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各國領導人日前就疫後鉅額財政支出計劃達成一致。儘管談判過程異常艱難，但與歐債危機時相比，歐盟這次達成協議的效率已算不低，因此這也可以算是一個德法展現共同領導力的時刻，為德國輪值主席國任期打開了良好開端。但歐盟依然面臨一系列重大戰略挑戰，其中一個棘手難題就是它該如何應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面對百年大變局帶來的國際權力結構和秩序結構重大調整，歐盟已經在重新思考自身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戰略定位問題，只是一時難以找準答案。
美國是歐洲的盟國，維繫美歐聯盟體系的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依然存在，然而本屆美國政府“美國優先”原則的衝擊也使聯盟體系內部的裂痕不斷擴大。第一，美國政府對歐洲採取了越來越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在關税、北約軍費分擔、氣候變化、伊核等一系列事關歐洲切身利益的問題上步步緊逼，不顧盟國利益自利行事。第二，美國政府不斷強化對盟國的外交控制，要求歐洲盟國在外交和戰略上與美保持一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期訪歐，就採取了協調、脅迫、獎賞三手並用的手段。英國等歐洲一些主要國家在華為問題上的政策反覆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第三，隨着脱歐的實現，英國在外交、安全和戰略上對美國的依賴增強，向大西洋主義的滑動更加顯著。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國總統馬克龍不斷重提歐洲“戰略自主”的問題，德國總理默克爾也提出，如果美國不願承擔全球性大國的責任，德國將重新思考跨大西洋關係。近來，默克爾開始越來越多使用“主權”這個概念，而“主權”概念是法國歐洲政策的一個核心。這些新的戰略思考，凸顯了歐盟在歐美關係上的戰略困境。
歐盟對中國的戰略定位也在發生複雜變化。一方面，歐盟開始反思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這種反思是隨着中國不斷上升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而發生的。歐洲不少人認為，第一，中國沒有發生他們所希望的政治和社會“變化”。相反，中國的制度更加鞏固，中國的吸引力在不斷上升。第二，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後，不僅沒有被歐美原有的國際制度體系所束縛和濡化，反而很好地利用了國際制度，從中獲得更多的相對收益。在這點上，歐美是有高度共識的。但另一方面，歐盟又渴望獲得中國巨大的市場。同時，在外交和全球治理領域，迫切希望發展和中國的多邊主義夥伴關係。
因此，才會出現歐盟試圖將中國定位為“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競爭對手”這樣複雜和矛盾的對象。而歐洲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的對華政策也呈現出分化特徵。這同樣表明了歐盟在中歐關係上的戰略困境。
反之，中方對中歐關係的定位非常明確。中方多次指出，中國對歐盟是機遇不是威脅，是夥伴不是對手。中歐不是制度性競爭對手，而是長期全面戰略伙伴。中歐要做維護全球和平穩定的兩大力量，推動全球發展繁榮的兩大市場，堅持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的兩大文明。可以看出，這一定位明顯超越了雙邊關係範疇，是在全球戰略的層面上來定位中歐關係。
面對中美戰略競爭的上升，歐盟面臨的既是戰略困境，也是戰略機遇。馬克龍在駐外使節會議上指出，法國和歐洲要避免出現被迫在美中之間進行選擇的局面。德國輪值主席國將為歐盟帶來一系列重大議程和強勁領導力，歐盟新的領導層也在構思對外關係的戰略，中歐關係仍具有較大的可塑性。歐盟希望成為世界格局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就需要超越雙邊關係的範疇和舊秩序的慣性思維，把握國際格局發生的重大變化，着眼於新秩序的構建，在其中找到一個恰當的定位。（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助理、外交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