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不想歌頌，也不想懷舊，我只想寫一個最真實的人，在一個自由的時代，擁有一顆自由而充滿愛意的靈魂。張國榮在辭世前的幾分鐘跟陳太通過電話，他説：“我想趁這個機會，好好看清楚香港。”
2003年的3月，也許是香港改變的轉折點。非典肆虐，人人自危，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因為一片薄薄的口罩而變得更加遙遠。所有的防範建議，都是要設法把自己和其他人，甚至是和整個世界分隔出來。
昔年自由的香港成就了他。
無論是影壇還是歌壇，香港的舞台都沒有辜負他的才華和天賦，當然，還有顏值。他最終如讓各種所唱，成為不一樣的花火，驚豔綻放。無論外界對他的評論是妖冶也好，是柔情也好，他都是最真實的他自己。在他的歌中，他曾經一再歌頌過這種找到最真實自己、開心做自己的快樂。
當然，香港的自由也傷害過他。
無論是歌壇還是影壇，種種惡意的中傷也刺痛過天性敏感的他，他曾經因此罷唱，曾經因此傷心、難過，面對傷害，很多時候，他都選擇用沉默回應。
他曾經用他最大的善意包容過這個世界。他參加各類慈善活動。80年代他將香港及海外演唱會所得的部份酬金捐贈當地的兒童協會。1996年末至1997年初，張國榮在舉行個人演唱會前，以私人名義捐出一百萬元予兒童癌病基金。還有很多的深沉愛意，他都只是低調地在表達。
他最終因為抑鬱症發作離開了這個世界。
如今依舊有很多人對於抑鬱症不理解。事實上，跟任何其他疾病一樣，每個人都有生病的可能，有治癒的可能，也有病發的可能。張國榮的大姐張綠萍證實其死亡真相是抑鬱症病發：“抑鬱症是有兩種，一種是ClinicalDepression，因為腦部裏面化學物質不平衡了，是生理上的；另一種就是大家明白的有不開心的事導致的。張國榮是第一種（生理上的抑鬱症）。”
抑鬱症可以侵襲任何人，張國榮也沒有幸免的特權，他也曾積極地面對疾病，但不幸仍未能根治。陳太説，張國榮在墜樓前那一兩年都很痛苦：“他得病的時候自己並不知道，直到後來這個病開始有了一些病態反應……你無法想像他是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好起來，他一直在看醫生，他沒有辦法接受他有這個病的事實，因為他什麼都有，做自己喜歡的工作，怎麼這樣的一個人會有抑鬱症呢？不能想象，別人都不會相信的，怎麼可能？”
大學上文學課的時候，老師教我們分析文學人物，説一定要把典型人物放到典型環境中去設身處地的感受，這樣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人物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而最忌諱的是用所謂的馬克思文藝理論、用固有的條條框框將這些人物一一圈住對號入座。
我深以為然。
我們一直習慣根據媒體的報道、個人的印象去給某人貼上標籤，出於某種傳統的認知，將抑鬱症和暗疾聯繫起來，將自殺與懦弱聯繫起來，卻忘了將心比心地去感知一個人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他的喜怒哀樂、他的愛和悲憫、他的脆弱和堅持。
但事實上，
撥開這些貼在身上的標籤，撥開那些光鮮亮麗的光環，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一個對這個世界充滿愛和善意的人，一個也會生病也會痛苦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一個不顧別人非議和有色眼鏡，堅持不斷追求和堅持自我的人。
在他花火一般的短暫一生中，張國榮始終追求自我。
這種執着，返照出整個時代的喜與悲，愛與痛。
哪怕只是延後十年，關於同性戀的認同，關於抑鬱症的理解，雖然依舊有歧視和誤解，但也比以前要好很多。但張國榮沒有運氣得到足夠的祝福，卻通過堅持做自己，推動了這個社會的寬容和自由。
有人在他那聽到的是動人的嗓音，有人聽到的還有動人的靈魂。
——他通過聲音傳達的是對自我的追求和堅守，是對每一個獨立個體的尊重。他啓蒙和鼓舞了很多人，在這個自我意識越來越覺醒的時代，還有了佈道的價值和意義。
我常常懷念張國榮那個時代的香港，那個給我們的童年帶來無數歡樂的童年的香港，它讓我們的童年不只是新聞聯播，讓我們看到了《新白娘子傳奇》、看到了《阿飛正傳》、《英雄本色》，看到了金庸的《笑傲江湖》，聽到了Beyond的《海闊天空》，聽到了張國榮的《我》。甚至可以不誇張地説，80後的我，所有對於自由的粗淺理解，都是基於香港。
那個時代的香港為什麼值得懷念？是因為那個時代，很多普通人都能像花火一樣綻放，都能不被扭曲和壓抑，都能在各自的限度內做自己。是每一個個體，每一個發光的個體，他們共同鑲嵌成香港這樣一顆東方之珠。
我們應該慶幸，它曾經閃閃發亮過，它曾經也照亮過我們，自由的種子撒下，在它生根發芽的時候，聽一聽張國榮們的歌，看一看張國榮們的電影，能讓我們更堅定和茁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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