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江蘇省一忙碌的“數字化紡紗車間”。圖/IC
越南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國內疫情反覆，越南經濟強勢復甦的一點苗頭，又將這一話題拉回視野。與此同時，印度亦被視作下一個世界工廠。
2019年，宋威受外資老闆委託，踏上越南海防市這片土地，為即將投資的工廠選址買地。雖然第一次到訪這座港口城市，他卻覺得似曾相識——這座城市街道佈局、熱帶季風氣候、城市不大但升騰着商機，讓他想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的東莞。彼時，他剛到東莞打工，這裏正朝着世界工廠的方向大步邁進。
晨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慶國2007年前往印度考察時，也曾有類似感受，當地勞動力充裕且價格低廉，有利的國際環境正帶動着印度製造業的發展，這些也是當年中國改革開放時發展製造業的有利條件。
儘管兩地製造業吸引了企業將目光轉向這裏，但在他們看來，未來十年都無法複製中國製造業崛起的路徑。“無論越南還是印度，短期內都無法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多位在越南和印度投資和管理工廠以及熟悉兩國製造的業內人士向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表示。
他們眼中，中國製造業門類齊全，形成了產業集羣地，工廠有序分工都構成了無可替代的國際競爭力。“要買一個小螺絲這樣的配件都很難，因為這些零部件都是從中國等地進口。”工業基礎薄弱、供應鏈不完善以及消費能力，均為越南和印度製造業發展尚需跨過的門檻。
發生產業大規模轉移出中國的現象儘管遙遠，但從內外部形勢看，中國製造業同樣面臨着一系列挑戰。中國製造業如何保持競爭力，多位業內人士給出答案——重視實體經濟，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大力扶持小微企業等。
越南辦廠：小螺絲要從中國進貨
今年一季度，東南亞經濟體快速復甦，其中，越南的出口表現一時間成為焦點。
一季度，越南貨物貿易總額為1767.5億美元，同比增長為14.3%。出口總額為891億美元，同比增長13.4%。兩位數增長背後，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數據，今年3月美國自越南進口增速為30%，超過自中國進口的18%增速。
此外，中國和越南海關數據顯示，4月當月越南對美國、歐盟出口增速均大幅提升至30%以上，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歐盟出口增速有所下滑，並降至個位數。
兩個數字的相反走向，在外界看來，與越南製造業發展不無關係。
越南中國商會海防分會秘書長汪洋見證了近年來越南吸引外資的勢頭。今年3月至6月初，他已經幫助10多家中國企業在越南海防市完成企業註冊。“產業轉移到越南，主要因為成本優勢，加上越南這些年加入各種自貿協定，大幅降低了關税壁壘。而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影響。”
儘管如此，在汪洋看來，完全不用擔心越南製造取代中國製造，至少十年之內，越南無法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首先，越南過度依賴FDI（外商直接投資），且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沒有任何研發和科技含量的低端基礎製造業。其次，雖然有些高端產業的生產線轉移至越南，但主要是將從國外進口零部件進行組裝、貼牌、包裝的生產線。當前越南還沒有能力承接高端製造的生產線。此外，越南本土將近1億人，需求較少，消費能力較差，90%的產品用於出口。” 汪洋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稱。
張超任職一家中國高科技企業，目前他所在的公司于越南也已有兩家自建工廠和一家合作的代工廠。他觀察，轉移到越南的產業鏈主要為紡織類製品等傳統制造業產品，高科技企業並不多。“只有三星、LG、富士康、偉創力這幾家大公司的部分產業鏈轉移了過去，高端自建工廠非常少。高端製造業企業還主要持觀望態度。與中國比的話，高端製造業規模不到中國的1/20。”
越南工業基礎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使得供應鏈短缺問題尤其突出。張超記憶中，公司在越南投資辦廠，要找做連通器的工廠時，一家都沒找到。“即使有連通器企業轉移過來了，越南市場的需求也不足以支撐這個廠的產能。隔三岔五才有訂單，企業不會轉移過來做虧本生意。”張超説，公司在越南三個工廠的生產線所需物料和配件均來自中國，僅限在越南進行組裝。
宋威在越南管理的工廠也曾遭遇類似困境。“要買一個小螺絲這樣的配件都很難，或者説大部分時間沒貨，因為這些零部件都是從中國等地進口，本地並不生產。”
