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最後的決鬥》是中世紀的犯罪，女性的哀歌

原標題：在這場男人的決鬥中，女人是戰利品和犧牲品

  一部影片中，敍述視點的選擇不僅決定了情節展開的方式，還會影響敍事風格和主題建構的方向。通常，客觀視點更容易展現一種理性中立的敍述立場，像是對一個事件的平靜注視與如實還原；而主觀視點受到視角的限制，雖然能給觀眾帶來一種親歷者的敍述逼真性，但也會流露個人主觀的痕跡，敍述未必可靠。

  在電影史上，有些影片試圖通過多重主觀視點的運用，使一個事件變得錯綜複雜，形態多樣，甚至撲朔迷離。正是在這種真假難辨的混沌狀態中，我們意識到，主觀視點會掩蓋了人物對內心的慾望。比如，黑澤明1950年導演的《羅生門》，由三個當事人和一個目擊者覆盤一樁謀殺案，每個人的講述都有細微的出入，從而構成多個敍述聲音“眾聲喧譁”的氛圍，使觀眾對謀殺案有了更為細緻入微的認識，對於人性的自私有了更為直觀的把握。

電影《最後的決鬥》海報

  多視點敍述的交織與主題

  影片《最後的決鬥》圍繞中世紀法國的一宗性侵案展開情節，受害者是卡魯日的妻子瑪格麗特，影片讓瑪格麗特、卡魯日，以及施暴者勒格里各自“呈堂證供”，以三個章節來探究案件的真相。從這一點來看，影片與《羅生門》的構思極為相近，但在第三個章節，即瑪格麗特的視點中，影片直接標明這個章節是“the truth”（真相）。正因為這個細微的差別，《最後的決鬥》與《羅生門》有了顯著的不同。

  《羅生門》中，觀眾需要通過四個人的陳述拼湊出謀殺案的真實面貌，但其中仍然有些細節模糊不清，這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正是人性的晦暗不明之處；《最後的決鬥》卻在兩個男人的陳説之後，宣告女性的講述才是終極真相。這樣，《最後的決鬥》面臨道德和主題上的雙重風險：只有瑪格麗特全然無辜，並且為人正直坦誠，她的講述才能擔當得起“真相”之名；影片本來可以通過三人的視點洞察各自的虛偽與懦弱，從而證明人性的自私與偏狹，但影片高調地肯定瑪格麗特的敍述，使影片的主題轉向了性別對立。

  男性在回憶中都對自己進行了美化和包裝，對事實作了掩飾、歪曲，甚至否認，將自己塑造成真誠、耿直、優雅、迷人的形象，完全漠視了女性遭受的傷痛與屈辱。卡魯日與妻子在一起時，粗暴兇殘，只想傳宗接代，無視妻子臉上痛苦的表情，反而常常心滿意足地問妻子是否感覺愉快、欲仙欲死。勒格里更是自負愚妄，瑪格麗特在大庭廣眾之下一個禮節性的親吻，都能被他悟出色情誘惑的意味。因此，影片在兩位男性自我感覺良好的講述之後，通過女性之口進行反戈一擊，洞穿了男人的粗魯與虛偽。可見，影片在敍述視點的認可度上明顯“厚此薄彼”，毫不避諱對於男性的鄙視，進而凸顯女性在男權秩序和男權思維的陰影下被忽略、被輕視、被踐踏的處境，暗示她們成為被工具化和慾望化的性別符號，也是可以佔有和交易的商品。

  影片無意於通過多視點的敍述製造敍事的含糊不清，而是以性別為陣營，突出“虛假的以自我為中心的陳述”與“無助的被損害的悲情回憶”之間的對比，控訴了男性對於女性的無視、壓迫、傷害，並對女性遭受的精神壓抑與身體傷害投以悲憫一瞥。

電影《最後的決鬥》劇照

  男性的傲慢與偏見

  因立場不同，卡魯日和勒格里在描述同一件事時，雖然細節差之毫釐，但導致背後的人物形象謬以千里。在利摩日之戰中，卡魯日大肆渲染自己單槍匹馬衝向敵陣的英勇無畏，視死如歸，並強調自己在戰場上救了勒格里的性命。但是，在勒格里的視點中，卡魯日不聽從堅守不出的命令，魯莽衝動，頭腦簡單，是自己胸懷大義，率眾救了卡魯日一命。藉助這種多視點的敍述，觀眾得以通過交叉論證的方式，看到人物的自我標榜與他人確證之間的巨大落差。

  卡魯日認為，自己戰功赫赫，正直善良，本應平步青雲，人生得意，卻因小人作亂，領主不辨是非，導致他鬱郁不得志。當然，卡魯日看不到自己性格中魯莽、粗暴、強勢、蠻橫的一面。勒格里自詡冷靜理性，能夠為朋友兩肋插刀，情商、涵養和境界都遠勝於卡魯日這一介莽夫。勒格里還得意於自己的風流倜儻，幽默風趣，品味不俗，每一個女人都對他如痴如醉。勒格里從來不認為自己性侵了瑪格麗特，不過是玩了一場欲迎還拒的遊戲罷了。他也看不到自己身上的虛偽輕浮，野蠻殘忍，卑劣無恥。可見，當一個人自視甚高，目中無人時，遇到任何挫敗，必然從外界找原因，而不可能返身自省。這是卡魯日征戰無數，卻始終得不到重用的原因，也是勒格里看似八面玲瓏，卻死於非命的淵藪。

