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與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在京聯袂發佈《攜手跨越重塑增長——中國產業數字化報告2020》。報告對“產業數字化”給出明確闡釋，對當今時代產業數字化的新內涵進行了深度解讀，深入剖析了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典型案例、經驗模式和成功做法，並對產業數字化發展趨勢進行了前瞻研判，為推進後疫情時代我國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經濟高質高效發展提供了專業判斷和權威指導。
早在2016年，領導人就曾提出“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同年G20杭州峯會更是制定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之後在2017年，數字經濟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和黨的十九大報告。
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讓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春天。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4月28日發佈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2019年規模已達31.3萬億元，位居世界前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達到34.8%。
在經歷了野蠻生長階段之後，此時發佈《中國產業數字化報告2020》，可謂是“熱鬧之後的冷靜思考”，為產業數字化開宗明義，同時，還用“五不”點明瞭產業數字化發展的痛點：一是自身數字轉型能力不夠導致“不會轉”；二是數字化改造成本偏高、而自身資金儲備不足造成“不能轉”；三是企業數字化人才儲備不足致使“不敢轉”；四是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不清，決策層“不善轉”；五是企業多層組織模式不靈，中層領導“不願轉”。
筆者認為，要想實現產業數字化的構想，進而全面推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就必須要抓住這背後的“兩化”，即科技數字化和數據資產化，而這“兩化”的實現也會讓“五不”的痛點迎刃而解。
科技數字化，包括了業務數據化、應用場景化、流程自動化等等。它是實現克服“不”的重要客觀條件之一。這個科技不僅僅包含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具象的科學技術，也包含了這些科技為企業生產、經營賦能的各個環節。
第一層面的科技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加快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改革教育向數字經濟相關人才給予一定的傾斜，保障數字經濟背後的知識和基礎設施後盾。
比如近期京東數科智能城市操作系統落地雄安。在雄安新區，京東數科與中國雄安集團一同打造的塊數據平台，將會扮演數據匯聚中心、數據管理中心、數據服務中心和AI科技賦能中心的重要角色，打造該區域數字經濟的數據基地，它就是我們產業數字化所需要的典型基礎設施之一。
除了第一層以外，更深入層面的科技數字化，則是協助企業進一步應用這些數字科技，包括給予數字經濟創新補貼，委派數字經濟專家成立企業幫扶組等等，解決目前產業數字化所存在的“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問題。
這一點需要科技企業與傳統企業的緊密合作。例如京東數科與中儲股份合作建設的供應鏈協同服務平台，有效將大宗商品倉儲與科技相融合，既發揮了中儲在倉儲領域的優勢地位，又充分利用了京東數科的AI應用能力，可以説是將科技數字化落到實處，幫助企業實現“管、控、查、驗”的全流程數字化和智能化。
相比科技數字化，數據資產化同樣意義重大。
眾所周知，數字經濟的核心和產業數字化的核心就是數據，《報告》中也指出，數據資源是關鍵的生產要素，只有將數據資產化，才能進一步促進數據的快速流動和高效使用。
根據科斯的產權理論，如果數據不能實現資產化，不能作為一個重要資源確權、流動，那麼最終結果必然是它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市場效率的喪失。也正如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主辦的《中國企業家（上海）峯會》上TalkingData創始人崔曉波所説，如果數據不被看作資產，不能被買賣，那麼除了隱私、合法等問題以外，其商業邏輯也是不成立的，更不會形成一個產業，當然也更不可能達成數字經濟。因此，從產業發展的理論邏輯上來看，數據資產化都是必須要完成的過程。
除此之外，數據資產化也是打消企業顧慮的重要法寶，更是幫助企業制定明確戰略的重要指引。
如果數據不被看做資產，進而不能被買賣，那麼企業就不會願意在數據上面下功夫，也不會將數據用於交易，也更不可能從數據中提取到重要的信息。只有讓數據通過模型化、抽象化、算法化等步驟實現真正的資產化，成為名副其實的重要資源，那麼才能讓企業對數字經濟有了更為具象的看法，從而打消其對數字化的顧慮，也為他們基於這些數字資產製定恰當的數字化轉型戰略、優化企業的組織結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引領，解決“不善轉”、“不願轉”的短板。
綜上，竊以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是產業數字化，而實現產業數字化的背後則需要完成科技數字化和數據資產化，這兩步能夠為產業數字化提供強有力的保障支持和路徑指引，協助企業克服“五不”瓶頸，讓產業數字化“雲開見月明”。（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