“中國製造業門類齊全，也形成了很多產業集羣地，一個很小的東西可能來自十幾家二十家的工廠，大家有序分工，這些都構成了中國製造無可替代的國際競爭力。一些產業可能出於規避關税等原因，轉移到越南和印度，但有很多事情給再多的關税優惠也解決不了。比如，一些新產品只有中國有能力製造出來。”張超説。
在當地經歷多年，這兩人認為，儘管發生一定的產業轉移，但受制於供應鏈的不完善，當前並未、短期內也不會出現產業大規模轉移到越南的現象。
宋威稱，越南難以取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一方面，其以低成本吸引了部分產業轉移，另一方面，這一比較優勢正在面臨挑戰。“越南的經濟體量小，資本過快湧入容易帶來經濟的過熱。比如，越南的土地價格在過去三年間翻了兩三倍，勞動力價格也有一定的上升。”此外，辦事低效、基礎設施不完善、營商環境有待改善等因素都制約着越南製造業的發展壯大。
“印度製造”強勢來襲？
越南之外，印度製造業同樣被逐漸推向擂台。
2014年，印度提出了“印度製造”計劃，並計劃將製造業在國民經濟的比重由15%提升至25%，把印度打造成為新的全球製造業中心。此後，針對“印度製造”的重點產業——手機和電子元件行業，推出“階段製造業促進項目”（PMP）以及配套的“生產關聯獎勵計劃”（PLI）、“電子元件和半導體制造業促進計劃”（SPECS）和“改進型電子製造業集羣計劃”（EMC 2.0）等一系列激勵投資措施。
其中，2020年提出的PLI計劃將在未來五年內10個製造業領域推進，使印度成為世界製造業供應鏈中的重要一環，增強印度產品的競爭力。
雄心能否成為現實，印度是否會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亦成為猜想。
“從短期看，印度無法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10年之內都有很大困難。”包括張超在內的多位於印度投資或者工作的業內人士向新京報記者表示。
張超稱，印度和越南一樣，也面臨着供應鏈短缺的挑戰，這制約了印度製造業的發展。“當前看，印度低端製造業的規模很大，但製造業門類遠沒有中國豐富，可選的種類並不多。高端製造業中，汽車製造業有一定基礎，其他高精尖產業基本沒有發展起來，所需芯片要從美國、中國台灣等地進口，精密儀器從日本進口。有些配套的供應鏈產業正在逐步轉移到印度，但並不會一步到位，很多企業仍在觀望中。”張超認為，印度要想構建像中國這樣完整、高效、門類齊全的製造能力，至少需要十年時間，發展中高端製造更是路漫漫。
營商環境是制約印度製造業發展的另一個因素。印度旅遊局推廣印度旅遊的廣告語是“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議的印度），張超對這個詞的感受是，你能想到的事情、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會發生。“比如今天印度剛出一個政策，可能第二天就改了。”張超説，難以用幾個詞描述印度的複雜性。
此外，消費能力的難以提升也是印度製造業的一個短板。張超觀察到，由於印度經濟比較落後，老百姓工資並不高。在當地有“只要願意講價就有人買”的説法——只要商品的價格夠低，哪怕質量上有些瑕疵，用户都可以接受。
盧慶國接觸印度製造業的時間更早一些。2010年至今，晨光生物科技集團在印度投資兩家工廠，生產辣素和葉黃素，產品由印度銷往全球。在印度考察期間，盧慶國留下這樣的印象：印度和2000年前後的中國非常相似——勞動力充裕，同時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不是很充分，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將長期存在併為印度製造業發展提供有利的競爭優勢，有利的國際環境也會助力印度製造業發展。
“印度完全具備了中國改革開放時的一些有利條件”，但盧慶國又發現，在這裏並非人人都擁有開展商業的機會。
盧慶國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家，晨光生物也從一個只有10餘名員工的縣辦小廠，發展為有10多家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和農業產業化國家級企業。他從自身和晨光生物的成長經歷反觀印度製造業，認為印度製造業無法複製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製造業崛起的路徑。
“中國改革開放時，機會公平，江浙一代幾乎家家開工廠，人人是老闆。現在很多中國的大企業，就是由那些小工廠滾雪球一樣，逐漸發展壯大而來。印度因為貧富差距較大，階級制度嚴格等問題，底層老百姓很少有機會從事製造業、辦工廠當老闆。從我們這個行業來看，印度幾乎是階層較高的人在做，行業裏存在的企業也是一些有着幾十年歷史的老企業，沒什麼新企業出現。”他説。
