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有一部電影拍攝成本不足20萬元，觀看人次卻高達3億多，當時一張電影票只賣2角5分，它創下了上億元的票房紀錄。它就是融合了武術、傳奇、驚悚等諸多元素的電影《神秘的大佛》。
有人説它是“新中國最早的武術電影”，有人説它是新中國商業電影的先鋒、當之無愧的“票房冠軍”，也有人稱它為改革開放後“一部里程碑式的電影”，是百花齊放中的“一朵花”。然而，在電影拍攝前後，《神秘的大佛》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爭議與批評，説它是“打打鬧鬧”“格調不高”的藝術的墮落，一度連能否公開放映都是未知數。
這部電影命運的一波三折，見證了改革開放初期文藝界的輿論交鋒，留下了轉型期社會在解放思想中發展進步的小小印記。
1979年，是很多老文藝工作者不能忘記的一年。這一年10月30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作家王蒙記得，老文藝家們有的坐着輪椅，有的拄着雙枴，有的説話已不清楚，但每個人都清楚地聽到了主席台上鄧小平的講話：“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全場掌聲如雷。
鄧小平是代表中央致辭祝賀的，他重申文藝工作必須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王蒙寫道，第四次文代會是一個轉折，中國的文藝進入了新時期。
鄧小平的《祝辭》猶如一聲春雷，帶來了電影界的春天。講述小人物故事的喜劇片《瞧這一家子》、懸疑電影《戴手銬的旅客》、女主角不停變換時裝的浪漫愛情片《廬山戀》、反思歷史的《天雲山傳奇》、農村題材的《喜盈門》、描述知識分子困境的《人到中年》等電影紛紛上映，一時之間百花齊放、各放異彩。
張華勳導演的電影處女座《神秘的大佛》（以下簡稱“《大佛》”），就是這一時代大潮中的浪花一朵。
張華勳，195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1962年進入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第二年，他作為崔嵬導演的助手，參加了電影《小兵張嘎》的拍攝。當改革的春風吹到北影廠時，張華勳已進入不惑之年，但他渴望創作一部有個性的作品。
恰好，1979年下半年，張華勳結識了魯彥周、諶容等作家和編劇。那時，魯彥周正在改編他的小説《天雲山傳奇》，諶容的成名作《人到中年》尚未面世，她正在創作的是《永遠是春天》，而張華勳正在修改電影劇本《這不是傳説》。幾位創作者的交流中，張華勳談到自己“新、奇、怪”的創作思想：所謂“新”，即不斷學習求索；所謂“奇”，廣大人民羣眾所認可的事情，一定帶有傳奇的色彩，帶有神秘驚險獨特的特點；所謂“怪”，則是人的個性。這種觀念引起了魯彥周和諶容的興趣和探討，兩位作家都熱情地鼓勵了他。
張華勳沒有辜負兩位作家的鼓勵，帶着“新、奇、怪”的創作思想，他想到了樂山大佛。他是四川彭州人，夫人楊從潔是四川樂山人，還在樂山大佛腳下的任家壩上過小學。那時，樂山大佛遠沒有今天聞名遐邇。張華勳有了朦朧的想法，能不能圍繞傳奇的大佛做點文章？
他請夫人幫忙蒐集關於樂山大佛的資料，去圖書館查閲《樂山縣誌》，和其他三位劇本作者謝洪、陸壽鈞、祝鴻生前往樂山蒐集素材，果然大有收穫。傳説，為了修建樂山大佛，有一位石匠幺哥吃住在修建大佛的凌雲山上，整整三代人沒有下過山。另外，大佛所在的凌雲山及四周的各個山頭上，已經發現漢代時期大小不同的各式墓穴共一萬多個，其中不少墓穴被人盜過。樂山文管所的同志還説，過去曾有人在樂山大佛的心窩處取出過銅佛。
