女兒記得，2013年，她去探監的時候，吳春紅説：“別給我喊冤了，我這輩子就這樣了。”然後，大哭起來。
轉機出現在2019年10月3日。吳春紅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決定書，看到“故意殺人罪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指令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再審”的字句後，吳春紅頭暈了，他説不出話，血壓飆升到160，“我從來沒血壓高過。”
今年4月1日，吳春紅案宣判。受疫情影響，再審宣判通過視頻連線進行，吳春紅在服刑的浙江金華監獄聽到了法官宣讀判決書。聽到無罪兩個字時，他哇的一聲哭了。
“拿到賠償款，是不是就能翻篇了？”
商丘中院和民權縣法院派車去金華監獄接他，吳春紅換上家人給他準備的紅秋衣。開到蕪湖的時候，他和媽媽視頻，看到吳母頭髮又白又亂，他忽然覺得頭痛、胃裏翻騰，一下子暈倒了。法院工作人員趕忙把他送到醫院檢查，他不肯住院，吵着要回家。凌晨四點多到達民權縣時，天還沒亮。
家人忙乎着給他蒸蛋羹、煮粥，他端着碗一口都吃不下。直到中午才勉強吃了幾口雞蛋。
父母從周崗村趕過來看他，50歲的男人喊了一聲“媽”，撲過去抱着母親大哭：“媽媽，我委屈呀。”他哭到上氣不接下氣。父母也陪着他哭。
回家之後，吳春紅想回老屋看看。當年他被警方帶走，沒多久，妻子和兩個孩子也從村裏搬出來了。老屋荒廢了十多年，四處漏風。雜草肆意佔據着院子的角落，有的已經長到半米高。當年栽下的柿子樹如今已經有碗口粗了，茂密的枝葉向四處伸展，樹蔭蓋住了房子前面的大半空地。
父母不讓他回去，怕他傷心。他們隔三差五去出租屋看看吳春紅，給他帶點自家地裏產的大蒜、葵花籽。但吳春紅看見他們就哭：“媽媽，我冤枉啊。”然後就開始説案情，講他的委屈，沒人接話，他就長嘆一口氣。他的身體裏好像灌滿了苦水，不吐乾淨就不痛快。
上個月，吳母在出租屋陪他住了一夜，兩個人擠在單人牀上。吳春紅又講起他在獄中如何難過。吳母心疼兒子，又想起自己在外面的艱辛日子，也哭了一夜。後來，她不敢經常去看他了。
兒女勸吳春紅轉移注意力，每天陪在他身邊。也給他買了新手機，教他玩抖音。開始幾天確實管用，吳春紅每天起牀就要刷一會兒。但他不知道流量要花錢，沒幾天，手機裏的200多塊錢話費就刷完了。他嚇得不再玩。直到家裏裝了無線網絡才重新拾起來。
但多數時候，他還是會突然就提起案子。“孩子中毒死亡時間和報案時間太矛盾，怎麼第二個孩子中毒才去報案？第一個孩子中毒為什麼不報案？”唸叨起案件的時候，吳春紅的邏輯清晰、條理分明。
但聊起別的，他的腦子就混沌了。“你跟他講家庭、莊稼，他好像沒聽見，也不回話。”吳母説，她懷疑吳春紅“腦子壞掉了”。
“我這16年只想這一件事了，忘不掉了。”吳春紅解釋，“你想不到我受了多大的委屈。”
“拿到賠償款，是不是就能翻篇了？”“嗯，那是。”吳春紅含糊地回答，馬上又説，“那也過不去，這個事要帶進棺材裏了。”
錯過了16年，該學的還得學
他還保持在獄中的習慣，早上四五點就醒了，晚上八九點就得睡。站着的時候，他習慣把兩手放在腰間，大拇指夾住褲腰。這是他在獄中最常用的站姿。
16年沒見的表弟知道吳春紅回家了，專門從鄭州跑來看他。年輕的時候，吳春紅和他很親近。但這次見面，吳春紅顯得侷促不安。他問表弟，那邊生意咋樣？表弟回答，最近不好做。吳春紅不知道怎麼回答，話頭一轉，講回自己最熟悉的案子和牢裏的生活。沒幾句，雙方就陷入沉默。
發小來看他，他責怪對方這些年對他不關心，也不願親近。“以前我工作兩個月掙了90塊錢，過年了就分給他四十五塊。”吳春紅説。
反倒是獄中認識的朋友讓他輕鬆。回家後，他給在金華監獄時認識的一個四川朋友寫了一封報平安的信。
還有比他早幾年獲釋的獄友在抖音上看到他的消息，跑過來看他。聊起各自的案子和獄中的生活，吳春紅反而不覺得緊張。
“該學的還得學。”他心裏明白，也急於迴歸正常生活，但錯過的16年需要時間彌補。
6月6日，兒女帶他去鄭州複查眼睛。做完手術後，他右眼能看見光亮，但仍沒到能視物的標準，即使是人站在面前，也只能看到模糊的廓形。因為發病時間太長，他右眼的視力只能停留於此了。
但吳春紅不願相信，“再恢復一陣，裝個晶體，我就能跟正常人一樣了。”
新京報記者 王翀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