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我》導演:“孩子説髒話”“內疚式教育”都非節目效果

《不要小看我》浙江衞視播出的童教育科學觀察紀實節目,節目中“孩子罵髒話”、“家長內疚式教育”等,引發關注,這些究竟是剪輯效果還是真實狀況?《不要小看我》導演王怡然在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採訪時坦言,絕對正確的教育方式一定存在,但《不要小看我》不想成為一檔“產品説明書”,“節目可以給大家一些教育方式的提示,這些提示在生活中或許很難照搬,但至少家長們有一個(科學的)方向了,可以在生活應用中,自己根據情況再去調整。”


《不要小看我》導演:“孩子説髒話”“內疚式教育”都非節目效果

《不要小看我》開展12門成長體驗課。


育兒公眾號常傳遞錯誤觀念


從《爸爸去哪兒》《爸爸回來了》,到《親愛的小課桌》《老師!請回答》等,教育、育兒類綜藝在市場中並不少見,不少家長也選擇從綜藝中學習教育方法。在王怡然看來,市場中常見的育兒綜藝一類是明星帶娃節目,觀眾關注的更多是明星八卦,其初衷和教育關係不大;而另一類是專家棚內訪談,年輕觀眾對此接受程度也不高。


在《不要小看我》籌備前,王怡然團隊接觸了大量的85後、90後的父母,他們與上一輩的父母截然不同,更傾向於所謂開明、平等、相互尊重的教育方式。“因為他們的父母是典型的中國式家長教育,他們不希望‘重蹈覆轍’,但如何正確教育孩子又求助無門,於是就看了很雜的書,包括公眾號。而很多10萬+的公眾號,裏面大量觀點非常的淺顯,甚至出現了新的教育問題,個別孩子會出現不如傳統式教育效果好的情況


《不要小看我》導演:“孩子説髒話”“內疚式教育”都非節目效果

《不要小看我》聚焦年輕父母需求。


市場差異化、年輕父母的需求,都是王怡然推出《不要小看我》的初衷。《不要小看我》嘗試混搭了明星、育兒、親子、真人秀等多個元素,在全國徵選了12組孩子年齡在3-6歲的樣本家庭,讓孩子們離開家長獨自完成“獨立”、“規則”、“愛與表達”等12門成長體驗課,並邀請明星嘉賓參與兒童社交,讓家長、教育專家同時在另一空間觀察孩子表現,反思正確的教育方式。


3-6歲是孩子們最重要的性格形成期,12期節目就是12個專門由教育專家保駕護航推出的品質“教育課程”。例如首期節目中,孩子被家長送至訓練營,陌生的環境下孩子們反應不一,或快速融入,或哭鬧拒絕,這正是孩子們必修的“獨立”課。第五期、第六期鄧亞萍、傅園慧和史冬鵬加盟的“成長營運動會”,則希望讓孩子們在體育運動中提升抗挫能力,樹立正確的輸贏觀念。


而明星和專家們的觀察與點評,則把“流量”和“教育”兩者進行了結合。“明星們只負責真實呈現自己的教育觀念,但不作為科學樣本讓觀眾學習,只是引發了大家的討論和共鳴。”例如,同樣為人父母的李誠儒和梅婷便表達出了截然不同的育兒觀念。李誠儒在看到小朋友丟東西時神情嚴肅,梅婷則是中國典型的慈母,當其中一名小朋友雷雷喊到“我為什麼要留在這”時,温柔的梅婷一直耐心地安撫鼓勵雷雷。


“從官方的角度,用寓教於樂的形式,加上明星的引流,同時選了非常可愛的小朋友、典型的家庭,進行教育話題的碰撞。我們真的缺少一檔這樣的節目。”王怡然坦言。


《不要小看我》導演:“孩子説髒話”“內疚式教育”都非節目效果

明星嘉賓傅首爾。

 

“孩子説髒話”、“內疚式教育”都不是節目效果


《不要小看我》呈現的諸多親子關係,都引發了網友熱議。


例如,第二期“守護小紅花”遵守規則的課程中,姌姌展現了自己“哭鬧”的法寶——先是守護蛋糕任務失敗後哇哇大哭,出操時候哭鬧着找媽媽……面對姌姌使出的“温柔陷阱”,姌姌爸爸只是笑着説:“隨她高興”。而在第四期“愛與表達”課程中,合唱彩排間隙,雷雷因為搶零食與小朋友發生衝突,並失手打了瑤瑤的手臂。而此前雷雷也曾與其他小朋友產生衝突,且拒不道歉。雷雷的媽媽是一名80後文藝女青年,雷雷是她的第二個孩子。雷雷的姐姐是典型“照書養”的乖乖女,雷雷則被放養式自由教育。媽媽始終不明白,為何兩個孩子的性格差距會如此之大。


對於節目中呈現的“問題親子關係”,王怡然坦言,節目組沒有預設矛盾和話題,只是在前期精準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樣本。“一般的兒童節目都是選顏值高或者混血的素人寶寶,但《不要小看我》選角很難。小朋友的性格和家長的教育方式,甚至是家長本人的性格,都要非常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例如,張張媽媽是95後,但早早選擇了成為全職媽媽。她代表了一部分95後媽媽的教育觀,也讓節目組反思,這類樣本是否會緩解當下不願結婚生子的年輕女孩子的焦慮。小桃媽媽是28歲的大女孩,但她對孩子卻採用“內疚式教育”——打孩子,再不行就抽自己,讓孩子感到愧疚,再去努力。在小桃媽媽反省中,她的媽媽從小就是用這種方式教育她。她想克服,但由於不懂如何跟孩子相處,最後還是活成了自己媽媽的樣子。


