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是第26個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題是“緊急狀況中的弱勢羣體”。1990年，聯合國將每年7月11日定為“世界人口日”，以喚起人們對人口問題的關注。
就在前一天，7月10日，國家衞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透露，單獨兩孩政策實施平穩有序，今年初，國家衞生計生委開展的專項調查顯示，39.6%有再生育打算，與2013年的調查相比有所下降。
楊文莊説，當前主要任務是要繼續組織實施好單獨兩孩政策，同時也要積極做好進一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究論證工作。
中國人口政策正在調整，但就如何調整以及調整時間，學界觀點並不統一。
人口學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就主張用更穩妥的方式對待人口問題——他認為當下“全面放開二孩”生育還為時過早。
但也有更感緊迫者——“今年已進入人口政策調整的最後 窗口期 ，再不調整就來不及了。”
6月24日，在福建省統計局的辦公室裏，姚美雄對記者感慨。他現任福建省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是為數不多在任且公開呼籲改革人口政策的官員。
姚美雄從2012年開始研究人口問題，用他的話説“那時就已經很晚了”。作為“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他有着濃厚的國家情懷。統計局普查中心的特殊位置，讓他有機會觸摸到中國人口數據的真實現狀，“可以説是觸目驚心的，如果我們不説出來就是失職”。
姚美雄1985年畢業於福建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專業，1985年進入福建省統計局工作至今。但在真正研究人口問題之前，他自認為是“門外漢”——這決定了他日後的研究方法，寫文章時，他力圖用最簡單的道理讓人明白人口問題真相。
有學者將“病根”指向生育率的下降，認為這將影響中國日後的人口規模。姚美雄認為，一些差距很大的數據讓決策者為難，因為他們可能難以判定中國的真實生育水平。
相比生育率的爭議，姚美雄認為從人口結構看人口問題更清晰明瞭，可以統一認識、減少分歧。中國的人口結構已嚴重失衡，這包括老齡化、少子化(青少年佔比下降)和性別比失衡。其中，少子化將直接危及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即使在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仍不夠充分。
改革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呼聲由來已久，但政策並未隨之調整。姚美雄認為，關鍵是沒有找到人口問題的癥結。他説，人口結構失衡對“中國夢”和現代化的實現，都將帶來不確定。他相信如果充分意識到人口結構的可怕後果，應該會加速政策的調整。
如果不加大調整人口政策步伐，將步日本後塵
記者：
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數並沒有統一的説法，從你的研究來看，我國的總和生育率處於何種水平?
姚美雄：
按照人口統計標準，2.1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為低生育水平、1.5以下為很低水平、1.3以下為超低水平、1.0以下為危險水平。我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下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5年。
2010年“六普”後國家統計局對外發布的總和生育率是1.18，但衞計委長期認為是1.8才合適，最近兩年才改口説在1.5-1.6之間。我們清楚統計過程中肯定有漏報，或因“黑户”等原因導致數據誤差，經過修正後我們估計，全國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4-1.5左右，這遠低於2.1更替水平，大大低於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發達國家水平1.7還低。10多年來，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300多萬到1600多萬人之間。
1.5的總和生育率是一個高度敏感警戒線，一旦滑到1.5以下，就進入了低生育陷阱，很難回升。除了瑞典和法國外，目前還沒有別的國家回到1.5水平，更沒有一個國家回到2.1的更替水平。
記者：
從其他國家來看，生育率進入低生育率水平後，人口政策是如何調整的?
姚美雄：
從國際上看，進入21世紀，生育率低於1.6的國家，人口政策已全面轉向，紛紛大力鼓勵生育，但收效甚微。
記者：
低生育率對國民經濟有什麼影響?國外有哪些案例?
姚美雄：
典型的例子就是鄰居日本。1989年日本生育率創1.57新低時，震動朝野，被稱為“1.57危機”，日本政府立即採取多項措施鼓勵生育，但時至今日，日本生育率連1.45都不到。
過去20多年，日本經濟出現了長期低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內需不振、創新能力弱及財政供給壓力大，當前日本40%財力花在養老上。而美國之所以能從金融危機中快速復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口結構健全。當前我國人口發展態勢已呈現低生育、老齡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徵，人口結構嚴重扭曲，如果不加大調整人口政策步伐，將步日本後塵，將來面臨的問題，將比日本更嚴重。
“未富先少”應引起全社會警覺
記者：
我注意到你一直在強調人口結構扭曲已經成為人口發展的主要問題，主要表現在那幾個方面?
