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中戲畢業的山西籍藝人仝卓，在網絡直播中自稱，家人曾動用一些“手段”，將他往屆生身份改為應屆生參加高考，引發軒然大波。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底線，如果權勢和金錢滲入到考場中，把考場變成名利場，那麼傷害的絕不僅僅是寒門考生，還有這個社會的信譽。正因為如此，古往今來，歷朝歷代都在努力維護考試的嚴肅性和教育公平。但是，教育真的公平嗎？我們今天就從明朝“高考”説起。
明代的科舉考試分為為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後還有庶吉士考試）。鄉試、會試都是每三年一次。明代讀書人地位很高，一旦通過鄉試取得舉人功名，就可以收納富人投獻的土地，有一定份額的土地免税權，運氣不好的還可以借舉人功名充當訟棍，替有錢人打官司，運氣好的可以在地方上當公務員，或者被國家任命為學官。甚至還有可能與當地大族聯姻。
有土地、有官做，還能娶名門大小姐，這也太誘人了！
但科舉之路難於上青天，尤其是鄉試競爭最激烈。若生於明前期，鄉試壓力還小一點，如永樂十六年，鄉試錄取率在10?下浮動。但隨着人口的增加，再加上科舉教育愈發普及，到嘉靖三十七年，全國鄉試中舉率降至3.95?
這太難了！不得不説，那些有閒錢、有背景的，考上的機會更大！
在明代想參加科考，要先投個好胎，家裏有錢，家底乾淨！
家裏有錢就能支撐一個脱產男子完成科舉。一個五口之家，一年糧食消費就需要12.6石，再加上鹽、油、醬、茶的日常開支，總支出在20兩銀子以上，外加筆墨紙硯、束脩、書本產生的額外費用，想考試費用海了去了。明朝讀書人修習舉業都在10—18歲之間，如果考不中，這個時間還會延長。窮苦人家怎麼擔負的起這個錢！
另一方面，科舉考試對出身也有要求，洪武三年的《科舉條格詔》明確要求，應試者不能是元朝登科者並在元朝當官。此外娼優之人和罪大惡極的罪犯的家人也不能參加科舉。
起跑線真的很重要，什麼樣的家庭決定享有什麼樣的教育資源。明初，由於與前朝無瓜葛的讀書人較少，所以官員緊缺。因此那時讀書為官不一定要走科舉，如果家裏有背景，可通過蔭庇成為國子學（後改名國子監）成為監生。待經歷幾次內部考試後即可為官。
到了中後期，國學日衰，科舉之路成為主流，可家世仍然是教育資源分配的關鍵。明代科舉分經取士。在鄉試會試中的《五經》經義環節中，每人只選一經考試。五經雖難度不一，但是在只選一經的情況下，勢必對考生的理解深度有更多的要求。
但一些科舉世家多以專經傳家，所以經義考試在這些書香門第眼中都不是事兒。比如明代閣老謝遷，12歲時父親就教他《禮經》，很快他就做出很不錯的經義文章，成化十一年就考中狀元。還有陳雍，18歲就“受業於姊夫郡博徐德輝公”，後來也高中進士，任過多地布政使。普通人能比嗎？
由於明代科舉多必經過學校，所選擇好學校至關重要。明代學校分國子監、地方官辦儒學、有着官方色彩的私人書院，以及鄉村私塾。倘若生在在明代前中期，地方官辦儒學是不錯的選擇。
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各地開辦儒學，起初儒學的人才培養偏素質教育，學習內容多樣化，除傳授音樂、經史、律法外，還教器棒和舉重石。但在重新開科之後，其教育便以科舉為核心，應試性越來越強，辦學也更加正規。一方面在學校內部設置了競爭機制，有的學校將學生分為三等，德行兼備且學習優異的是為上等，有德無才的列為二等，有才無德或兩樣都不具備的列為末等。每年每月都有大小考，非一等不能參加科舉，列為末等還有被開除的風險。
儒學還設置了詳細的學習方案，由教官佈置學習計劃，這種強度比如今高考還大，學子每週要過一遍《四書》達到熟讀背誦的效果，教官提問時還得講明白。每三、六、九日要寫經義題目兩篇，閒暇之餘還要閲讀《朱子綱目》、《性理大全》等書，並做讀書筆記。
有些地方的儒學為提高辦學質量，還高薪聘請經師。正德時候，廣西學政姚鏌因當地教學質量下滑，人手不足，就派人前往福建等地，“訪請素有聞望舉人”，給予高薪待遇，一名經師“通共銀四百四十兩，庶彀一年之費”。
但到了明代後期，因缺乏中央撥款且鮮有盡職盡責的教官，儒學往往出現制度荒馳、學生早退的現象。有些地方學校流於形式，只被學生當做拿取科舉名額的途徑。
雖地方儒學已有頹勢，但自嘉靖開始，書院開始興盛。書院是在官學容納不了大量的讀書人情況下，由地方官員牽頭創辦的帶有官方色彩的私人教學機構，擁有一定的科舉名額。
其中有些書院辦學質量極高，實行精英教育，是理想的就學地點。比如正德時期的紫陽書院，學生都是從當地精挑細選的優等生，教官都是從官學或者民間挖來的名儒，所以當地鄉試魁首多出自紫陽。這樣的精英式書院科考成功率極高，汝寧的篤志書院建立後當地舉人十分之八九出自此地。弘治時期的正學書院，三次科考產生了舉人81名，進士10人，其中解元、狀元各一人。
科舉中外部條件固然重要，可是也少不了個人的努力。宣德時的章綸，即使在家丁憂，也每日躲在小樓裏，“手不停披、口不停誦”，還準備了許多幹竹，用來煮茶解渴。嘉靖時的嚴訥，為了準備即將到來的生員考試，“匿居田舍中”，挑燈夜讀，鄰居清晨拿着鋤頭路過，見一燈熒熒，還以為是鬼火。
勤奮之餘，找對方法同樣重要。比如平時留心考試風向，把握合適的文風文體。洪武二十四年，官府明確要求行文應當務在典實，不許敷衍繁文，也不能為了湊字數而反覆重述。
弘治之後，科舉競爭日益激烈，考生為了打動考官，用盡各種辦法展現特殊性。有的人引用雜書來證論觀點，有的在時務環節誇大事情嚴重性，亦或是用片面的觀點搏得考官賞識。更有甚者長篇大論，以疲勞閲卷人，使其手下留情。這些方法起初確實有用，不少人通過類似手段在眾多平淡無奇、四平八穩的文章中勝出。但是隨着嘉靖、隆慶時朝廷對這種文章的大力批判，對行為嚴重者予以除名、不許再試的懲罰後，文風文體的選擇越來越成為考生需要把握好的度。
身為寒門學子，想在明代如願考上科舉無疑是一件難事。進入狹窄的考房後，好像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但是勝負有時在考場外就已經有了結果。家庭權勢顯赫者，動用諸般手段打通好關係，他們本人也因從小的耳讀目染和精英式教育擁有一定的科舉實力，多能安然過關。家庭稍次者，可用錢財四處拜會名師，在考試中先人一步。而大多家庭一般的學子，若想科舉中出頭，天賦、勤勉、時運缺一不可。教育的公平與否不僅在於考試本身，更在於考試外的教育資源分配。參考文獻
張廷玉等人：《明史》，中華書局 1974年出版。
陳計飛：《明代科舉功名終身化研究》，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吳恩榮：《明代科舉士子備考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師大春秋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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