最觸動張華勳的，是唐朝韋皋寫的《嘉州凌雲寺大彌勒石像記》。這篇文章記述了唐朝海通和尚修建樂山大佛的故事：唐朝開元年間，嘉州（即今樂山等地）凌雲山麓的三江匯流之處，水流湍急，舟行至此，往往出事。海通和尚見此不忍，立下宏願，要修建一座大佛來鎮壓江流，為民造福。他遍行大江南北，募化錢財，以開鑿大佛。沒想到，大佛動工後，當地的貪官竟想侵吞這筆佛財，海通憤怒地拒絕：“自目可剜，佛財難得！”最終海通以挖下自己雙眼的代價，嚇退了貪官。可惜，海通主持修建大佛八年，最終積勞成疾而逝，才修到肩部的大佛不得不停工。多年後，海通的徒弟領着工匠繼續修造大佛，由於工程浩大，大佛修到膝蓋時，再次停工。又過了四十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捐贈俸金，大佛得以繼續修建。就這樣，歷經前後90年，中國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終於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完工。
千年大佛、漢代墓穴、三代石匠、貪官奪財、海通護寶，不正與他想探求的“新、奇、怪”思想完全吻合嗎？尤其是石匠幺哥和海通和尚的事蹟，深深感動了苦孩子出身的張華勳。他更加堅定了創作的主題：河山永存，民眾之功，樂山大佛是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但修建和保護大佛的人們卻鮮為人知。如果以樂山大佛為背景，寫一個人民建造、保護大佛的傳奇故事，觀眾一定會喜歡。
主題既定，故事的主線是什麼？張華勳告訴記者，他和幾位作者設想過好幾種方式。最初，想以石匠幺哥和他的女兒夢婕為主線，着重表現幺哥一家的悲慘遭遇，轉念一想，這樣寫無非是俗套的悲歡離合故事。當時正值進口片《尼羅河上的慘案》和《追捕》熱映，他們又設想寫成推理影片，但擔心警察的戲份太重，偏離了底層百姓。
思來想去，再三討論，他們決定做一次大膽的嘗試：拍攝“一部神秘、驚險、風光和武打相結合的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影片”，以石匠女兒夢婕、歸國華僑司徒俊和海能法師多條線索並進，講述一批愛國志士保護佛財的故事。
1980年1月5日，《大佛》劇本完成。正如張華勳所想的那樣，劇本神秘驚險，懸念重重，並且加入了久違的武術元素。曾任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的張客教授看完劇本，就被故事情節的諸多“意外之筆”和題材樣式的“獨創性”吸引了。劇本送到北影廠廠長汪洋家裏，恰逢汪洋從日本訪問歸來，他當即決定投入拍攝：“劇本不錯，是百花園裏的一朵花，而且是人民羣眾一定喜歡看的。”
武術，中國四大國粹之一，但在改革開放初期卻沒有得到正確認識和重視。那時，港台地區的《精武門》等影片蜚聲國外，就連越南農民家裏，都掛着李小龍的畫像。而在內地，自新中國成立後，銀幕上還從未出現過武術片，武術似乎成了電影的“禁區”，“一提到武術，就認為是打打鬧鬧的東西”，沒有思想內涵，難登大雅之堂。
張華勳的觀點不同，在他看來，“武術是中華民族的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瑰寶，具有極其鮮明的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採訪時，他一再強調，“武術”不是“武打”，武打只是打打殺殺，看個熱鬧，而武術是有文化內涵的。儘管很多人讚譽《大佛》是新中國最早的“武打片”，但張華勳拒絕這種標籤，堅稱自己拍攝的是武術電影。
在武術尚未被主流認可的時代，汪洋廠長果斷支持探索新路的《大佛》，令張華勳喜出望外。
雖説意外，也在情理之中。汪洋是老電影人，早在1956年，就擔任了北影廠廠長。他參加過延安文藝工作第一隊，1946年他作為隊長組建了華北軍區政治部電影隊，創建了史無前例的“一輛大車上的電影製片廠”，成功製作出《自衞戰爭新聞第一號》等有聲紀錄片。巧合的是，1980年汪洋訪問日本時，中國駐日大使符浩建議他，拍一點驚險樣式、有風光又有武術動作的影片，説這種影片在世界上尤其是東南亞很受歡迎。回國第一天，張華勳恰好就送來了與建議完全吻合的劇本。
2月21日下午，北影廠領導小組討論《大佛》劇本，最終一致同意投入拍攝。
4月10日，《大佛》攝製組召開成立大會，汪洋在會上對攝製組寄予厚望，“打出我們民族的特色來”，“把全國第一個風光武術片拍好。”北影廠的支持，令張華勳大受鼓舞，那時，他完全沒有預料到電影的命運之坎坷。