晨光生物也有着一段趕超印度企業的經歷。在盧慶國眼中，一個國家制造業企業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國家整體工業化水平的提升。晨光生物在辣椒提取行業躋身全球第一之前，印度的公司曾長期穩坐頭把交椅。近年來，隨着中國技術快速提升，晨光生物使用的生產設備不斷升級換代、效率提升。“正是得益於國家整體的技術進步，再加上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們才能從印度同行手中奪得第一的位置。”他説，當前印度整體工業基礎薄弱，極大影響了其製造業企業效率的提升。
此外，盧慶國向新京報記者列舉了制約印度製造業發展的多個因素。“第一，印度的基礎設施差，高速公路很少、高鐵基本沒有，客運鐵路慢也不準點。第二，由於各個邦之間政策、甚至語言都不同，在建設統一大市場方面，面臨很大阻力。第三，土地私有等制度也影響了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效率。”
企業產業鏈“南遷”，主動考量疊加被動轉移
中國扮演世界工廠這一角色已經持續多年，儘管仍與後來者拉開距離，但中國製造業面臨着一系列挑戰和風險。尤其在疫情發生後，逆全球化思潮湧起，各國追求更加安全、自主可控的產業鏈，美國等發達國家正試圖在這一輪產業鏈重構中去中國化。
宋威所在外資企業主要在中國投資，公司生產的橡膠塑料產品全部出口歐美市場。目前公司在上海、江蘇都有工廠，國內工廠年產值4億-5億元，工人達到1300人左右。
2019年，這一公司經過多方考量決定去越南海防市投資辦廠，目前投資已追加到5000萬美元。“當時國內產業工人短缺，招工難、招工貴，人工等成本上升了不少。加上近年來不少人看到有利可圖，本來冷門的行業湧入大量資本，競爭加劇。此外，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加徵關税帶來了不小壓力。”
汪洋2013年便開始常住這座越南最大的港口城市，接待了很多投資企業。他發現，這些企業來越南，和宋威所在公司有着同樣的考量。“尤其在中美髮生貿易摩擦後，中國來的企業呈現出爆發式增長，最初是製鞋製衣等傳統產業，後來飼料企業、光伏企業、電子製造行業也慢慢過來了。”
部分企業也將目光投向印度。
張超所在公司2009年開始佈局和開拓印度市場，近年來，其在擔任印度分公司總經理期間，見證了大大小小中資企業在印度市場開疆拓土。在當地，中國品牌的電子產品隨處可見——從小米、OPPO、vivo這些品牌手機，到耳機、平板電腦、智能家庭設備等。“中國企業佈局印度市場，一方面是看中了印度的市場需求和消費潛力。另一方面，和企業轉移到越南一樣，都是出於降低成本、規避中美貿易摩擦中關税等方面的考量。”
張超注意到，中國部分產業轉移到印度，也和當地徵收的高關税有關。為了發展本國製造業產業鏈，印度對一些國外進口產品強徵收高關税。這就使得一些中國企業不得不選擇在當地投資建廠，以降低關税成本。
“印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刺激本地製造業迅速發展。同時，還通過提高關税等手段配合這些刺激政策。”楊緒紅是工商銀行孟買分行的副總經理，在印度工作了近6年。楊緒紅告訴新京報記者，印度在發展製造業、吸引產業鏈轉移上有着獨特的方式。“最初，中資企業在印度設立了組裝廠，很多零部件都是從中國進口。為了使產業的上游轉移過來，印度通過不斷提高組裝零部件的關税，讓生產零部件的工廠逐步轉移到印度生產。通過這種方式，一些中國的手機、家電產品的全產業鏈以及部分汽車產業鏈，逐漸轉移到了印度。”
打造製造強國，科技創新構建護城河
中國製造業如何保持競爭力，已是多年話題。
張超認為，中國製造應該向智能製造、科技創新的方向發力。“第一，儘量往高精尖方向發展，在技術水平、生產效率等方面構建一道很強的護城河，生產增加值和利潤更高的產品。第二，以技術發展為導向，不斷推進科技創新，來解決卡脖子的問題。國外芯片供應商要求我們必須把生產線轉移到印度或者越南，如果一些卡脖子的問題解決了，一些企業就不會被迫轉移出去了。”
張超還觀察到，當前一些企業也想加強科技研發方面的投入，但手頭資金緊缺，影響了其科技創新的速度。“目前國內的投融資市場發展還不充分，如果政府能夠有一些配套的融資支持，可以給這些企業插上翅膀，關鍵時刻它們能夠飛起來。同時，企業比較擅長製造，如果政府能夠在推動‘產學研用一體化’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相信可以打造出更多的中國品牌來。”
盧慶國也有和張超類似的觀點，認為製造業企業要向着自動化、數字化的方向轉型，以彌補勞動力不足的劣勢。
推動科技創新成了不少企業建議的關鍵詞。除此，宋威還建議，大力扶持中小微企業。“大企業運行穩定，組織架構龐大，有穩定的客户、資源等，這些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創新效率。相比較之下，小微企業更加靈活多變，創新成本更小、創新效率更高。相信給與小微企業在創新方面的扶持和獎勵，會更快推動中國的技術革新。”
也許源於自身在東莞多年打工經歷，宋威從更微觀的層面，呼籲發展中國製造業的同時，要給與工人一定的社會地位，培養工匠精神。
“很多人説現在年輕人不願意進工廠了，實際上很多在工廠打工的家長，也很少有人願意讓孩子進工廠當工人。為什麼？因為你一説你是工廠的工人，周圍會帶着有色眼鏡看你，這是我自身的體會和感受。”宋威説，在德國、日本等製造業強國，製造業工人的待遇和社會地位很高，所以在這些國家會有工匠精神。
