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麗娜 石丹
5月6日，GE官網宣佈，現任國際業務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段小纓女士決定離開公司並開啓其人生新篇章，同時宣佈Nabil Habayeb先生為新任國際業務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向偉明先生為新任GE中國總裁併向Nabil彙報，任命於6月1日生效。
段小纓於1996年加入GE集團，2010年擔任GE醫療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2014年擔任GE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成為首位在GE公司美國以外的最大市場上擔任這一職位的中國本土女性。2019年１月起，擔任GE全球高級副總裁，GE國際業務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GE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拉里•卡爾普在官方聲明中稱：“段小纓服務GE 24年，為公司的多個垂直業務部門及區域市場交付了強勁的業務增長。她富有戰略眼光及領導力——在她的領導下，GE在中國及其它新興市場與客户和政府建立了重要的合作伙伴關係，並在價值鏈各環節深化了GE業務的本土化程度。”
2018年10月份，拉里·卡爾普（Larry Culp）被任命為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接替於2017年8月1日上任的約翰·弗蘭納裏（JohnFlannery）。
約翰·弗蘭納裏（John Flannery）成為GE任期最短的CEO，他是在GE醫療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任上接過匆匆離職的前任CEO傑夫·伊梅爾特（Jeff Immelt）的職位。
當時據CNBC援引消息人士的話，通用電氣的董事會取消約翰·弗蘭納裏CEO一職，原因是他的復甦舉措乏力，董事會備感沮喪。
拉里·卡爾普上任之後的首要之事是減少公司負債。2019年，GE加快了出售資產的進度。這些舉措包括GE金融在兩年內減持約270億美元的資產，剝離生物製藥業務，以及將貝克休斯剩餘37%的股份出售，以補充現金流。
2018年，GE增長的源泉來自於中國市場，但是2019年受關税影響，增長趨緩。
GE財報顯示，2018年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淨利潤為-228.02億美元，2019年為-54.39億美元。
集團虧損的情況下，好在電力、醫療和航空集團實現了業績增長。
GE醫療集團2018年實現淨利潤37億美元，2019年達到39億美元。2019年醫療集團未交付訂單價值達185億美元，業務利潤率達到19.5%。
表：GE 2019財報——醫療集團
根據GE公關向《商學院》提供的資料顯示，新任GE中國總裁向偉明便來自於GE航空。從高增長的業務集團中選拔良將也是合情合理之舉。
向偉明服務GE 28年，在美國和中國的不同業務部門擔任過市場及銷售、業務發展等領導崗位。在擔任GE中國總裁的同時，他將繼續現任GE航空大中華區總裁職務。向偉明畢業於中國西北工業大學航空發動機設計專業，在加入GE之前曾供職於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GE在此前的採訪中回覆《商學院》稱，段小纓擔任GE醫療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期間，GE醫療中國已經成為GE 醫療全球重要的增長引擎。在其領導下的九年間，GE醫療中國的訂單量從2010年的9億美元高速增長到2018年的29億美元。
2019年時，中國是GE在全球除美國之外的第二大市場。段小纓曾向媒體透露，GE醫療70%的營收來自於美國之外，中國是GE在美國之外最大的單一國家市場，營收和訂單約佔整個公司的15%。此外，GE還在推進工業互聯網生態在醫療等關鍵領域的落地。
2018年，GE醫療板塊曾一度傳出拆分上市的傳聞，但一直未能落地。2020年3月31日，GE醫療直接將隸屬於醫療業務板塊的生命科學業務以123億美元的税前價格出售給了丹納赫。而GE當前的全球CEO拉里·卡爾普以及接替段小纓GE醫療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張軼昊均來自丹納赫集團。
段小纓在擔任GE國際業務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期間，全面負責GE在北美和歐洲以外的成長型市場的發展戰略制定及運營。在業務板塊上聚焦航空、發電和可再生能源三大領域。2019年11月6日第二屆進博會上，GE可再生能源集團與中國華能集團簽署河南715兆瓦風電場機組供貨協議，在中國河南省濮陽市新建的715兆瓦風電場項目上進行合作。這是GE有史以來在亞洲獲得的最大規模單筆風電機組供貨訂單，也是迄今為止外資品牌風機制造商在中國簽訂的單筆最大的陸上風電機組供貨訂單。
段小纓還帶領可再生能源團隊成功拿下了肯尼亞的第二大風電場，100MW的Kipeto風電項目。為了贏得這個項目，GE追逐了七年，同時也是項目的聯合開發方。
業內人士評價段小纓有着出色的銷售能力，而她的離職會對GE產生怎樣的影響，也需要留待時間來評價。
在這些人事變動的同時，GE的全球化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GE在世界各地開展業務，為170多個國家的客户提供服務。2019年從美國以外地區獲得59%的收入。
在中美貿易摩擦中，關税的影響體現在GE從中國進口的某些類型的醫療設備和部件的成本增加。GE為此持續採取了一系列緩解措施，包括將這些零部件的採購和製造轉移到中國境外。
GE的業務計劃及戰略的執行亦受到全球經濟趨勢、競爭和地緣政治風險以及戰爭、自然災害、流行病或其他事件的需求或供應衝擊的影響。還受到美國及全球各地區域經濟環境和政策的影響。例如，由於中國、歐洲或其他主要市場的投資率或經濟增長率降低會影響產品和服務在美國以外的需求或盈利能力。政治變化和趨勢，如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對跨國公司的情緒，以及由此導致的對貿易、税收或其他法律和政策（包括關税）的變化，可能繼續會干擾全球運營模式、供應鏈，生產成本、客户關係和競爭地位。同時，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法律風險也是不可迴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