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身首異處，連皇后、皇子也血灑斷頭台的消息讓乾隆皇帝震驚不已，他沒能想起“船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警語，而是將人民脖子上的枷鎖勒的更緊。可怕的是，乾隆的繼任者沿着乾隆畫出的軌道繼續前行，最終輸在了國運角逐的賽場上。
乾隆自稱“十全老人”，但所謂的康乾盛世已進入絕唱的尾聲。
1789年7月14日，法國巴黎和風惠暢，萬里無雲。
國王路易十六取出鵝毛筆，懶洋洋地在日記本上簡單記下一行字：
14日，星期二，無事。
很顯然，這一天在路易十六看來十分平常，甚至有些平淡乏味。因為這一天連他平日非常喜歡的獵鹿遊戲都沒有進行，所以無事可記。但是，路易十六認為無事的這一天，卻成為改寫法國曆史的重要日子。
就在20公里外，巴士底獄槍聲如雨，火光沖天。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手持毛瑟槍，向這座監獄發動猛烈進攻。下午1點鐘，18個勇士爬上百餘尺高的牆頭，跳進巴士底獄的前庭，放下了吊橋，市民們吶喊着蜂擁而進，激烈的戰鬥血流成河。
當巴士底獄最終被攻佔時，人們發現裏面只關押着7個人，兩個精神病患者，5個普通犯人。而市民們卻為此激戰了一整天，犧牲了98個人。但人們飽含熱淚，振臂歡呼，激動不已，沒有任何人覺得代價過於慘重。因為在他們心中，這座象徵封建專制的堡壘，相當於1000座監獄。急風暴雨的法國大革命，就從這裏拉開了血雨腥風的鐵幕。
第二天早晨，從睡夢中驚醒的路易十六聽了彙報，驚訝地問：“這是一場叛亂嗎?”大臣明確地告訴他：“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路易十六做夢也沒料到，他調集重兵鎮守革命蠢蠢欲動的巴黎，人民還是公然在眼皮底下打響了反抗他的第一槍。儘管他並不甘心王權就此旁落，試圖聯合國內外力量瘋狂反撲，但汪洋恣肆的革命沖決一切的巨大勢能，幾乎超出了一切人的想象。人民的怒火越燒越旺，最後演變為燎原之勢。1792年8月10日，起義隊伍衝進了王宮，路易十六被當作囚犯押送進監獄，等候審訊。統治法國千年之久的君主政體，終於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徹底沖垮。
法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台
1793年1月21日清晨，陰鬱的天空飄着清冷的細雨。路易十六被反綁雙手走上斷頭台，心中感慨莫名。他一生喜愛機械設計，有一次發現斷頭台的鍘刀是直的，認為效率太低，便建議改為更加鋒利的三角形。萬萬沒想到，數十年後，經他親自改造後的斷頭台，直接用到了自己身上。
面對黑壓壓的人羣，國王向他的子民們發表最後的演説：
“我雖無辜而死，但我寬恕一切。我饒恕我的敵人，同時祈求我的鮮血將造福於法蘭西，並祈禱我的鮮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憤怒。”
台下的人羣吼聲四起，路易十六嚅動嘴還想説什麼，但羣情洶洶的喊叫聲淹沒了他的話。昨天還忠誠恭敬山呼萬歲的子民們，此刻卻迫不及待興奮等待看他們的國王人頭落地。行刑的鼓點急促響起，一道寒光閃過，路易十六身首異處。劊子手抓起國王血淋淋的頭顱，向四周的人們高舉示眾。
一陣奇異的短暫靜默，空氣如同凍結成透明的冰塊。突然，人羣猛地爆發出排山倒海的歡呼：“自由萬歲!”“平等萬歲!”“共和萬歲!”所有的帽子都拋向了空中，所有的怒火都像火山般可怕地爆發了。十分鐘後，人們發瘋擁向斷頭台，用手絹、領帶、帽子，一切隨身攜帶的東西塗抹着路易十六的鮮血，小心翼翼地將它作為寶貴的紀念品帶回家珍藏。
整個歐洲，甚至全世界，全都震驚得目瞪口呆：臣民，這次居然是臣民砍下了君主的頭顱!