《不要小看我》導演:“孩子説髒話”“內疚式教育”都非節目效果

在節目中,孩子在成長,家長也同樣獲益匪淺。


不僅選角具有普適性,節目獨闢蹊徑的觀察方式,也令家長與孩子之間“無法理解互通”的感受被真實呈現。以往觀察類綜藝的製作手法都是前期真人秀拍攝,拍攝結束後剪輯,再呈現到演播室進行點評。但《不要小看我》採取的是實時觀察,就像幼兒園的監控被打開了一樣,這也令父母與孩子之間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


例如節目中某個孩子打了其他的小朋友,或者做出了一個讓父母非常羞愧的動作、言語,由於內容完全沒經過剪輯,父母在演播室可以更強烈地感受到震撼、不安等情緒,也會與在場其他父母,或者被打孩子的父母,產生奇妙的社交話語場,“因為很多孩子在父母面前和他們離開父母之後,其言行並不完全一致。只有實時直播才能感受到。”


另一個受到熱議的例子,是雷雷在鏡頭面前説髒話。直播過程中,雷雷媽媽一開始還在為自己找理由,認為雷雷的髒話是聽別人講的。但很快直播畫面中,雷雷是因為媽媽經常對他説“滾出去”他才學會的。“這樣的大型反差現場,真的不是節目效果,導演想導都導不出來。”

 

 發生“意外”,也是教育孩子的機會


王怡然透露,節目中所有的任務設置,都經過了專家、節目組的反覆測試,理論上不可能發生任何意外。但考慮到節目是混齡錄製,尤其男孩子比較活潑,在使用工具時常常會揮舞起來,可能會傷到其他小朋友,因此王怡然會要求老師和明星嘉賓,在講工具使用方法時,格外強調使用規則。“我們通過大量的幼兒園教學發現,其實老師清晰地講過規則之後,孩子們極少會發生故意傷害別人的行為。而且三歲以上的孩子也已經有了獨立判斷——這個東西會不會對我造成傷害。我們也是在專家組非常科學的排查之後,確保在執行中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才會放在任務裏。”

《不要小看我》導演:“孩子説髒話”“內疚式教育”都非節目效果

鄧亞萍參加節目。


但在一定程度上,王怡然也不避免錄製中發生一些“意外”。例如在她曾經制作的另一檔育兒節目中,一個小朋友在錄製過程中不小心被門夾了手,哭得停不下來。不少工作人員圍上去安慰,還有人説“咱們打這個門”。王怡然並不認可這樣的教育方式,甚至後來也沒有刻意為門安裝上安全道具,反而是等小朋友情緒平穩後,和他分析被門夾住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不小心,進而再引導他應當如何注意不再次受傷。據悉在後來的錄製中,這個小朋友每次看到這扇門,都小心翼翼躲很遠。


“從教育上來講,中國家長最大的問題就是見不得‘意外’。很多家庭的桌角都是要包着邊的,門也怕磕着孩子,但正是因為這樣,孩子永遠不知道我可能會被這樣傷害。”在王怡然看來,家長不可能一輩子為孩子排解危險。當他們第一次磕到桌角,大哭,或者被磕破了,那麼下一次大部分孩子一定會躲着桌角,會面對困難遊刃有餘。這也是王怡然想要在節目中呈現的育兒方式,“但《不要小看我》錄製很順利,被門夾到的意外沒有發生過。”

 

存在絕對正確的教育觀,但不是“非對即錯”


如今,無論是70後父母還是95後父母,由於種種原因,都存在極為強烈的育兒焦慮。這也間接導致近兩年育兒節目幾乎是井噴式爆發,試圖用或娛樂、或真人秀、或嚴肅的方式,傳遞“科學教育觀”。但是否存在絕對科學的教育方式?家長們照着節目裏的方法做,就一定能教育出好的孩子?


在王怡然看來,“教育方式”非常複雜。一定存在絕對正確的教育觀念,但由於孩子個體情況不同、家庭環境不同,家長對於教育方式執行起來的效果也是千差萬別。在《不要小看我》的錄製過程中,不少家長都針對某個問題過分追究“怎麼做”,例如孩子被打了,家長應不應該讓他打回去?“他們只想讓專家告訴他們,打,還是不打?家長應該怎麼做?不想聽那些有的沒的。”但在王怡然看來,專家無法在虛擬的情況下粗淺回答,打還是不打,任何一種教育方式都需要按情況分析。


“比如很多家長認為,關小黑屋是一種恐嚇,是父母無能的表現,需要堅決反對。但在專家看來小黑屋是可以關的,不過要有技巧。比如‘小黑屋’不能是黑的,只是一個空間的隔離而已;其次關的時候,要告訴孩子為什麼要‘隔離’,是為了讓他們冷靜下來,而不是一種懲罰或者恐嚇的形式;以及被‘關小黑屋’是多大的孩子,男孩女孩,性格如何,因為什麼原因,這都是父母處理這件事時需要綜合考慮的因素。最重要的是,還要讓孩子感受到父母就在一牆之隔的外面,需要給他們提供安全感。所以‘關小黑屋’是一個複合題,不是簡單的‘關還是不關’。”


而育兒或者教育類節目,更多承擔的也是隻對父母的正確引導作用,而不是一本“育兒説明書”。“節目可以給大家一些教育方式的提示,這些提示在生活中或許很難照搬,但至少家長們有一個(科學的)方向,可以在生活應用中,自己根據情況再去調整。”王怡然坦言。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佟娜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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