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來，張傑始終有一個心結未解開。
1996年4月21日，他因為見義勇為救兩個被流氓調戲的女孩，遭報復捱了4刀。此後，兩個女孩消失不見，傷他的人也沒被抓到。
相關司法材料也顯示，事發當天，在開封市大梁路順天大廈，張傑阻止調戲女孩的男子，並讓女孩離開，隨後被男子扎傷。受傷後，他被送至現河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住院治療11天，花費1195元，被診斷為右肩、左下肢刀傷，並失血性休克。
但時間長了，除了身上的傷口，誰也無法證明他是見義勇為。有人認為他不是能在關鍵時刻與歹徒搏鬥的人，説他編故事騙人，同事經常拿他的傷口開玩笑，嘲笑他，甚至連父親也開始懷疑，“到底是見義勇為，還是跟流氓打架？”
去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張傑得知其中一個被救女孩牛某娜的下落。他找到對方，但是牛某娜沒有任何回應和感謝。一氣之下，他將對方告上法庭，最初訴求是讓牛某娜向他説“對不起，謝謝”，最後按法院的要求改為更具體的“支付補償金10元”。
今年6月，他勝訴了。
牛某娜的弟弟牛先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他姐姐是精神病人，已經患病二十多年了。至於當年張傑見義勇為的事情，她從來沒給家人説過，直到被起訴，他們到法院才知曉當年的情況。牛先生説，如果當年的情況是真實的，他們都感謝張傑。同時，他們也認可法院的判決，已經將10元補償金轉到了對應銀行賬户。
對於牛某娜是精神病人這一情況，張傑稱，自己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張傑説，牛某娜平時能正常生活，獨自乘公交車或到飯店吃飯，精神病相關證件也是2009年才申領的，此前她曾結婚生子。
壓在心頭24年的包袱，終於一朝被徹底甩脱，為此，張傑很高興。為了表達這份喜悦之情，平時喜歡畫畫的張傑，花60元刻了一枚印章——根據《武松打虎》的典故“打虎者武松”，在上面刻了“見義勇為者張傑”。如今他每畫一幅作品，都會印上這個章。
説起未來，張傑説，“我的心願了了，現在只想把生活轉到正軌，該工作工作，該創業創業。”
以下根據張傑的口述整理：
忘不了24年前的那天
為救兩個女孩，我捱了4刀
1996年4月21日下午，當時我上夜班，白天休息我經常去開封市大梁路那片玩兒，走到順天大廈上二樓時，有個女孩慌慌張張地跑到我面前説，她和同伴被一羣流氓騷擾，不讓她們走。這個女孩讓我幫助她們，當時我不知道是什麼情況，就問：“在哪個地方？”她説：“你跟着我來吧。”
案發現場是一個迪士高舞廳。到大門口，我便看到有幾個男人在毆打一個女孩，有人掐着她的脖子，有人扇她耳光，一直叫囂着“打死她、弄死她”。我問捱打女孩：“你跟這幾個人認識嗎？”她説：“不認識。”我就跟那幾個男的説，這是公共場合，打女生不太合適。我話音一落，他們就鬆開了手，兩個女孩趁機跑了。
我阻止他們耍流氓，他們不高興，都來報復我，5個人圍着我打，我想往外跑，去報警，跑到樓梯口的時候又被這5個人逮住了。其中有一個人，個頭能有一米八，他從後面抱着我，我動不了。另一個身高一米七左右的人，衝着我的右肩砍了一刀，還有一個人拿着匕首朝我腿上紮了三刀。
當時血噴到了脖子上，我想我可能要死了，但想到我母親，如果我死了，她會傷心。一想到這裏，我才有勁兒，使勁抱住他們後，將他們甩開，從二樓跑到一樓，再跑出舞廳。
我知道離順天大廈3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個警亭，平常會坐着一位民警。我跑到警亭，想要推開門報警，但離門把手大概一尺的距離時——還沒摸到——我就流血過多昏倒了。後來，聽説是民警把門打開，叫了出租車把我送到醫院搶救的。
第二天上午10點左右，我才醒過來，派出所民警隨即給我錄了口供、法醫做了鑑定。案發現場很多不認識的居民都到醫院看我，可那兩個女孩從來沒有來過，當時看到我被砍傷，她們逃走了，我覺得很傷心。
民警跟我説能儘快出院就儘快，出院之後才能全力配合破案。所以在醫院住到第12天，5月2日，拆線的當天下午，我就辦了出院手續。其實，醫生説我這個傷情，最少要住院20天，可當時為了破案子，我顧不了那麼多。
因為害怕母親會擔心，所以我給家裏人説是被車撞了。5月3日，由於傷情還沒好，走不了路，我父親陪我去公安局，才知道我不是被車撞的，而是被流氓砍了。往後一段時間，我經常到派出所問案件的情況，也曾試圖尋找被救的那兩個女孩，但是女孩似乎消失了，案子也一直沒偵破。
漫長的等待裏
