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已經卸去首相身份的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此時正是中國風雨欲來之際。
伊藤在中國逗留了一個月，幾乎會見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別領袖。維新派對伊藤博文來訪的熱切盼望，並請其指教。以康有為為首的中國維新派，對伊藤博文此次訪華“成果”抱有很大期望。9月20日，光緒皇帝在勤政殿會見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向光緒皇帝表示，讚賞中國新政。這一天非同尋常，它是“戊戌政變”前夜，光緒皇帝退出中國政治舞台的“末日”。
當伊藤博文讚揚中國的變法、對光緒表示欽佩、表示他可以為中國的變法做點事情時，光緒皇帝的答語裏，也包含了維新派請伊藤博文為“變法總顧問”的一層意思，有點“準帝師”之意。足見光緒皇帝與維新黨一樣，對伊藤在中國變法的“外援” 之力上，抱有很大期望。
結束與伊藤會見的當日，光緒馬上召見袁世凱。“末日”會兩人，一個是出賣他的總導火索，另一個是促動他效仿的第二導火索。
我們不得而知，伊藤博文選擇中國政變前夜訪華，是有預謀還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對中國的維新派，情有獨鍾。這當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則——為日本的國家利益考慮,加深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使日本在中國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談得來，大概也是拉近距離的重要原因。
伊藤覲見光緒第二天，即1898年9月21日，“戊戌事變”發生，保守勢力反撲，慈禧太后再次臨朝“訓政”，光緒皇帝被囚。後黨開始抓捕維新黨。梁啓超逃入日本使館，而日本公使林權助因無東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即表態：救梁啓超逃往日本。並表示“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説，實在是寶貴的人物。”
眼見着中國政治改良功虧一簣的伊藤，不知心裏做何感想?
從他積極營救維新流亡者的態度看，他對中國百日維新的失敗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對光緒皇帝表白的那樣：外臣當竭其所知以告。“外臣”兩字，表露了他的真實意思——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長莫及。中國的事情，即便維新黨想借力發力，本身也要有“內亂”的實力方可成事。
歷史往往是由內外兩組勢力推寫的。當光緒皇帝召見完外國首相再召見本國將帥時，其實已經做好了“裏應外合”的準備，可惜本國將帥變節，使得外國力量的介入也十分有限。相反卻給發動政變的保守勢力以口實——“勾結倭寇，賣國圖謀”的屎盆於是就扣在了維新皇帝頭上。
之後的歷史更加令人驚詫。人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中國改良派轉身革命派，僅用三年。“日本元素”在戊戌變法中沉沒，在辛亥革命再生，中國留日生轉瞬間成為中國革命“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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