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經：想拿人口問題唱衰中國，真可笑
公安部近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20年出生並且到公安部登記的新生人口數量為1003.5萬人，較2019年1465萬的新生人口出現了明顯下降。輿論對人口問題的關注迅速增加，一些學者進行了深入分析。有關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釋放生育政策潛力的內容也納入到“十四五”規劃綱要當中。
一些“嗅覺靈敏”的西方媒體也關注到中國人口問題，甚至將其引為“中國崩潰論”的新證據。如《華爾街日報》稱中國勞動力衰退、少子化等問題籠罩着經濟前景，《紐約時報》認為中國人口危機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事實”，中國“未富先老”、經濟前景暗淡。
有西方研究機構新近推出報告稱，中國勞動力將逐年減少0.5％以上，而美國高出生率和移民政策令勞動力在未來30年擴大。有人甚至據此認為，因人口問題“中國經濟永遠超不過美國”，這種將人口與中美競爭聯繫起來的唱衰論調，得到一些西方媒體與機構的追捧。
關於中國，西方一些媒體機構最大的問題是不客觀，在人口問題上亦是如此。人口統計難度高，真實情況究竟如何，非常值得細緻地調查研究，即將公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價值極大。但是西方一些媒體機構常常陷入所謂“中國人口出生數字長年造假”“中國人口已經負增長”這樣的偏執邏輯中。既然中國官方數據“不可信”，而問題“肯定”又存在，那麼這些媒體機構片面推導出的所謂“真實情況”只能是崩潰性的。
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下滑的確有些出乎外界預料，但並非不可解釋。直接原因是適齡人口結婚、生育年齡推遲，導致一胎出生超預期下滑了約300萬，二胎出生有所增長但也少於預期。20-30歲的育齡女性，也就是“90後”女性，每個年齡段都不少於900萬，她們本應是結婚生育的主力軍。然而隨着女大學生數量超過男生，女性教育深造和工作拼搏的時間明顯增多。再加上對婚姻對象的要求提高，年輕女性在2016年後明顯推遲了結婚與生育時間，主要結婚年齡從過去的20-29歲，變為25-34歲。2019年40歲以上結婚人數為368.5萬，超過了20-24歲的365.4萬。
青年人口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絕不是壞事。有大學學歷的女性比有初中學歷的女性結婚晚一些，對配偶要求高一些，是很正常的現象。由此導致的結婚與生育推遲，讓出生人口低於預期，並非不可挽回。事實上，2019年30-34歲結婚人數就比上年有所增長。大批女性因求學、工作而推遲結婚，但還是會按傳統模式步入婚姻殿堂，大概率帶來一胎生育的反彈。
國家和社會應該對年輕人結婚與生育提供幫助，同時這方面也的確大有可為。中國幅員遼闊，三四線以下城市與鄉鎮生活壓力明顯比一二線城市小，因教育程度提升導致的婚育推遲現象確實存在，但大齡未婚現象相比東亞其他國家來説並不算多。
東亞其他一些地區生育率低，重要原因是地域狹小、社會同質化。日本女性生育率為1.4，1/7的女性終生不婚，韓國女性生育率為0.9，為世界最低，香港、台灣等地區及新加坡的生育率為1.1，並且上述國家和地區所採取的種種提振生育率的政策大多效果不佳。而中國的迴旋餘地要大得多，地區差異給釋放生育潛力提供的空間要廣得多，國家在政策層面能採取的辦法也多得多。生育政策潛力至今還未完全釋放，也未採取發達國家常見的大力度補貼模式，中國社會有“老人幫帶小孩”等傳統家庭有利因素，中國的人均住房面積已經是東亞地區最高且還在不斷增長，“房住不炒”對緩解年輕人購房負擔效果顯著。考慮到種種制度層面的優勢，中國實現適度生育水平是可以預期的。
隨着經濟發展及國民教育程度的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必然現象。過往一些國家的經驗證明，在採取合理的應對措施之後，出生率出現反彈也是常見現象，並非如一些危言聳聽的説法，人口將不斷減半直至消失。人口對經濟有長期影響，生育形勢值得關注和重視。但人口問題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是長期的，有相當長的時間去調整應對，並非立刻就要“出事”，結局早已“註定”。東亞一些低生育率地區人口問題之所以久病成疾，是因為這些地區綜合資源不豐富、產業層級單一被鎖定、社會生活壓力過大等固有缺陷導致調整也未見更大成效。
中國產業門類齊全，經濟模式多種多樣，年輕人未來想象力空間無限，既有努力奮鬥的前景，也具備悠閒生活的條件。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有計劃地控制人口是中國主動做出的選擇。即使人口出生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處於較低水平，勞動年齡人口下降，中國勞動人口在相當長時間內超過發達國家總和，仍會是一個基本前提。在教育紅利與科技水平突飛猛進的支持下，中國勞動力的平均產出有極大提升空間，並不存在所謂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未來一段時間我們主要關注的仍然是就業問題。
人口是超長期的問題，變數很多。而“經濟崩潰”這樣的問題應該屬於短期至中期，太遠的預測沒有意義。西方一些媒體機構以往唱衰中國經濟的所有套路已基本失效，新近又撿到一個“人口問題”拿來當論據，這隻能説明對中國崛起已無法阻擋。（作者是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