被質疑編故事，不是見義勇為
案發時我是開封市第一印刷廠職工，2001年下崗後，到交警隊當臨時工，負責修理交通設施。2006年我自己開了一個傢俱專賣店，一直做到2015年，我媽媽突然生病了，我不得不放下生意，帶她四處看病，照顧她的飲食起居。
從1996年事發到現在，我的治療費大概花了2萬多。被扎的那4刀，最深的一個傷口是8釐米，4個刀傷加起來長達14.5釐米。當時因為對醫療知識不瞭解，加上着急出院，就落下了一些病根。
這些年，這件事雖然對我的生活沒造成太大影響，但是我腿上經常會出現淤血，得去針灸治療。還有很多重體力活我幹不了，稍微站久了腿會腫。
最讓人受不了的是，案子一直沒破，也沒人為我作證，很多人覺得我騙人，不相信我見義勇為。因為我平常比較老實，不愛説話，很多人就覺得我不是那種勇敢的、能在關鍵時刻與歹徒搏鬥的人。
當時在印刷廠工作，工作完回到工廠的澡堂洗澡，很多同事看到我身上的那幾個傷疤就會問，最初我會一遍一遍解釋傷疤的由來，但是始終説不出被我救的那兩個女孩的任何信息，説多了他們開始用這個事情開玩笑，認為我編故事。後來，每次洗澡我要麼等他們洗完再去，要麼就去外面澡堂洗。
時間長了，連我父親也開始懷疑，到底我是真的為了救人，還是和流氓打架。我很苦惱，我覺得做了一件好事，卻不被大家理解，很委屈。
這些年因為那件事，我想法也發生了改變。女兒6歲時，我便帶着她去練跆拳道，以後她也能保護自己，遇到危險時不至於那麼慌亂。
我也還會幫助人，做一些好事，但是不會再“莽撞”了。有一次坐汽車去鄭州，半路上來兩個人，一胖一瘦，大概20多歲，其中一人手裏拿着一個被報紙包着的長東西，這兩人和我一樣坐到最後一排。汽車顛簸，報紙被頂破，我瞄到那是一把長匕首。他們休息了幾分鐘，其中一人往前走，開始偷搭在靠墊上的衣服裏的錢包。
我當時很糾結，管還是不管。看到那人偷了兩個錢包卻還在一直往前走，我便拿手機假裝大聲跟警察聯繫，這兩個人一聽以為我是民警，便趕緊叫司機停車下車了。他們下車後，我才長舒一口氣，有時候，見義勇為太危險了。
她的冷漠讓我傷心
起訴其實也只是想聽一聲“謝謝”
因為事情過去太久了，先後兩任的承辦民警都離開了警隊。但是我一直想搞清楚這個案子，想知道那兩個女孩的信息，為了“調查”，有時我會用空閒時間去案發現場，去周圍的大街小巷轉，想着如果運氣好會碰到她們。
直到2018年終於有了線索。那年的12月24日，我再次到開封市公安局兩岸分局詢問案情進展，兩天後他們重新把我的檔案調出來了，我也配合補充了一些線索。2019年3月底，兩岸分局讓我去看一個執法記錄儀的錄像，關於我救的那個女孩牛某娜。
我看到那個錄像很激動，找了這麼多年，終於找到了。當時我問民警，能不能讓我見見牛某娜，民警沒有答應，稱還要繼續調查。但是我實在忍不住，因為我是本地人，能看出視頻拍攝的大概位置，所以我就自己去找了。
2019年的4月到9月，我經常去視頻拍攝的地方尋找，就希望能碰到牛某娜。9月的一天，在一個公交車站，我終於見着她了。我推着自行車上前，她在站點坐着等車。我問，你是不是牛某娜，她説是，我又問，1996年4月21日下午在順天大廈是不是有幾個男的打你，她説確實有這件事。
我接着説，當年有個男的為了救你被砍傷了你知道嗎，那個被砍傷的人就是我。她抬頭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她啥也沒説。這時候公交車剛好來了，她慌慌張張衝上了車。我覺得很傷心，我找了23年，但是她啥也沒説，就那樣走了。
隨後，我又去派出所詢問，這件事怎麼處理，民警也説找過牛某娜很多次了，但是對方沒有任何表態。實際上，我只想讓她跟我説一聲謝謝，這件事就了了，但是她太冷漠了，我就很生氣，所以我就想到走司法途徑。2019年10月21日，我向開封市金明區人民法院提交了訴狀，最開始我的訴求是想要牛某娜跟我説聲“謝謝”，後來法院説需要有具體的訴求，我就把“謝謝”改為“支付補償金10元”。
2020年5月6日開庭，6月4日，法院判決牛某娜支付經濟補償金10元。24年了，法院幫我證明了見義勇為，證明了1996年4月21日下午，牛某娜被流氓毆打，我因救她被流氓砍傷。
24年的包袱，我終於甩掉了，我很高興。因為我平時喜歡畫畫，我花了60塊錢刻了一枚印章，根據《武松打虎》典故“打虎者武松”，在上面刻了“見義勇為者張傑”。現在，我畫完一幅畫都會在上面蓋這個章，只是想表達我高興的心情。
至於未來，我的心願了了，現在只想把生活轉到正軌，該工作工作，該創業創業。
紅星新聞記者 潘俊文 藍婧 實習生 譚惠
受訪人供圖，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 李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