姚美雄：
人口結構扭曲對民族前途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造成衝擊，比人口過多影響更大，人口結構扭曲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它們概括為未富先少，即“少子化”、未富先老，即老齡化，以及出生性別比失衡。關於老齡化和性別比失衡，討論的已經很多了。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新挑戰，但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國的這一趨勢。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居高不下也是大問題，2014年仍高達115.9，是全球出生人口性別結構失衡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波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對於“少子化”的深遠影響，還未引起廣泛討論。
記者：
根據你的研究，中國的“少子化”從數據上看有怎樣的特徵?
姚美雄：
少子化是現代化進程的產物，也影響着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我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1982年為33.6%，2014年只有16.5%，下降了17.1個百分點。大大低於世界27%平均水平，不僅遠低於金磚國家印度的34.0%、南非的32.0%、巴西的28.0%，甚至比美、英、法等發達國家水平還低，美、英、法分別為21.0%、18.0%、18.0%。與韓國的16.0%相當，僅高於德國的15.0%和世界最低的國家日本的13.0%。同時0-14歲人口總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為3.4億人，2014年只有2.2億人，比1982年減少了1.2億人。按照人口統計標準，我國已處於嚴重少子化水平。
記者：
如果從目前我國的發展現狀來看，0-14歲人口的比重應該是多少才合理?
姚美雄：
中國作為剛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大國，合理的人口結構水平應該是0-14歲人口占總20%-23%的才正常，可以測算出需要新增6000萬人以上少兒。為確保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確保實現經濟新常態，我國人口結構改善目標的底限是，0-14歲人口所佔比重應該由現在的16.5%調到18.5%，這至少需要新增3300多萬人少兒。
制度和人口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石，將0-14歲人口所佔比重從16.5%提升到18.5%，我希望這能夠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人口結構必須扭轉。
記者：
你怎麼看待“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來的效果?
姚美雄：
實施“單獨二孩”方案，無疑在人口政策調整上也是個進步，但這無法解決嚴重少子化回升到正常水平的人口發展戰略目標任務。單獨二孩其帶來的增量人口上限僅為400萬人，其提升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不到0.3%。顯然靠單獨二孩杯水車薪。應該立即全面放開二孩，已無需再試點了，也沒時間試點了。
記者：
那麼中國的“少子化”與發達國家的“少子化”有何不同?
姚美雄：
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人口結構處於“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變成發達經濟體。發達國家出現少子化現象，普遍是在進入發達經濟體後，由於社會保障水平提升和觀念改變，導致生育意願降低才產生的。當前我國發展水平離現代化目標距離還甚遠，而人口就已進入“少子化”，並且有由嚴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變趨勢。
如果我國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不及時作出重大戰略性調整，促進人口結構向正常水平回升，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將出現跨越之後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局面。從人口角度上看，實現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將面臨着巨大挑戰，面臨着難以實現的重大風險，全社會要對此高度警覺。人口政策調整已進入最後“窗口期”
記者：
“窗口期”是一個醫學術語，為什麼説現在已經進入人口政策調整的最後“窗口期”?
姚美雄：
因為我説了中國人口形勢異常嚴峻，但就像感染病毒一樣還沒被檢測出來，現在可能是最後一段尚未顯露的“窗口期”。為什麼是現在?因為從大的背景來説，2015年是改革的關鍵年。補償性生育是所有改革中一項最大的改革紅利，其受益面最廣，改革成本又較低，不僅惠及當代，而且澤至子孫，並且將有助於推動其他各項改革。現有的人口統計數據如少子化程度、老齡化等指標基本上能滿足人口宏觀決策需要，已無需等待2015年10月1%人口抽樣調查產生的翔實數據。
當前人口發展困局也是一個重要戰略機遇。如果立即全面放開二孩，並實施積極的鼓勵扶持政策，將帶來2000萬人左右的補償性生育，將有效改善人口結構，並有效擴大內需，為發展提供新動力，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一招。補償性生育帶來的人口增量應主要考慮未來發展對人口的需要，而不是現在的利益，再大的成本，當代人都應擔當。現在擔心的是補償性生育量太小問題，而不是生育堆積。如果錯過了當前全面放開二孩最後窗口期，即使以後鼓勵生育，提高了生育率水平，由於育齡婦女急劇減少，也將於事無補，難以促進人口結構回升到正常水平。
記者：
今年以來，70後夫婦成為呼籲全面放開二孩的最強音，從人口學的角度來觀察，70後這代人有什麼特別之處?