而更令世人困惑不解的是，路易十六這樣一位如此仁弱寬厚而且富有改革精神的國王，為何被他的臣民們送上了斷頭台?
法國着名歷史學家米涅堅定地認為，路易十六不是什麼暴君，相反“心地正直、善良”，“他可能是唯一沒有權力野心的國君，唯一具有一切好國王所應有的畏上帝和愛百姓這兩個優點的國君”。在革命者的步步為營面前，路易十六步步退讓，而實際上如果他不惜流血，從一開始就堅決鎮壓革命的話，他甚至有可能在有生之年保住王位。因此直到法國慶祝大革命200週年的慶典上，法國總統密特朗還認為，雖然處死路易十六在新舊交替的那個時代無法避免，但他坦承“路易十六是個好人，把他處死是件悲劇”。
和明熹宗朱由校喜歡當木匠一樣，這位平易近人的國王終生也有一個奇特嗜好：酷愛制鎖。他制鎖水平的高妙絕倫絕非徒具虛名。他製作的每一把鎖，幾乎都堪稱極富創意的藝術品。為此，路易十六專門在凡爾賽宮設置了一間堪稱全法國最高級的五金作坊，四壁掛滿了各種工具，銼、錘、鉗、夾，應有盡有。為了提高制鎖技術，他還謙虛地拜手藝精湛的老銅匠克洛德·加曼為師，恭恭敬敬執弟子禮。加曼無須稟報，即可自由出入王室寢宮。
路易十六一生對自己的命運有許多個沒有想到。包括他沒有想到，自己最終正是命喪這位“恩師”之手。1792年11月，有人在杜伊勒裏宮的牆壁中，發現了一個精製的保險櫃。革命者們想盡千方百計，也無法打開保險櫃上堅固無比的鐵鎖，那是路易十六最後的傑作。突然有人想起他昔日的鎖藝師傅克洛德·加曼。國民公會趕快派人押來了加曼，果然三下五除二就打開了那把要命的鎖。
原來，裏面竟然藏匿着路易十六陰謀勾結國內外復辟勢力絞殺法國大革命的各種密函。國王的罪證大白於天下，整個巴黎憤怒了!1793年1月15日晚，羅伯斯庇爾在議會大廳講台上慷慨陳詞，要求國民公會“宣佈路易十六為法國的賣國賊、人類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義判處死刑”。記名投票表決結果，以387票對334票的多數，決定判處路易十六死刑。
高明的制鎖匠路易十六，終究沒能製造出一把打開人民心扉的鑰匙。這其中的謎團一直困擾着人們。
1856年，路易十六的頭被砍下整整64年後，一部轟動歐洲的書《舊制度與大革命》誕生了。作者托克維爾勇敢地捧出他的鑰匙，試圖解開這一謎團。
托克維爾自己就出身法國穿袍貴族世家。大革命時期，他的家族作為革命對象吃盡苦頭。托克維爾的外曾祖父馬爾澤爾布是思想開明的法官，當過十多年的書報審查總監。他曾私下保護狄德羅的《百科全書》免受查禁之禍，還冒險將書稿藏到自己家裏。而在法國大革命恐怖時期，議會審判路易十六時，他挺身而出為落難的國王擔任辯護律師。他慷慨留言：“我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最後他被送上了斷頭台。托克維爾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獄，判處死刑，如果不是隨之發生了熱月政變，可能早就人頭落地。
但托克維爾在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時，並沒有像一般的保守主義者那樣抨擊革命的血腥與暴力，而是難能可貴地對大革命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通過深入研究，他很快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下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來?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在後來成為大革命主要發源地的那些地方，恰恰是法國進步最明顯的地方;相反對大革命的反抗最激烈持久的地方，則是舊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以至於有人困惑地説，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路易十六不是一個貪婪、昏庸的國王，他尊重公共輿論，鼓勵發展經濟，屢屢出台改革政策。他真心關愛窮苦百姓，增加基金用於在農村創辦慈善工場，救濟貧民。路易十六不放心將賑濟貧民的部門交給大臣去管，有時自己親自負責。1776年，當御前會議判定，國王獵物在王室管理地區毀壞農田，應付農民賠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農民一方，親自撰寫賠款的各項理由。
正如歷史學家米涅所説，就路易十六的胸懷和品德來説，是最適合於他那個時代的。當人們對獨斷專制的政治體制不滿時，他就自願地放棄專制的做法;當人們對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感到憤恨時，他能夠品行端方，生活儉樸。人們要求作一些必要的改革時，他也能夠體察公眾的需要並給予滿足。在路易十六統治的後期，公共繁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儘管法國因為捲入北美戰爭而負債累累，但個人卻依舊能繼續發財致富，人民變得更加勤奮，更加富有事業心和創造性。
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進，到了“深水區”的時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來了革命的風暴。這完全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到來的革命。至於其中的原因，托克維爾意味深長地總結道：