  男性可以無限美化自己，女性則只能在男性的控制下小心翼翼地生存。在父親決定自己的婚事時，瑪格麗特沒有發言權，只能旁觀兩個男人為了嫁妝討價還價，自己倒像是那些豐厚嫁妝的陪嫁品。結婚儀式上，當卡魯日聽説原先答應的一個莊園不翼而飛之後，立馬停下儀式，與岳父對質。不知所措的瑪格麗特，只能祈求卡魯日的寬宏大量。

  與瑪格麗特的處境相似，皮耶伯爵的妻子雖然生了8個孩子，卻不能得到丈夫的感激或欣賞，遑論尊重。皮耶與一眾隨從去打獵時，帶了兩個兒子一起，但念他們的名字時，皮耶明顯遲豫了一下。這説明，皮耶對自己子女根本不熟悉，只沉浸在自己的縱慾享樂世界中。還有法國國王的妻子，只是一個擺設而已，與丈夫之間根本沒有同理心和共同的關切。

  瑪格麗特被勒格里強暴之後，只要守口如瓶，就可以像卡魯日的母親一樣，繼續保持體面。但是，瑪格麗特不想壓制心中的感覺，而是勇敢地説出自己的厭惡與羞恥，為此甘願承受可能被燒死的後果。這相比於那些男人，更為勇敢，更富自我覺醒意識。那些男人活得粗俗膚淺，空洞蒼白。他們打仗，不是為了正義或和平，而是為了地位和財富；他們追隨、奉承高層，也不是出於真心，同樣是為了地位和財富。尤其是影片中最重要的那場決鬥裏，兩個男人義無反顧，以死相搏，看起來剛猛豪邁，但他們並不是為了瑪格麗特的清白或尊嚴，而是為了自己的名聲與利益。

  時代背景與場景設置的意義

  《羅生門》的背景是日本戰國時代，那是一個人命如草芥的亂世，秩序坍塌，禮崩樂壞，人性的自私和人心的淪喪被加倍放大；《最後的決鬥》中，我們則看到14世紀法國宗教狂熱，等級森嚴，虛偽腐朽的社會現實，這個社會使男人的生存降格為動物性的搏殺、動物性的享受，使女人的地位淪落為可交易的商品、無情感的慾望工具與追求效率的生育機器。

  影片常在一些不經意的細節中呈現中世紀的黑暗與愚昧，並強調女性令人窒息和絕望的生存處境，這固然使影片的情節與主題有了更為堅實的依託，但是，這也讓觀眾產生一種錯覺：這是一個只存在於中世紀的故事，離當下的現實距離遙遠。或者説，假如有科學和民主，有公正的法律和開明的社會風氣，瑪格麗特的命運是不是可以改寫？雖然，我們能隱約感受到影片希望超越時代的主題野心，但這個故事的情節邏輯和主題邏輯似乎都被“中世紀”禁錮，這恐怕是創作者始料未及的。

  其次，影片對於勒格里的刻畫比較符號化。他作為一個出身卑微的底層人，雖然在教會混過一陣子，但他過於流利的拉丁文，精通會計的數學能力，過於廣博的文學視野，多少令人生疑。何況，他還有不俗的戰鬥力，可謂能文能武。影片在誇大勒格里的文韜武略、男性魅力和人格魅力時，不僅有違常理，還將情節引向了輕鬆和刻意。

  影片幾乎全程都是冷色調的畫面，時刻強調天地間的蕭瑟衰敗，形象地還原了中世紀那種灰濛陰暗、壓抑沉重的社會氣氛，以及人心的死寂荒蕪和生存的憋悶空虛。只有勒格里死於決鬥，幾年後卡魯日也征戰而亡後，影片才出現飽和的綠色、充足的陽光，瑪格麗特在外景滿足地看着兒子玩耍。影片將“厭男症”表達得如此直白，實在令人忍俊不禁又五味雜陳。

  影片在內景與外景的處理上突出了不同的影像風格，並融注了不同的寓意。在外景，多是戰鬥場景，上演的是野蠻血腥的廝殺，人身上的原始獸性被無限放大；在內景，影片多借助燭光和壁爐的火光製造效果光，呈現一種灰撲撲的蠻荒感，但偶爾又有一絲暖意，並有慾望之火在熊熊燃燒。當然，不同的內景中，格調是不同的。領主皮耶的官邸裏，充滿了喧囂和淫亂；卡魯日的家裏，則顯得疏離而冷峻；勒格里所在的場景，又顯得輕浮佻薄。在內景和外景的參差映照中，中世紀充滿動物性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躍然紙上。

  《最後的決鬥》中卡魯日與勒格里的命運結局，隱隱向觀眾暗示：個體如果缺少清醒的自我反思意識，只會陷入盲目的憤怒中不可自拔；個體如果缺少對於秩序的敬畏、對他人的尊重，自以為是，必然以身涉險而不自知。瑪格麗特的決絕與勇敢，似乎又告誡個體，不能讓自我的感覺屈從於世俗偏見，不能對於自己的冤屈無動於衷，否則就會活得麻木蒼白，行屍走肉。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最後的決鬥》既是對於特定時代的一次沉重回望與深入揭示，也是對於人性，對於人生際遇的一次哲學探討。（作者：龔金平，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