1980年四月，《大佛》攝製組全體成員從北京站出發。轟轟隆隆的火車載着攝製組到達四川成都，換汽車，經雙流，過新津，到彭山，再經眉山，過夾江，終於到了樂山。
按照現在的説法，《大佛》可以算得上是“豪華配置”：所有的外景都在風光秀麗的樂山和峨眉山實景地拍攝，演員更是“明星陣容”。飾演女主角夢婕的是當年最受觀眾喜愛的劉曉慶，飾演反派沙舵爺的是葛存壯，飾演海能法師的是管宗祥，飾演童年夢婕的則是當時才十幾歲的陳小藝。
當時，劉曉慶還是成都軍區文工團的演員，憑藉電影《小花》嶄露頭角，很快又因出演《瞧這一家子》斬獲第三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配角。劉曉慶在自傳中寫道：“報刊、廣播都出現我的名字，觀眾讚譽的信件如雪片似的飛來，一下子我成了一顆‘明星’。”還有一位觀眾寫信給劉曉慶，説重慶有一位挑剔的男青年，一直選不到理想的對象，別人問他要什麼樣的姑娘，他説：“就要劉曉慶那樣的！”
如此當紅的“明星”劉曉慶，那時也只是攝製組中平等的一員。張華勳告訴記者，汪洋看過《小花》，認為劉曉慶“在表演上很有潛力”，建議由她來演夢婕。於是，張華勳把劇本送到成都的劉曉慶家裏，他甚至沒有見到劉曉慶本人，只是向她的母親轉達了汪洋的意見，幾天後劉曉慶回話，女主角就這樣定了下來。
飾演夢婕，對劉曉慶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嘗試。電影開場時，她是沙舵爺府中的家庭教師，甚至屢次被懷疑是反派，最後真實身份揭曉，才知道她是石匠幺哥的女兒，武功了得，為報殺父之仇隱姓埋名潛入沙府。因此，她不僅要演繹多重身份的神秘感，還必須在武術打鬥上刻苦磨練。
不只是夢婕，影片中的沙舵爺、海能法師等多個人物都是會武功的。對於這些角色，張華勳最初想找一些會武術的演員。汪洋擔心他第一次獨立拍戲，用非職業演員表演上可能出問題，才選了大眾更熟悉的專業演員。如此一來，學習武術、拍攝武術動作，成了導演和演員們面臨的一大難題。那時，港台地區的武打電影很難看到，職業化的武術指導、武術替身更是聞所未聞。第一個吃螃蟹的《大佛》攝製組，完全沒有經驗可供借鑑。沒辦法，北影廠只能向國家體委借人，最終借來了武術處處長成傳鋭和擅長猴拳的全國武術全能冠軍王金寶等。
在武術“國家隊”的指導下，演員們開始了進組後的第一件事——練武術。在電影中扮演海能法師的管宗祥——也就是人們熟知的導演管虎的父親，時年53歲，他後來回憶：“（到樂山後）僅休息兩天，全體演員就開始練習武術，我自然也不例外。”於是，在樂山市體委的練功房裏，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身着運動衫的演員們，時而翻身騰跳，時而激烈對打。
張華勳告訴記者：“在《大佛》武術動作的安排上，走的都是實實在在的路子，而不是呼風喚雨、飛檐走壁的那種武俠式的假定動作。”今天，看慣了武打特效的觀眾，回頭看《大佛》中的武術動作，可能會覺得稍顯粗糙。儘管如此，當時演員們不論名氣大小，為此吃的苦頭可比今天的“流量”們多太多了。
葛存壯拍攝時已經51歲，今天的觀眾更熟悉他的兒子葛優，實際上葛老爺子留下的銀幕形象絲毫不亞於兒子。《小兵張嘎》中的龜田、《南征北戰》中的敵參謀長、《小花》中分飾兩角，個個經典，以至於葛優一直犯怵跟他同台飆戲。資歷深、年齡大，葛存壯所有的武術動作仍然是真打、真摔。他的敬業精神和對沙舵爺的精準刻畫，讓張華勳與之結下了幾十年的不解之緣。此後，兩人先後合作了電影《武林志》和電視劇《姊妹行》。一直到2011年，張華勳的兒子張揚導演拍攝《飛越老人院》，老藝術家葛存壯還積極參演。他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做準備、想造型，計劃參演患有帕金森症的老金。遺憾的是，最終還是由於身體原因沒能進組。