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説，最危險的時候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
托克維爾當然沒有機會看到大革命後法國遷延一百餘年的社會政治持續動盪，直到1958年的戴高樂“第五共和”才算是大體穩定下來，法國人民為此吃盡了苦頭。但托克維爾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窺見到大革命過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力的藐視，都源自“舊制度”多年“教導”的結果。“舊制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只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已。”
法國的激進革命者希望推翻舊制度，建立一個理想的新制度，但事實上，舊制度下的很多規則、習俗和程序都沒有被革除。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毀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維爾看來，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經開始，革命不僅沒有打斷這一過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毀的方式最終完成了這一歷史過程——幾年過後，在1789年消失的、舊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慣例又出現了，就像一條河流悄然演變成暗河，流經之地沒多遠，暗流就又重新出現，然後用老水沖刷新鞋一樣。
這是一條奇怪的歷史曲線，學者朱學勤先生稱之為“托克維爾曲線”。
遺憾的是，儘管中法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此時的法國成為歐洲唯一一個同中國高層建立固定聯繫的國家，凡爾賽——北京軸心早已鞏固成形，但托克維爾這本如此經典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也沒能進入閉關鎖國的大清王朝的視野，在最關鍵的時刻給沉醉昏睡的統治者們及時提供經驗教訓。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訊，傳回相隔一萬六千里的遙遠中國，在一位重要人物的心靈深處掀起了起伏跌宕的驚天狂瀾，引來的完全是負面的影響和作用，甚至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過程。
他就是正統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對法國並不陌生，與路易十六也可謂神交已久。
中法兩國的高層交往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是同一時期的偉大君主，他們都憑藉雄才大略使自己的國家盛大極一時，當時的大清稱雄亞洲，法國則成為當之無愧的歐洲中心。為了打通中國這個強大而神秘的國度，路易十四派出了精心挑選的科學傳教團。
法國科學傳教團的到來，深得熱愛西學的康熙皇帝之喜愛。他在紫禁城親切接見來自法國的“國王數學家”洪若翰、張誠、白晉、劉應等五位耶穌會傳教士，為洋教師們在宮廷提供專門的房間，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視時，康熙也常常帶上教士，同住一頂帳篷，同吃一桌飯菜，解衣推食，不嫌瑣屑。
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又作白進，字明遠。1656年7月18日生於法國勒芒市。年輕時即入耶穌會學校就讀，接受了包括神學、語言學、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全面教育，尤其對數學和物理學興趣濃厚。於清康熙二十六年來到中國，是一位對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貢獻的人物。
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神父白晉等人作為親善特使到中國，原意是希望説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進而征服整個中國乃至於東方。誰曾想，白晉不僅沒有説服康熙皇帝成為上帝的“粉絲”，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絲，他對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遠遠超過了對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晉在自己的着作《康熙帝傳》中描述了中國的強盛富饒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響，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一下子五體投地，對這位東方的偉大君王產生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