姚美雄：
由於上世紀50、60年代出生婦女已基本喪失生育能力，80年代出生婦女生育意願又遠低於70年代出生婦女，加之後備育齡婦女急劇減少，2010年，0-9歲女孩只有6600萬人，比20-29歲婦女少了近一半，因而，補償性生育主力軍是70年代出生婦女，然而她們中最小的也都已超過35週歲，隨着時間的流逝，她們的生育風險就提升了很多。因此説，修復扭曲的人口結構已步入最後窗口期。
人口再生產週期漫長，當前，國家應抓住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願及還有較多婦女處於育齡期這一時機，立即實施倡導兩孩、不鼓勵一孩的新人口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情況擇機自主生育，甚至鼓勵生育。
記者：
如果立馬放開二孩，有學者依然擔心人口數量出現反彈，你怎麼看?
姚美雄：
由於生育觀念轉變及育兒成本提升，全面放開二孩，可能頭幾年有所反彈外，但年平均總和生育率也難以由現在的1.4至1.5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總量也難以突破14.5億人，人口峯值也難以突破15.3億人。
社會轉型對生育起較大制約影響，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生育率下降是個必然趨勢。未來中國可能因人口問題面臨多重風險
記者：
如果問題真如此顯著且嚴重，為何政策未做出反應和調整，你認為障礙在哪裏?
姚美雄：
一是認識不足。長期來，無論是官方還是學術界，對人口問題只關注人口總量，而忽視了對人口結構的把握。對人口結構已經扭曲及所產生的危害性嚴重認識不足。並且人口再生產週期長，對人口政策未及時進行調整所造成負面影響只是將在今後一段時期才會顯現。二是擔心人口增長大幅反彈，補償性生育高峯來臨。三是生育觀念發生重大改變。少生、晚生已經成為主流價值觀。
記者：
你認為應該從哪些方面去改變?
姚美雄：
首先要有危機感，全社會要清醒認識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中央應立即成立應對人口危機處置領導機構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果斷決策;其次樹立新的人口理念，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維，樹立人口是寶貴資源的觀念;三是要樹立人口結構優先、兼顧人口數量的發展理念，人口的結構規模要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要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四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強化人力資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質。這些東西應該逐漸成為社會共識。五是加大人口形勢宣傳，形成人口改革社會共識。
記者：
結合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結構問題，在你看來，在未來更長一時間，中國可能面臨哪些挑戰?
姚美雄：
我國的人口結構狀況和總和生育率水平已達甚至超過最發達國家水平，大大超越了我國生產力水平，這將嚴重製約我國發展。未來我國發展將面臨經濟大幅度滑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難以實現現代化的三重風險。
首先是少子化將造成勞動人口減少，到2030年之後，由於後備勞動力急劇大幅度減少，將遇到極其嚴重的勞動力危機，中國勞動力缺口將達8000萬人之上。屆時，招工難將成為社會一個嚴重的問題，許多單位尤其是企業將面臨着無工可招的窘境，將促使工資大幅上升、產業競爭力急劇下降，從而制約經濟增長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
其次，青年人減少會弱化社會創新能力，降低社會勞動生產率。青年也是社會消費的主體，老年人消費慾望和需求、消費能力相對較弱，一旦青年人口比重下降，就會降低整個社會消費能力，導致內需不足進一步加劇，很多產業就會萎縮，極大影響社會經濟轉型。
不僅如此，青年的縮減疊加老年人累積，將會給社會養老帶來巨大壓力。尤其是2030年後，養老問題將更嚴重，屆時供養一個老年人所用的勞動力將由目前的近5個演變成2個。
所以，當務之急應立即由數量控制轉向改善優化結構，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修復扭曲的人口結構，構建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人口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