劉曉慶在電影中使用的器械是繩鞭。為了掌握要領，除了劇組的道具鞭子，她自己又花錢做了一條鞭子，走到哪兒帶到哪兒，一有工夫就抽出鞭子甩打幾下。拍攝時，有一個鏡頭需要她整個人連續好幾次，結結實實地摔在硬邦邦的青石板上。劉曉慶剛試了一遍，起來時手、腳都腫了。實拍時，由於疼痛產生了怯懦心理，拍得不理想，她主動要求再拍一次，拍完後“趴在那裏，站不起來，腳、手、身上小血管破裂，青紫了好大的一片，全身動一動都疼。”後來她在自傳中感嘆，“這是我從事電影工作以來最困難、最艱苦的一部影片。”
作為新中國最早的武術電影，拍攝難，後期製作亦是全新的課題。幕後人員不得不因陋就簡，各出奇招。負責剪輯《大佛》的傅正義回憶，電影中有個情節是“怪麪人”用飛刀殺人。開始拍攝“飛刀”沒有拍好，看起來又假、又缺乏力度和速度。傅正義想來想去，建議用“倒拍”的方法拍攝，再選用幾個鏡頭剪輯使用，果然飛刀往來穿梭，頗為神奇。音效師更神奇，誰能想到，電影中出拳的嗖嗖聲是用綢子抖出來的，馬蹄聲是用手握着搋子、在地板上依據馬蹄踏地的節奏敲出來的，而抬滑竿的聲音是用破椅子的竹節摩擦出來的。
這是後話，言歸正傳。誰也沒想到，攝製組正在外景地緊鑼密鼓地準備拍攝，竟然傳來了電影停拍的傳聞。
第一次聽到傳聞時，張華勳正在凌雲山下的江邊拉縴。為了寫電影中的插曲歌詞，他趁着午飯前的一個小時，跑去江邊同船工們聊天，然後和船工們一起拉縴，二十分鐘拉下來，汗流浹背。
這時，攝製組副組長王連生和另一位同事突然跑來，説：“組裏好幾個同志接到家裏來信，説是廠裏都傳開了，上面不讓拍攝《大佛》了。”張華勳聞言心裏頓時七上八下，但他還是冷靜地回答：“我感覺這只是傳言。沒有接到廠裏的正式通知，一切工作照常進行。”
在導演的安撫下，一切看似有條不紊地進行着，但攝製組的氛圍還是有點不一樣了。不時聽到竊竊私語，有人甚至説：“看吧，説不定真是瞎忙一場。”過了幾天，副導演張澤宇從成都回來，帶來了同樣的消息：他從峨眉電影製片廠聽到消息，電影局讓停了幾個戲，其中包括《大佛》。禍不單行，攝影師樑子勇和導演張華勳幾乎同時收到了北京家裏的來信，兩封信不約而同地寫道，上面可能不讓拍《大佛》了。至於停拍的原因，張華勳只是隱隱約約地聽説，電影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不真實、恐怖、夢婕不像共產黨員、藝術格調低等。
這些消息不知從何而起，是真是假，但此時的張華勳已經意識到，傳聞絕對不是空穴來風。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自1962年從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坎坷十幾年，《大佛》是他獨立執導的第一部作品，且不説自己和攝製組全員的努力，樂山當地各部門也為這部電影付出了太多。
文化部門抽調三人組成了協拍工作組；電力部門專門拉了一條電線到烏尤山，解決了攝製組的用電和烏尤寺的照明需求；樂山地委剛買來的兩輛考斯特麪包車供攝製組使用；樂山軍分區支援了兩輛卡車，供搬運物資、道具、照明器材使用；樂山地區的市文工團、川劇團、雜技團等“要人給人”，隨時保證電影需要的羣眾演員；文管所以及所屬的凌雲寺、烏尤寺、報國寺、萬年寺等，早在籌備階段就為劇組提供創作素材，拍攝時更是提供場地、準備茶飯不在話下……所有這些支持都是免費的，以至於時隔多年，張華勳還忍不住感慨：“影片的每一個鏡頭，都包含着樂山黨政軍民各個方面給予我們的支持和關懷，《大佛》這部電影的的確確是人民的事業。”
這部飽含人民支持的電影，難道就要這樣夭折了嗎？
張華勳忐忑不安地向廠裏彙報情況，得到的回覆是：“大家不要管那些傳聞，也不要誤會，不要猜疑，戲要堅持拍下去。”不久，汪洋廠長打來了電話，電話證實了傳言的存在，同時也給大家吃了一顆定心丸：“有人對拍這部片子有意見，這不要緊，有意見我們改。你一天都不許停，哪怕一天拍幾個空鏡頭也不能停。”
汪洋的電話看似輕描淡寫，實際上，剛剛經歷過上綱上線的特殊年代，他還能如此堅定地支持一部有爭議的電影，實屬難得。汪洋本人從未談及此事的細節，但其面臨的壓力，從剪輯師傅正義的回憶中可見一斑：“這一頗具膽識之舉，受到不少人的懷疑和非議，好像拍攝武術片，就是倒退到三十年代拍攝《火燒紅蓮寺》的地步，就是模仿港台口味，就是墮落到庸俗低級的深淵。”