法國科學傳教團的到來，使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國家開始有了相互交往，用路易十四的話來説就是：建立了凡爾賽——北京軸心。1765年(乾隆三十年)，路易十四的繼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國派出兩位特使。路易十五特使的到來，使得凡爾賽——北京軸心進一步鞏固。
白晉
一生對祖父康熙深為敬重的乾隆皇帝，延續了對法國的友好感情。他不僅與法國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視同法國的關係。清朝皇宮用來裝飾皇帝房間的機器、工具、珠寶或其他珍貴的東西，要麼是法國的軍械，要麼是出自某些法國工匠之手，就連乾隆皇帝閲兵時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國製造”。而乾隆時期大量燒造的琺琅彩瓷器，更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法之間來往的頻繁。
對法國產生濃厚興趣的乾隆皇帝，決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一個外交使團到法國去會見路易十六國王，這不但是對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訪，也是進一步加強兩國交往的舉措。
正當雙方都為這次重要的外交訪問緊鑼密鼓地作着準備之時，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震驚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爆發了!轉眼之間，曾經與愛新覺羅家族有着幾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國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路易十六不僅自己身首異處，連皇后、皇子也血灑斷頭台。巴黎街頭這種大逆不道的“謀反篡逆”行為，對乾隆來説，完全就是不可饒恕的犯上作亂“奸臣弒君”。路易十六身死國亡的悲劇下場，在乾隆皇帝內心所激起的恐怕絕不僅僅是兔死狐悲的哀傷，更多的是對於民眾反抗怒火的恐怖警惕。
當時大清朝已如落日餘暉，暗流湧動，所謂的康乾盛世已進入絕唱的尾聲。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川陝白蓮教焚香起兵，無業之民如飛蛾般鋪天蓋地地起義響應，勢遂大熾。而乾隆皇帝卻沒有從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劇教訓，而是從反面得到一個最大的啓迪：用更加強硬的鐵腕手段，加強對民眾的控制，把任何膽敢反抗的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
頑固自負的老皇帝此時儘管早已昏邁自閉，然而他依然如同一頭衰病殘疾卻頑固異常的老牛，拉着大清朝這架沉重的破車，步履艱難地邁向完全錯誤的另一個方向。也許，他認為路易十六對“暴民”們的優柔寡斷正是自取其禍的根由，乾隆的殺手鐧則是以血還血，以暴制暴，尤其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對白蓮教的大搜捕最為突出。千千萬萬的酷吏貪官趁此機會，高喊捉拿白蓮教，對老百姓實行有計劃的敲詐勒索。稍微有點家底的家族，在冤獄之下幾乎全部破產。人民要麼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冤死九泉，要麼只能奮起抗暴，殊死一搏。正是由於對白蓮教的大搜捕，導致官逼民反，天地會、苗民烽煙四起，令清政府疲於奔命。也正是同白蓮教的戰事，開啓了清朝衰落的進程。
十八世紀是人類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在國運角逐的接力賽場上，整個歐洲開始一路飛奔，遠遠地把封閉的中國甩在後面。環顧乾隆生活的那個時代，更是一個羣星璀璨、偉人輩出的時代，羅伯斯庇爾、富蘭克林、傑弗遜、華盛頓的出現都令整個世界為之一振，從西歐到北美掀起社會變革的狂飆。孟德斯鳩創立三權分立説，盧梭創立“天賦人權學説”，美國脱離英國獨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沒有帝王而由自由人民選舉元首的國家，改天換地的政治變革引發的是史無前例的時代春潮……
面對斷頭台上路易十六的悲劇，乾隆皇帝本應有機會認真反思一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古訓，增大僵滯固化的大清朝社會變革的空間和動力。然而，事實剛好相反，誠如學者柏楊所説，正當歐洲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中國起自十四世紀的兇潮毒霧並沒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開疆拓土的萬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過，大黑暗的霧潮又將在台風眼四周滾動澎湃，反撲而至。整個中國社會，都被醬死在即將邁步前行的剎那。
大黑暗重臨的按電鈕人物，就是乾隆皇帝。他不但對歐洲先進的政治思想充耳不聞，相反卻瘋狂地發起扼殺思想的文字獄。他的帝國版圖越來越大，人民的思想境界卻越來越小，甚至變得可笑可憐。在國際風潮雷動、國運江河日下之際，滿朝士大夫階層還是鄙夷、仇夷。這些人對外來文化從來不屑一顧。他們孤陋寡聞，夜郎自大，擅長舞文弄墨，高談闊論，對西方的“奇技淫巧”往往嗤之以鼻。從皇帝大臣到街頭小販堅定地認為，以牛奶為飲食的紅毛巨鼻的西洋人，肯定有犬羊的本質。這樣低劣的民族，值得我物華天寶的“天朝大國”去學習嗎?
