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圓桌派》的三八特輯中，竇文濤和梁文道邀請了蔣方舟、徐靜蕾來一起討論女性婚戀這個話題，引發了隨後的無數討論。在這些討論裏，出現了各種對兩個人的比較：有人站徐，認為徐靜蕾活得灑脱，獨立自由，比二十七歲的蔣方舟更自信更美;在徐靜蕾面前，蔣方舟太自卑太弱了。有人挺蔣，認為蔣方舟更加真實有趣，沒有隻以自我為中心;而徐靜蕾沒吃過苦，條件優越，只是在表達自我。更有人將蔣方舟和徐靜蕾的觀點稱為“中國女權觀點之爭”，讓沒看過節目的人還以為兩個人在節目裏吵了起來。
其實兩位女性在節目中的互動很自然平和，沒有誰要壓過誰的意味。徐靜蕾坦言自己的經驗和觀點不一定適用於其他人身上，蔣方舟也説每個人都是個人生活經驗的囚徒。所有站一方踩一方的言論，都或多或少地把兩個女性的發言引申為她們各自的成就或品質問題，架空了她們作為女性共同面對的根基，通過製造兩個人之間敵意的幻覺而避開了更大的社會問題。
在節目一開始，蔣方舟就提到了自己問徐靜蕾，如何看待“才女”這個標籤。蔣方舟敏鋭地指出“才女”標籤是一種男性社會對女性的意淫，尤指在男性活躍的領域出現的漂亮而又有才華的女性。徐靜蕾認為這些標籤跟自己沒有關係，她不在乎男人如何看待自己。其實不管蔣和徐在不在意這種標籤，她們兩個都有“才女”之名。徐靜蕾演偶像劇出名，如她所言，從來不乏他人的愛慕，所以對她而言，旁人的目光和自己有多少性吸引力，她到了這個年紀已經不在乎了，可以安心在一段關係裏做自己。蔣方舟年輕有名(個人看來也是清秀漂亮的)，但她遇到過在學校報到時被人説“結實”，相親被對方嫌醜還在微博上艾特出來，在節目的後半段，她還提到自己上學時被暗戀男同學嫌棄相貌的經歷，所以她習慣了自嘲自己的相貌，並説自己是兩性市場上被挑選的對象。徐靜蕾的不在乎和蔣方舟的被挑選，其實都反映出一個問題：即使在今日，女性整體仍未脱離被男性審視和評價的命運。徐靜蕾是少數的幸運者，但這種幸運中有一部分正是因為她擁有符合當下審美的容貌;而蔣方舟作為一個“明明年輕漂亮，也有能力(徐靜蕾語)”的女性，卻覺得自己要被挑選，是因為她在很多人眼中不夠美麗，遭受了很多對她容貌的嘲諷批判，加上她依舊是一位年輕女性，很難不因為這種審視而承受壓力。
談到結婚生育這件事時，蔣、徐、竇、梁四人的談話，共同勾畫出了當代中國男女面臨婚育時的困境 。節目中間，竇文濤提出了問題：“女大當不當婚?不當婚的話要不要生孩子?”徐靜蕾笑稱這個問題回答了太多次，沒得聊，因為這應該是個人選擇，自己覺得開心就好。作為在美國做了凍卵、即使選擇生孩子也很可能採取代孕的徐靜蕾而言，她能夠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她有財力去境外凍卵和代孕。而大部分財力一般、想要孩子卻不想結婚的女性在現行法律下是沒法給孩子上户口的，也無法在大陸進行凍卵、代孕、使用精子銀行。再比如梁文道提到不要小看現在的家庭主婦，家庭主婦也有自己的精彩生活，舉例説的是日本主婦。但為什麼中國的家庭主婦往往沒這個地位、沒這種精彩生活呢?因為我們的社會認知裏普遍不承認家庭婦女的貢獻和價值，法律操作上沒有給她們足夠的保障，如果婚姻出現變故，家庭主婦重歸職場的難度也極大。婚不婚，生不生，依舊是很多人無法選擇的一件事。
節目裏主持人和兩位女性對女權的討論，值得在此最後一提。竇文濤向兩位女性提出了一個與三八婦女節密切相關的問題：“你們算不算精英女性?你們能不能體會受壓迫廣大婦女的命運呢?”蔣方舟提到如今社交網絡上的所謂女權，不是向社會要權利，而是向丈夫和婆婆要權利，後面她還講到了“中華田園女權”之所以受人詬病，正是因為她們的訴求出於自私而不是求平等。梁文道認為女權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出了問題，其實是人出了問題，是因為人自私或不知感恩。徐靜蕾雖然強調女權是求平等而非特權，社會對女權存在妖魔化現象，但在説起“誰綁架了我們(非要做這件事那件事、結不結婚、在意別人的看法時)”，她的結論是“社會沒有綁架我們，父母也沒有綁架我們”，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綁架，過不了自己那一關”。這幾種觀點共同的癥結同本文開篇所提到的問題，有異曲同工之處：不管是對徐和蔣的捧和踩，還是抨擊“中華田園女權”的自私，以及詮釋個體在婚育上感到的壓力，最終都被歸結到了個人品質身上，而回避了個體所面臨的共同困境——社會結構和文化上的影響。
在爭取女性平等權利的路上豎起“田園女權”這個偽敵，讓人們樂於定義和抨擊真假女權，讓部分女性害怕被稱為“女權婊”而與女權主義者劃清界限，偏離追求平權的目標;讓人們苦苦反思自己為什麼想不開，活不瀟灑，沒本事，卻難以看清法律施行和社會結構上的問題給自己帶來的侷限;給女性們貼上各類標籤，幫她們比較誰高誰low，讓她們忘記自己同為女性，原有許多共同的根基和困境，而對彼此失去共情，改為嘲諷踐踏。這製造小矛盾來遮蓋大麻煩的手法，讓我們的面前充滿了假想敵，一次次咬牙切齒地打出空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