果然，停拍風波還有後續。就在攝製組準備上峨眉山金頂繼續拍攝時，新的通知來了：北影廠特派老導演李文化同志去樂山看望大家，傳達文化部電影局及廠領導對劇本的意見和要求。得知消息，大家紛紛猜測，難道劇本要大動筋骨？如果修改後不符合要求，還能繼續拍攝嗎？有人不禁嚷嚷：“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話音剛落，又有人吼了一句：“金頂就在峨眉山，看你敢不敢登攀！”
令人欣慰的是，李文化帶來的更多是廠裏的慰問和鼓勵。至於上面的意見，其實只是對劇本提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甚至，有些問題此前已討論修改過。比如，一概不提地下黨的情節，這樣人物的身份設定更加真實。這一點，早在2月份北影廠討論劇本時，就有多位參會人員表達過類似意見，汪洋當時還説：“就寫民眾愛國，保護文物，讓人去猜想夢石匠他們的身份就可以了。”
劇本很快修改完畢。至此，拍攝工作終於進入了正常狀態。
盛夏的一個晚上，在凌雲山的大佛一側，準備拍“寺前夜戰”一場戲，消息傳開，許多羣眾爬山越嶺，前來觀看，圍得密密麻麻。攝製組的同志在高温的水銀燈下工作，個個汗流浹背……又一個夜晚，拍攝繼續進行：沙舵爺兩手緊握鋼彈，向夢婕打過來；夢婕敏捷地一閃身，伸手把鋼彈接住，迅即打了回去，不偏不倚，正中沙舵爺的腦袋，打得他鮮血直流，掙扎哀叫，歪歪趔趔地倒在血泊之中。
這段文字選自1980年9月7日《北京日報》的報道《夜戰凌雲山——〈神秘的大佛〉拍攝散記》。報道沒有透露的是，沙舵爺中鋼彈倒地而亡的鏡頭中，扮演夢婕的並非劉曉慶，而是導演張華勳。
按照劇本，這個鏡頭是夢婕擲出的鋼彈打中沙舵爺的額頭，沙舵爺流血倒地而亡。鏡頭拍得真實與否，關鍵看夢婕擲鋼彈準不準。實拍前，劉曉慶試了幾次，感覺還不錯。到了實拍那天，現場圍滿了羣眾，都想看怎麼把沙舵爺打死。結果劉曉慶用力過猛，鋼彈跑偏了，擦着沙舵爺的耳邊飛了出去，只能重來。大約半小時以後，演員們重新化好裝，準備開拍。大約是考慮到膠片緊張，飾演沙舵爺的葛存壯突然提議，導演打得準，乾脆讓導演來吧，“反正是個背身，穿上夢婕的衣服，也不會穿幫。”劉曉慶可能有點緊張，也表示同意。
於是，身材瘦小的張華勳換上夢婕的衣服，戴上頭套，開拍，假鋼彈準確地打在了沙舵爺的額頭上，沙舵爺中彈後一愣，睜大眼睛，然後慢慢轉身，擠壓手中的血囊，血漿沿着藏在袖子和頭髮裏的橡膠軟管，從沙舵爺頭上湧出……拍攝一次成功，圍觀的羣眾一下子興奮地鼓起掌來。
夢婕的背影不是張華勳在影片中留下的唯一鏡頭，他還親自上陣，當了一回出家人。《大佛》講的是保護佛財的故事，很多情節都發生在寺廟中。然而，電影拍攝時，很多寺廟都難覓僧人的蹤跡，就拿烏尤寺來説，整個寺廟穿佛衣的只有一位遍能法師。沒有真正的僧人，只能邀請羣眾演員，結果熱心支持劇組的各單位，唯獨在這個問題上無能為力。或許是不願意剃髮，或許是別的原因，沒有人願意演和尚。張華勳很無奈，“我們盡了很大努力去做工作，但毫無效果，羣眾演員是不能強行命令的。”
最後，只能在攝製組內部做工作。開完動員會，還是無人響應。有人悄聲議論：“導演要剃頭當和尚，我們就跟着剃。”這種形勢下，張華勳只得親自上陣。剃頭的地點安排在劇組住的院子裏，眾目睽睽之下，化裝師先給導演剃了光頭。大家一看，導演都剃了，美工師、攝製組會計、攝影助理、道具師，還有一位武術教練，紛紛跑來剃髮。末了，地委招待所的廚師們也來支持劇組，出演和尚。掌廚的大師傅身體胖胖的，很有辨識度，還在電影中留下了一個舉着火把的寶貴鏡頭。
飾演和尚的羣眾演員總算湊齊了，沒想到，這事兒還鬧了個烏龍。有一天，為了配合宣傳，剃過發的張華勳穿着僧衣，同另一位飾演和尚的演員一起，拍了幾張工作照。正好《成都日報》的記者前來採訪，照片刊登在《成都日報》上，被四川老家的張華勳母親看到了。張華勳的扮相過於逼真，年邁的老人不懂什麼是拍電影，一下被勾起了往事。原來，兒時的張華勳和母親曾遇到一個和尚化緣，那和尚一見面就雙手合十，對張母説：“貧僧感覺，你這個娃兒與佛有緣，我想度他去峨眉山修煉……”張母大驚，生氣地表示就是要飯也不讓兒子出家。幾十年過去，張華勳恰好又在峨眉山拍戲，還剃了頭，老人一時轉不過彎，以為兒子真的出了家，一急之下幾天不進茶飯，別人怎麼勸都沒用。張華勳聞訊，只好放下緊張的拍攝工作，跋涉數百里，火速趕往老母牀前，親自勸説良久，方使老人放心。