乾隆皇帝留下的，是一份帶毒的政治遺產。大清朝沿着這條勢能巨大的政治軌道，不可逆轉地滑向窮途末路。更令人驚歎的是，真所謂“天道好還”，到了晚清末年，慈禧太后重蹈覆轍，走過一條極其類似路易十六的改革之路，重畫了一條“托克維爾曲線”。遲到的改革，居然再一次演變成為可怕的送葬。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裏那些富有先見之明的預言，成為大清王朝的一幅臨終速寫。中法兩個國家斬不斷理還亂的命運，出現驚人一致的重合過程。
1900年8月15日，北京的德勝門，大清皇家軍隊凱旋入城的勝利之門，一身農婦打扮的慈禧太后帶領一幫蓬頭垢面的王公貴族，丟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們身後是火光沖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臨天下的紫禁城，此時已淪為八國聯軍燒殺搶掠的人間地獄，遠遠傳來的隆隆炮聲依然令人心驚肉跳，膽寒不已。
雨天的官道泥濘不堪，慈禧一行飢寒交迫，狼狽不堪。慈禧後來向臣下描述旅途辛苦説：
連日奔走，又不得飲食，既冷且餓。途中口渴，命太監取水，有井矣而無汲器，或井內存有人頭，不得已，採秫粃稈與皇帝共嚼。略得漿汁，即以解渴。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凳，相與貼背共坐，仰望達旦，曉間寒氣凜冽，森森如毛髮，殊不可耐。
這樣的慘痛的經歷，終於促使頑固不化的慈禧開始有了一些覺悟反省。西逃途中，她曾説：“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思，更向何處訴説呢?”她指示光緒發表了一道“倡議直言”的詔書，其中竟然説道：“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1898年9月21日，慈禧親自指揮鎮壓戊戌變法，殺氣騰騰地質問光緒皇帝：“變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聵至此?”前後對照，如果不是白紙黑字，誰能想到先前拼死維護“祖宗大法”的慈禧，現在居然沉痛地道出“誤中在一私字”這樣類似自我檢討的話來?
古人説，朝聞道，夕死可矣。從中可以看出慈禧歷經巨痛，其卧薪嚐膽、變法自強之緊迫決心。
為了應對庚子政局的困境，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佈了一道上諭，表示清政府應順應形勢，“極意維新”。慈禧太后被迫推動了晚清的體制改革，“清末新政”由此正式拉開了帷幕。從1902年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時到1908年11月她去世為止，她下令進行許多項意義深遠的改革，在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政內容涉及編練新軍、籌餉，廢科舉、興學堂，改革官制、整頓吏治，振興商力、獎勵實業等方面。一場晚清政府自上而下為自救而發動的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怪悖論出現了——
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的人，卻出現了一個不同於傳統士類的知識分子羣體，大多奔向立憲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擴編新軍，原本是要以此彈壓各種可能出現的變亂，卻又給革命黨人在各省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機會，新軍極大多數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獎勵實業，原想借此以擺脱嚴重的財政危機，卻導致了資產階級利益、知識分子利益與專制制度的衝突越來越大。所有這一切，都迅速滑向了清政府意願的反面。
晚清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對抗革命，但新政的主要功能卻是引來了革命。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湯化龍、黎元洪等人的集體轉身。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義爆發後，曾是立憲派的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立即通電各省，表達了支持革命的態度，認為新政已是“維新絕望，大陸將沉”。他還與黎元洪一起致電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表達了他們對於革命派的理解，“清廷違拂民意，靳憲不予，人民憤激，不得已起而革命”。
湯化龍、黎元洪等人是一批從晚清官員隊伍中轉變政治立場的代表，他們屬於當時社會上和知識界的領軍人物。他們主張通過漸進的社會改革，在開明專制條件下逐步建立起憲政體制，屬於“進步的保守分子”。那究竟是什麼力量，讓一大批被點燃改革熱情的有識之士感到失望與不滿，推動了立憲派向革命派的迅速轉變呢?