“希望中國的產業工人能夠得到尊重和認可，擁有公平的社會福利待遇，在城市吸納這部分人羣進來的同時，要給他們提供相應的配套服務，要讓工人的孩子可以在城市求學、工人自己可以安心在城市就業，只有這樣工人才願意和工廠、社會一起去發展和創新。”宋威告訴新京報記者。
中西部地區如何吸引和承接產業轉移？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產業鏈轉移的背景下，國家出台了多個應對措施。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我國將優化區域產業鏈佈局，引導產業鏈關鍵環節留在國內，強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建設。
今年4月，工信部等10部門聯合印發《關於促進製造業有序轉移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引導勞動密集型產業重點向中西部勞動力豐富、區位交通便利地區轉移。促進技術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中心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等創新要素豐富、產業基礎雄厚地區轉移。
四川等地正積極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近期，四川省委書記王曉暉在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表示，“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羣發展工程、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強鏈補鏈工程，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發展壯大特色優勢產業，培育具有較強核心競爭力的大企業大集團，打造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羣。推動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提檔升級，增強國家級和省級新區產業承載能力。”
不過，交通運輸成本高、營商環境有待改善等問題，制約了部分產業的轉移意願。
張超所在公司也曾考慮過將工廠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在前往印度投資之前，公司曾前往成都、西安等地考察調研。據他講述，成都也開出了非常好的優惠條件，但公司對成本進行嚴格彙算後，最終放棄了在成都建廠的計劃。
“企業是否會轉移到中西部地區，關鍵是看企業本身的競爭力有沒有提高？我們生產需要的原材料，比如芯片，有些來自蘇州，有些需要深圳進口轉運。在做好產品之後，我們要再運到深圳、寧波等地走海運出口，這就意味着需要兩成的運輸成本。”張超稱，製造業的利潤本來就特別低，很多國內工廠的利潤可能不會高於5個百分點，兩成的運輸成本疊加進去，幾個點的利潤就沒有了。“尤其是運輸一些單品價值較低的產品，比如100元以下的設備，運輸成本就佔很大一部分。”
“產業鏈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的初衷是好的，邏輯上也行得通，但交通運輸成本高確實影響了一些行業和企業轉移過去的積極性。”張超説。
盧慶國持有類似的看法。“中西部地區的交通設施已經很完善了，但距離沿海地區確實太遠了。對企業來説，這是一筆不低的成本支出。顯然，做來料加工、發展外向型經濟在西部地區，尤其是偏遠的地方沒有比較優勢。”
中西部地區的營商環境，也讓部分企業家不敢輕易冒險。“不要説中西部地區營商環境和東部沿海地區有差距，就是蘇北和蘇南的營商環境都有差距。當前各個行業競爭激烈，製造業利潤微薄。企業不會冒風險去投資。”宋威表示。
中西部地區如何吸引和承接產業轉移？對此，宋威建議，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改善營商環境。此外，還要加快推進江海聯運建設，降低企業成本，讓企業有利可圖，企業自然會選擇轉移過去。
盧慶國則認為，中西部地區並非不適合發展製造業，而是要把製造業的發展和當地的優勢結合起來。“比如，新疆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資源和潛力。我們公司做色素提取，要以甜椒為原料。正好新疆生產的甜椒非常好，我們就把生產色素的工廠設在了新疆。”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張超、宋威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王進雨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