拍攝《大佛》，也有不少趣事。看過《大佛》的觀眾，很多都對電影中峨眉山的猴子印象深刻，那大概是最早的峨眉山猴子爭搶遊客食物的影像記錄。張華勳告訴記者，這場羣猴索食的戲拍攝時鬧了笑話。開始，道具師給扮演司徒俊的演員張順勝的吃食不多，領頭的猴王發現道具師那裏的吃食更多，猴王一聲叫喚，猴子們都往道具師那兒跑，根本沒有猴子去找張順勝。大家哈哈大笑，乾脆把食物全給張順勝，把張順勝的每個衣兜都裝滿了花生、麻餅。果然，再次開拍，聰明的猴子們紛紛向張順勝跑去，爭搶食物，有的猴子還去掏張順勝的衣兜，邊掏邊吃。這才有了電影中趣味盎然的畫面。
8月下旬，四個多月的外景拍攝基本完成，此時，整個劇組的所有花費還不足10萬元。回到北京後，經過補拍鏡頭、配音、錄製音樂和聲效，反覆修改剪輯，11月底，張華勳的導演處女作《大佛》終於初具雛形。
文化部電影局和北影廠領導看完了混錄雙片，反映都不錯。局裏審查通過，張華勳難掩激動：“從劇本創作到拍攝完成，就像初產婦十月懷胎，經過種種壓力、困難和坎坷，終於把自己的第一個孩子生下來了！”
1981年1月，張華勳帶着電影拷貝回到四川，進行答謝放映，影片大受歡迎，用張華勳的話説，“火得不得了”。各省市似乎也預料到了電影的火爆，紛紛向電影發行公司和北影廠發來訂單，預訂拷貝，當時拷貝數已經多達200個。考慮到整部電影不超過20萬元的低成本，這些拷貝無疑將帶來令人期待的經濟效益。
滿心歡喜的張華勳沒有料到，就在這個關鍵節點上，2月8日，一家大報突然刊發了一篇文章《電影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文章批評一些電影，“出現了一種被稱之為‘商業性’——單純追求票房價值，在藝術上粗製濫造的不良傾向”，其中還點名批評《大佛》，“用瞎編硬湊的離奇情節瞞哄觀眾，用庸俗的形象和噱頭敗壞人們的胃口”。
追求票房，在今天的電影市場再光明正大不過，每個電影人都期待創作一部票房冠軍影片。但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沒有市場經濟的提法，人們缺乏商業片、娛樂片的意識。那時電影最不可缺少的是教育價值，至於“追求票房價值”，被口誅筆伐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儘管《大佛》所呈現的商業萌芽和娛樂性，絕對有“敢為天下之先”的意思，但多年來面對不同的媒體，張華勳反覆講過，他創作《大佛》時根本沒有追求所謂的“商業性”和“票房價值”，自始至終考慮的，只是人民羣眾的喜聞樂見。
這篇文章一出，種種批評紛至沓來，張華勳再次陷入輿論漩渦。電影尚未公映就遭到如此猛烈抨擊，實屬罕見。百思不得其解的他，只能將滿腔憤懣訴諸筆端：“我們沒有把《神秘的大佛》看作是什麼‘花’，就把它當成一碟四川泡菜吧，也無非是想調劑一下人們欣賞的口味。但是絕不能因為你不喜歡吃泡菜，就非要把泡菜貶低一番不可，説它‘格調低下’，是什麼‘發黴的食物’，甚至還認為喜歡吃泡菜的人也是平庸之輩，‘受到庸俗趣味的麻醉’，這樣就未免有點太偏頗了。”
同樣困惑的還有攝影師樑子勇、剪輯師傅正義和演員管宗祥，大家商議一番，決定以聯名文章的形式進行辯白。2月16日，幾位創作者帶着反駁文章《“深思”的深思》以及北影廠的公函，去了那家報社，然而報社不予發表。
就在這時，傳言又起，風傳《大佛》將被禁映，中國電影公司已經停止製作《大佛》的拷貝。據劉曉慶回憶，當時連她給一家雜誌寫的文章，談到拍《大佛》時的辛苦，也被刪得一乾二淨。這期間，張華勳給電影局和北影廠的多位領導寫過信，都不了了之。後來，他才知道，汪洋廠長為了此事，還在中宣部開會辯論了好幾天。
面對業內壓力，北影廠領導認為，有必要將事情的經過寫成報告，向中央申訴。於是，關於電影《大佛》的申訴報告，被寄給了中紀委、中宣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等多家單位。許多年後，張華勳在《大佛情緣》一書中坦言當年的心境：“我緊張過，擔心過，害怕過，有許多晚上甚至睡不着覺，常常疑慮重重，乃至做了再挨批斗的準備……”
