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高舉反性別反壓迫旗幟？不，我們聊聊電影裏的女性
由於這關係到每一個人——性別這一身份涵蓋了所有人，每個人都有性別這一基本的屬性，男性或女性，即使單獨提及其中任意一種，也暗含了對另一種的區別——導致了任何人都能產生對於性別相關問題的看法並發表觀點（誰會關心與自己無關的事呢），這樣，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熱度不退且持久，任何人都能參與討論這樣的話題。
危險由此誕生——任何人都能以個人的經驗與立場為基礎，否認與此不符的觀點。這樣的危險當然不僅僅存在於這一個話題，而是廣泛地存在於那些每個人切身相關並可以“選邊站”的話題，性別這一話題並不特殊。
如今有一個趨勢，一旦涉及“女性”這一話題，人們（如果還算是現代人的話）總擔心自己不夠激進而顯得不夠時髦，熱衷於性別“壓迫與鬥爭”這樣的革命敍事，並以高舉“反性別”的旗幟為榮。
針對性別當中的傷害與犯罪，毫無疑問，這必須予以重視和打擊；從這個角度上説，與受害者站在一起是天然正義的，這也是毫無疑問的。而危險在於，如何界定傷害與犯罪，需要什麼樣的道德與法律，是受害者還是“受害者心態”，等等——這就變得複雜起來了，這牽扯出了龐雜的相關議題和永遠也無法窮盡的討論。
助長了這一趨勢的勢力之一是如今的電影，好萊塢是其中的先鋒，充當了傳話筒與擴音器。關注個人的經歷與創傷，批判現實與社會，毫無疑問，這是藝術工作者們的職責。
問題是，這些作品能否成立。如果僅僅是廉價的意識形態的物化，這樣的作品就僅僅是宣傳品。這裏，以兩部電影為例，近日的話題電影《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和16年的電影《託尼·厄德曼》，談談電影中的女性。
《從不》講述的是美國的一個17歲女孩的墮胎之路，很容易讓人想起羅馬尼亞電影《四月三週兩天》，甚至可以説它是在模仿這部金棕櫚大獎電影，從題材到形式。共產主義陰影之下的羅馬尼亞，單單是這樣的背景已經內置了歷史的視角，這樣，創作思路就變成了——在可靠可信的特定背景中，如果發生一件類似“墮胎”這樣的激勵事件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但是《從不》的創作邏輯是在沉默的人物周圍營造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這個“充滿敵意的環境”顯然是當代美國，這是否成立，是否可以經受歷史的檢驗，目前是尚無定論的。
然而作者也沒有對這樣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給予任何的解釋，這就好比把主人公直接扔進充滿鱷魚的游泳池，卻不解釋哪兒來的鱷魚。如今的電影，很容易想象一個烏托邦、反烏托邦或者是世界末日，但是這樣做架空了現實，縱然是可以在其中探討諸多的議題，然而這始終是停留在作者腦海中的抽象思辨，與現實有什麼樣的關係呢，作者卻沒法解答。
比如賽博朋克系列，甚至《使女的故事》。我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今的現實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這樣的極端環境。我渴望看到走向敗壞的過程，結果可以隨便想象，過程充滿偶然。
如今關於墮胎的討論也是如此，是一個“結果”式的判斷，可以與不可以，合法與不合法。事實上不僅僅是這個墮胎話題，也不僅僅是性別相關的話題，總是在兩極之間二選一，我們卻從來沒有想過我們何以至此——是什麼使人淪落到了需要墮胎的尷尬處境，是什麼使得男性與女性“勢不兩立”，又是什麼使得我們必須回答兩難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是否需要一個明確的結論。
關於禁止墮胎，國人是很難想象的，這難道不是想與不想的問題嗎，只要你願意，人們很難理解那些禁止墮胎的邏輯。所以在這樣的問題上，説到底是價值與立場上的分歧，而這樣的分歧是無法調和無法討論出一個終極正確的答案。墮胎與墮胎合法的邏輯與價值，這是很好理解的，這裏就不贅述了。
既然在相當一部分人眼裏，墮胎是天經地義的，我這裏就舉一個相當挑釁的例子，目的在於等於動搖一下想當然認為墮胎毫無問題的人的看法。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有一個藝術家朱昱，他完成了一個作品《獻祭》——他與一個女人商定，用自己精子通過人工受孕的方式使之懷孕，在胎兒四個月大的時候墮胎，保存下嬰兒的屍體，在現場餵給狗吃。
幾乎任何人都能感到嚴重的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適，很好，這就引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這樣做合法嗎？墮胎後的胎兒算是屍體嗎？如果人死去的肉體是屍體的話，胎兒算是人嗎？墮胎算是殺人嗎？通過這場行為藝術，如果本能地對此感到噁心，那麼想當然地認為墮胎合法看起來也沒那麼無辜。
胎兒算是人嗎？這又是一個艱深的問題，從成型的胚胎到嬰兒的第一次心跳，法學家，倫理學家，生物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等相關專業的人士，可以為此給出無數種答案，這一切的背後是終極的哲學問題，生命，人，存在，這是無法被人很好回答的問題，那麼任何一種關於墮胎的問題肯定確切的答案都是站不住腳的。
這個法案的爭議説明了一個問題，法律並不是萬能的，法律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刻板的法律並不能完全適應變幻莫測的現實。而當人們爭論這樣的困難的問題的時候，問題的根本往往不在問題本身，而是這個社會更廣泛更深刻的問題的顯現。
