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電影是聲音與畫面的藝術。如果説焦點是攝影的眼睛，那麼話筒員就是錄音的“喉嚨”。
從業二十餘年，曾參與《長津湖》《金剛川》《妖貓傳》《十面埋伏》等影片的錄音工作，話筒員曹慧軍這樣總結自己工作的意義：“電影聲音的靈魂是話筒員”。
二十六年如一日，曹慧軍一直奮戰在電影錄音工作的第一線。他説做話筒員，首先不能焦躁，經驗需要日復一日的積累，再普通的工作，做到極致也是“成功”。
本期《幕後》板塊“螺絲釘”系列，就讓我們跟隨話筒員曹慧軍，走進電影的“聲音秘境”。
與演員一同“入戲”
話筒員究竟是做什麼的？簡而言之，他們是錄音團隊中的一員，主要負責手持話筒杆進行收音，最常在各種幕後照裏見到的，舉着“長槍”，不斷隨演員移動，負責收聲的就是他們。
話筒員的工作絕不僅是簡單的體力活，更是一門需要技術活和腦力活，也需要和劇組其他成員密切配合。
要做到對白一個字都不能丟，就要求話筒員要和演員一樣對台詞熟記於心，“這場戲演員哪一句話，哪一個字需要轉頭，我們話筒員都要跟着走，丟一個字都不行，既要記台詞，也要記演員的表演和動作”曹慧軍説。
在話筒移動的過程中還要保證不能穿幫，這就需要長期的經驗積累。幾十年的從業經歷，讓曹慧軍看一眼鏡頭、景別就能準確判斷話筒的位置。
移動起來也是遊刃有餘，“老師教我們舉話筒，跟跳探戈是一樣的，腳步要邁開，不能有聲音。”
話筒員的工作有多重要？曹慧軍對我們説，在膠片時代，現場同期聲佔比一般可達95%以上，可以説，話筒員的技術直接決定了電影的成敗。
隨着電影技術的發展，雖然很多聲音都可以通過後期配音、音效製作進行彌補，但現場同期聲仍然有着無可比擬的質感，特別是演員情感爆發的高光時刻，很難通過配音來還原。
“很多重場情感戲，那種爆發出來的感情，哭泣時的聲音細節，後期就算是再好的配音演員，配出來也是有差別的。”
曹慧軍至今仍記得《金剛川》裏，張譯飾演的張飛壯烈犧牲時的動情表演，作為站在“第一線”的話筒員也不禁為之動容，潸然淚下。
“我們不僅要背台詞，也要入戲的。特別是演員演得好的時候，我們也會投入進去，那時候會告訴自己這個聲音是千萬不能丟的！”
“與環境作鬥爭”
自然環境中有鳥語蟲鳴，城市中有人流車流的喧譁，這對於聲音部門都是巨大的挑戰。“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跟噪音作對”曹慧軍笑着説。
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錄音組也在實戰中練就了不少“捕蟲妙招”。比如，曹慧軍回憶，在拍攝電影《孔雀》時，正好是盛夏，知了叫個不停，怎麼轟都轟不走。
“我們就只能前一天晚上，調動燈光組，用12K大燈照着樹（吸引知了），一二十個工作人員一起出動，逮完了第二天就好多了。”
在重慶竹林拍《十面埋伏》時，噪音則來自主幹道上的車流。劇組只能與有關部門協調，開拍時三公里外就開始攔人攔車，在鏡頭與鏡頭間隙放行。就在這樣特殊的條件下，超出預想地完成了現場收聲，“最後出來95%以上都是同期錄音”。
不僅是噪音，山洞、矮屋等狹窄的環境對話筒員也是一大挑戰。空間不夠，話筒伸不進去，有時影子還會投在牆壁、地面上導致“穿幫”。
這時候，話筒員就需要想盡辦法與燈光師和攝影師溝通，通過加“燭光片”等形式虛化背景，讓話筒“隱形”，實在避不開就與道具的影子重疊在一起。這都是在實戰中總結出的“妙招”。
對於戰爭片拍攝經驗豐富的曹慧軍而言，與惡劣的自然條件作“鬥爭”也是家常便飯。比如拍攝《金剛川》時，正好趕上丹東的雨季，再加上大本營離拍攝現場又很遠，每天都要在泥裏“行軍”。
“一步一腳泥，穿膠鞋都沒用。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防雨，話筒要防雨，各種錄音設備也要防雨，那次拍攝條件是比較艱苦的”曹惠君回憶道。
“二十六年如一日”
1996年入行，轉眼之間，曹慧軍已經在話筒員的崗位上堅守了26年。“我沒有上過專業的電影學院，就是老師一步一步帶着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進入了聲音團隊。”
話筒員是一項體力活，平均每天都要工作十來個小時，一次又一次把話筒舉起，腰背痠痛也只能靠自己不斷變換姿勢來調節放鬆。多年下來，曹慧軍身上也難免落下了肩周炎、腰椎變形等“職業病”。
但在他看來，他更享受這份工作帶來的成就感，《長津湖》《十面埋伏》《金剛川》等大片背後都留下了他的名字，“一想到這麼多作品都是我舉的話筒，就覺得辛苦付出是值得的。”
曹慧軍還記得，在拍《1921》時，演員宋佳的一句話讓他備受感動，“她説我最佩服的就是大曹，人家能一個職業一直做到現在。”
“從這個角度上看，我覺得我很成功”曹慧軍欣慰地説。
在幕後特別篇“螺絲釘”系列中，我們分享了6位從業十年以上的基層電影工作者的故事。
無論話筒員、書畫師、毛髮製作師、還是場記、刺繡師、焦點員，這種幾十年如一日，以專而精的“螺絲釘”精神都是他們身上的共同品質。是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兢兢業業，支撐和保障每一個劇組的高效運轉。
在中國電影工業化的道路上，每一顆“螺絲釘”都至關重要，讓我們向這些幕後電影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