時代畢竟不一樣了，對《大佛》的批評引發的並非全是負面意見，而是開啓了一場激烈的爭鳴。香港《文匯報》《參考消息》《電影藝術》等媒體，紛紛對《大佛》進行報道和討論。《電影藝術》接連發表了三篇關於《大佛》的文章，除了導演的解釋，另外兩篇分別持相反的觀點。
持批評觀點的，是中國電影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梅朵。其觀點與《電影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文類似，認為《大佛》沒有教育意義，武打場面沒有美感，製造恐怖氣氛，對觀眾進行感官刺激，片中挖眼睛的鏡頭就是最突出的例證。
表示支持的文章署名是“友民”，這位作者認為，沒有必要將武術片這種新的嘗試一棍子打死，因為挖了一隻眼睛就要禁掉一部片子，更是大可不必。“友民”在文章結尾發人深省地反問，中央一再強調貫徹“雙百”方針,“在文藝開始復甦和繁榮的今天, 拍出《大佛》這種片子,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主義，只是在追求娛樂性上有點矯枉過正之處, 又何必大驚小怪, 大張撻伐呢？”
今天回頭看當時的情況，這場來勢洶洶的爭論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那時，保守與開放兩種思想並存，文化藝術界和整個社會都在新舊思想的交鋒中前行。不只是電影《大佛》，同一時期受到爭議的，還有李谷一的“靡靡之音”《鄉戀》，還有畫家袁運生“大膽”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
幸運的是，《大佛》最終還是在輿論的爭鳴與交鋒中公映了。1981年6月29日，《北京晚報》刊出的本市7月影訊中，《大佛》赫然在列，並特別介紹：北影廠彩色故事片《神秘的大佛》是一部具有我國民族傳統武打場面的影片，影片圍繞着藏在大佛中一筆財產所產生的一場錯綜複雜、驚心動魄的鬥爭，表現了正義戰勝邪惡的主題。
1981年7月，《大佛》正式上映，壓在張華勳心頭的大石終於落地。經歷了太多波折與責難的《大佛》，公映後逆風翻盤，取得了驚人的票房收益，拷貝賣到近300個，累計觀看人次達到了3億多。
觀眾對《大佛》的熱情，從中國電影公司1981年編輯的觀眾反映《摘編》一書中可見一斑：在廣州，7月6日至7月31日《大佛》映出1229場，觀眾1152155人次，上座率高達85.8%，這樣高的場次和上座率，是當年國產片中所罕見的。在上海，影片上映5天，場場爆滿，更有甚者，買不到票，就在電影院門口等退票，原本0.25元一張的電影票，在黑市賣到了2.5元兩張。
根據文化部電影局顧問陳播先生的報告，《神秘的大佛》從1981年至1982年底在全國發行上映以來，共有三億二千多萬人次觀看。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從事中國當代電影研究的比較文學博士楊莉，據此算了一筆賬：以1981年的平均票價0.25元計算，票房為8000萬元，這比許多學者引用的1億元略低。即便如此，用2020年35元的平均票價來計算,3.2億人次的票房總額也超過了110億元。相比之下，截至2020年3月，中國有史以來的票房冠軍《戰狼2》的總收入是55億元，僅為《大佛》的一半。楊莉認為，《大佛》一片“在1981年是當之無愧的票房冠軍”。
不過，當年並沒有票房的概念，和那個時代的所有影片一樣，在中國電影公司統購統銷的前提下，鉅額票房收入與導演並無太大關係。張華勳一度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過《大佛》，他只知道，全國各地的觀眾來信紛至沓來，最多的一天收到過二十多封，粗略估計，當年收到的來信少説也有上千封，把所有的信件收拾起來，足足裝了半櫃子。他認真地讀過每一封來信，發現寫信的有黨、政、軍、民、學、士、農、工、商各個層面的人。