《從不》當中走馬觀花地 提到了“心跳法案”這樣的熱點，又不在這基礎上展開，作者很是機靈地錨定了受眾，那麼這樣的作品將會很受目標受眾的歡迎，但這也將這樣的作品緊緊地禁錮在了某一標籤之下。
由於片中的人物沒有情感弧光，無法體察人物的內心世界，那麼想要吸引觀眾贏得共情就只有一個策略——引導觀眾去猜測人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使觀眾對於他們自己的想象投射到角色身上。
我們對女主角的過去一無所知，當她面對“從不，很少，有時，總是”的選擇題時，她只要一哭，觀眾就開始發揮想象了，想象的結果至少有這四種，總有一種能夠打動你，電影也以這四種想象命名。但這四種想象並不是答案，因為作者根本就沒有做出選擇，看似鮮明的立場來自對敵意的環境的營造——男性皆是叢林中的捕食者——對於女性自身沒有任何見解。
這樣的電影並不在少數，乍一看好像十分深刻，在這樣的表象背後空無一物——好比一塊塊空心磚，哪裏需要往哪搬，機械地壘起意識形態之牆，這對任何一種藝術門類都是有弊無利的。
在對一系列惡性的事件的觀察與反思中，我深刻認識到了“男性原罪論”的合理性，作為男性很難説沒有那麼一瞬間沒有產生過邪惡的念頭，而想法與行為之間僅僅之差一個微妙的推動力。這並非要挫敗男性，恰恰相反，是要讓男性驕傲地抬起頭，正如女性那樣——認識到自己與野蠻的距離，看清自己的侷限，才能自信地説：我是文明的人。
更進一步，“原罪”並非男性獨有，而是人類自身的內在的脆弱，每個人應當看清作為靈類之長與動物的微妙的區別。如果針對特定的性別問題，在“原罪論”之前加上男性二字，倒也無妨。
自我、虛無和實心球
空心磚的反面，我想在此推薦16年的德國電影《託尼·厄德曼》，講述的是長期分居的父女間的小故事，而託尼·厄德曼是父親粗暴笨拙地闖進女兒生活時所瞎編的名字。從基本的劇情設定我們能夠看到其中的與性別相關的象徵意味。
電影的視角在父親與女兒之間切換，觀眾得益於此，獲得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通過這個視角，我們獲得的信息凌駕於人物彼此間的相互認識，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人物行為的動機，並隨着時間的推進，我們能夠清晰地看見父女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
如果不是台詞在細微之處提示，單是看到的畫面我們將徹底喪失對時間與空間的判斷——我們處在同質的時空當中，從柏林到布加勒斯特，但也可以是影片中尚未出現的上海和未來將會出現的新加坡。
這也許是對現代生活的最精準的描摹——這樣的精準並非是從外部的社會景觀出發，以達成視覺效果層面上的複製，比如《玩樂時間》，而是從內部的個人感受入手，來還原心理層面上的印象——從一個側面在銀幕上再現現代都市人的心理感受。
與“我們在哪？”的困惑一同出現的問題是“我們是誰？”——我們始終是要通過對外在與自身的時間與空間的座標軸來定位自己所處的位置——但當我們產生模糊的時空感時，我們也就對自我產生了懷疑與動搖。
在《託尼》當中就是女兒自我的迷失，不僅僅是作為父親的女兒的迷失和作為成年女性的迷失，更是作為一個現代人的迷失。
模糊的處理沒有架空現實，反而使得電影像一個實心球一樣，沉甸甸地砸在觀眾的胸口，當然想要在空中拋出一個漂亮的曲線需要作者超高的技巧。雖然這是女性導演的作品，但她並沒有把目光僅僅侷限在單一的性別問題上，而是把這理解為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的表徵。
我這個説法似乎是削足適履，導演也許根本就沒有考慮什麼女性女權，也許僅僅是想拍一個觸及現代社會本質問題的一個父女故事，而正是這樣超脱了意識形態狹隘的思維，反而把女性表現得淋漓盡致。當然這其中帶入了女性的經驗，並且非常具有説服力，例如穿脱女性的修身短裙，同時她嘗試着在兩性尤其是父女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樑。
父親的幽默感——當然這是非典型的德國人的氣質，這又增加了一個可以被解讀的維度——潛移默化地向女兒傳達一個道理：“不要丟掉幽默感”。
幽默感是對現代生活的不滿，並通過幽默感重拾主體，對抗虛無——幽默來源於結果與預期的斷裂，幽默的人旗幟鮮明地區別於同質化的景觀，幽默感標示出自我：“我憑什麼是你認為的那個我？”一場裸體派對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就是我，那個本來的我，那個我可以掌控與失控的我。
我們看到女兒在影片快要結束時的狀態仍然是繼續在外奔波，仍然過着先前的生活，只不過是在心態上有所調整，在與長毛怪擁抱的高潮後，迎來的是悄無聲息的令人絕望的現實——生活還得繼續。
由此可以看到，現代社會對個人的強大的規訓能力。而當女兒摘下假牙脱掉氈帽後堅定而又空洞的目光，展現了相當複雜的情緒，一方面自我通過幽默感或者其他得以維持，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虛無低下高貴的頭。
那麼，整部電影是在説這樣一個觀點，如果從性別出發的話——女性的問題就不單單是女性自身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在男女二元敍事中的問題，而是與其他諸多社會問題一道出現，作為社會結構性問題一道出現。
這似乎是在表明父權是結構性的問題，如果考察性別的問題，這樣的表達似乎沒有問題，而如果考察另一一個問題，僅僅需要對“父權”二字進行替換，但歸根到底，不管用什麼名詞來指代，實際上它們都是指的同一個東西。
總結一下，《從不》與《託尼》兩部電影到底有什麼不同，我們可以從片中人物唱的兩首歌入手——前者歌唱的是冷漠，敵視，傷害，仇恨，而後者則高歌和解與愛，The Greatest Love Of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