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觀察】
大量地創造財富，合理地分配財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兩個必要步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城鄉、區域、行業、羣體之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是這種不平衡的表現，也是阻礙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縮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就要協調推進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改革，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羣邁入中等收入行列。
初次分配是市場形成的分配關係。在制度不完善的市場中，初次分配的結果往往是拉大收入差距。即便是發達國家，初次分配的基尼係數也普遍較高，美國、德國、意大利等都在0.5左右，比我國還要高。過去，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在外需旺盛的情況下，收入差距大一些，更傾向於資本一些，有利於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當下國際環境複雜嚴峻，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必須把分配關係擺正理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抓住主要矛盾，分配關係的重要調整是僱員勞動報酬佔GDP的份額從2012年的31%上升到了2020年的38%，實現了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步。之所以能夠實現初次分配的迅速優化，是因為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具有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我國堅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糾正市場分配的不合理之處，為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奠定紮實基礎。
再分配是政府對居民財產和收入的直接調節。發達國家的再分配，1970年後出現了重大偏差，對收入的調節力度過大，而對財產的調節無力。這一問題的產生，與經濟金融化有直接關係，即國民財富的增長，越來越多的部分表現為金融資產而不是居民收入。這對於依靠勞動報酬和金融槓桿生存的大部分居民非常不利，不僅傷及勞動積極性，還帶來了重大金融風險。我國再分配製度正在建立和完善，重點加強了養老、教育、健康、安全等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順應了人民對高品質生活的期待，適應了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進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未來要注重再分配與初次分配相配套，既要保護勞動者積極性，又要遏制以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獲取過高收入。
三次分配是國民收入合理分配的重要補充。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要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我國的三次分配是再分配結束後，個人或組織出於自願進行捐贈，是“税後慈善”。這與發達國家的“慈善理財業”有本質不同。發達國家的三次分配往往以慈善基金的面貌出現，實質是拿本該用來交税的錢去避税，是“税前慈善”，弱化了再分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慈善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慈善法構建了制度框架、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慈善信託管理辦法》標誌着我國慈善信託規制體系基本建立；慈善事業捐贈總額達到千億元級。未來，隨着社會富裕程度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三次分配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成為弘揚優秀文化、營造良好氛圍、履行社會責任、構建政商關係、縮小收入差距、轉變繼承觀念的重要途徑。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既是構建新發展格局、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落實共享發展的新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還是提高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平衡性和協調性、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必然選擇。目前，與新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形成，要協調推進三次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歷史經驗表明，勞動報酬具有收入均等化的作用，資本報酬具有收入集中化的作用。資本報酬份額偏高，收入差距就容易擴大，金融風險也容積集聚，而初次分配的這種偏差越大，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阻力也就越大。因此，理順初次分配中的勞資分配關係，是國民收入合理分配的基礎和關鍵。要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護和激發勞動者創造財富的積極性，繼續堅持提高勞動報酬份額，創造更多勤勞致富的機會。
（作者：趙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經濟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