張華勳一直保留着這些曾給了他精神鼓舞的信件，幾次搬家都沒捨得丟掉。記者採訪時，他鄭重地拿出一沓觀眾來信。信件的紙張已經發黃變脆，但字裏行間依然可以看到觀眾對《大佛》的喜愛。福建廈門某部隊的戰士劉春法寫道，《大佛》沒有追隨潮流風向，不像以前影片中的那老一套，敵方都是壞蛋，我方都是好人，尤其是影片摒棄了當前電影“缺愛情不可”的公式化。四川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左孝本説：“看完影片，它使我受到一次美的享受，影片展現了祖國大好河山的奇川異峯，表現了勞動人民的藝術才能。”四川煤炭局的十位工人聯名寫信稱：“我們知道這部影片曾引起了爭論，我們努力發現‘反面’之處。但是，我們因為水平有限，實在是未能有所發現……”
鮮為人知的是，《大佛》在國外也頗受歡迎。1982年，中國駐日大使符浩特意到北影廠觀看《大佛》。據他説，日本很多朋友喜歡這部影片，他認為這是“一朵過去沒有看過的新花”。1986年，張華勳隨中國電影代表團訪問歐洲，他驚訝地發現，在柏林、在波茨坦，代表團走到哪裏，都能遇到《大佛》的粉絲。訪問羅馬尼亞時，其首都布加勒斯特正在上映《大佛》，最大的電影院門口張貼着巨大海報。據介紹，該片的票房收入超過了當時羅馬尼亞所放映的其他影片的總和。
國內外觀眾對影片的喜愛，將樂山大佛這尊一千多年前創建的中國文化古蹟推向了全國，推向了世界。據樂山市外事辦公室統計，影片公映後，五年內到樂山的遊客數量直線上升。《大佛》放映前的1980年，到樂山旅遊的外賓為4971人次，《大佛》放映後，1981年至1985年分別為9025人次、11800人次、10865人次、10249人次和22000人次。由於該片對樂山市的貢獻，1988年，樂山市授予了張華勳“樂山市榮譽市民”的稱號。
有意思的是，當初《大佛》被抨擊“打打鬧鬧”“格調不高”，是因為影片中的娛樂化傾向和武術元素。如今，同樣的原因，反而讓《大佛》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視的一筆。人們提到商業片這一電影類型時，總是從《大佛》開創了新的路子講起。這部電影也成了無可爭議的新中國最早的武術電影。《大佛》公映後的第二年，香港與內地聯合制作的電影《少林寺》引起轟動。1983年，張華勳的第二部武術電影《武林志》，口碑票房雙豐收，獲得了文化部1983年優秀影片二等獎。幾乎與此同時，《少林寺弟子》《武當》《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南拳王》等武術（武俠）片相繼誕生，電影藝術領域很快掀起了一股“武術”風潮。在這場風潮中，張華勳和《大佛》是名副其實的“弄潮兒”。
時過境遷，今天再看電影《大佛》，有人感慨“年代感十足”。對此，導演張華勳也不避諱：由於種種原因，《大佛》拍得不夠理想。他暢想過很多“如果”：如果按照最初的想法，武打場面全都選用精通武術的演員，如果沒有停拍風波，拍攝時間更加充裕，如果電影上映前沒有遭遇抨擊，中國電影公司沒有暫停製作拷貝……
歷史沒有如果，歷史不能假設。四十多年前，上海電影製片廠領導石方禹、北京電影製片廠汪洋廠長和其他領導，審閲劇本時都肯定，《大佛》是一朵花。四十多年過去了，經歷時間檢驗的《大佛》到底是一朵什麼樣的花？每個人都可以在重看中找到自己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僅僅是改革開放初期一朵電影藝術的探索之花。正如文藝評論家解璽璋所説的那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國社會重要的轉型期，各種勢力、各種思想觀念的交鋒很激烈。電影在當時是個很敏感的領域，很小的一點事都可能引起軒然大波。”《大佛》一波三折的命運，正是轉型期社會在解放思想中發展進步的小小印記。
（原標題：一波三折 ——電影《神秘的大佛》拍攝始末）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楊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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