其實，關於這場改革南轅北轍的惡果，晚清一位具有先見之明的“神人”，早有準確的預測。
他就是久歷宦海、洞若觀火的張人駿。
張人駿長期官居要職，曾先後出任廣東巡撫、山西巡撫、河南巡撫和兩廣總督等職，對晚清政府的病灶可謂心知肚明。從一開始，他就對晚清新政這味“藥方”多持否定，後來的歷史證明，張人駿的許多洞見神乎其神，完全成為巫術式的咒語般應驗了。比如，他認為推行新政會增加財政開支，勢必加重對百姓的盤剝，“然民力竭矣，再加蒐括，恐成土崩之禍”，不可收拾。
他認為有些新政措施，如編練新軍、成立商會和選派留學等，未必對清皇朝有利，稱“近日諸如練兵之派，王公鐵良之查考，商部之慾派各省商局議員，此等舉動，似又欲踵庚子已前之轍，殊不可解”。
他反對派員留學，認為將敗壞人心，助長革命，聲稱：“所謂學成而返，好者不過目的、影響數百新名詞，全無實際，否則革命、排滿、自由而已。”
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電告張人駿，通報革命黨人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消息後，他大驚失色，隨即在家書中悽惶地説：“安徽一案，連得端午橋(指端方——引者)來電，大致已悉。日日言維新，日日言遊學，所獲效驗如此。”
張人駿咒符般的預言，絕非空穴來風，而是他作為體制中人的切膚之感。他不贊同新政，是他對各級官吏的昏庸貪婪所知太多。清末新政的範圍很廣，這些舉措無不需款。於是各級官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大肆敲榨百姓，中飽私囊，民眾苦不堪言。德國在華傳教士衞理賢曾描述：“滿洲貴族利用當時的混亂為自己謀利益，改革措施爭相出台，可是錢花了一大把，卻不見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這種狀況又在全國內造成普遍的不滿，為了對付一個接一個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員不得不在當地蒐羅錢財。”
在朝廷，主持朝政的奕劻就是一個以貪贓枉法而着稱的國之重臣。1903年，榮祿病死後，奕劻進入軍機處任領班軍機大臣，旋即又管理財政處，主持練兵處事務，集內外大權於一身。奕劻為人貪鄙，與其子載振、大臣那桐賣官鬻爵，被時人譏為“慶那公司”，可謂是無錢不要，無賄不收，官場腐敗愈演愈烈。那桐曾負責監修某項工程，與他共事的同僚對公然收受賄賂尚有顧忌，那桐竟反加嘲諷，聲稱：“你是個大姑娘，貞節要緊，我則早非完璧，不在乎此矣!”
上樑不正下樑歪。晚清新政中，官吏們忙碌的往往不是千頭萬緒的改革事宜，而是買賣官職的生意，“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坦然無可忌憚;在下者輦金載寶，鑽營奔競，恬然絕無羞恥”。據記載，當時的官場乃是“上以賄求之下，下以賄獻之上”。清末新政中的腐敗，已呈現出結構性腐敗和整體性腐敗的特徵。清王朝的崩潰，就像一棟衰朽的大廈，即使沒有外力，也會自己崩塌。難怪在武昌起義後，清廷行將崩潰時，隆裕太后面對眾王公大臣哀嘆：
“予三年中深居宮中，不預外事，一般親貴，無一事不賣，無一缺不賣，賣來賣去，以致賣卻祖宗江山。”言至此，失聲大哭。
從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勢行急速，猶如天崩地裂，江河傾瀉，迸發出的新勢能推動中國無可抵擋地向前，盪滌着一切舊有秩序的存在，雖至聖巨人恐怕也無能扭轉，只好隨斯前行。慈禧主導下的晚清新政，與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積聚太多的“負能量”，最後終於導致一場總爆發何其相似!這股強大勢能積蓄和爆發的機理到底何在?
有學者説，辛亥首義只是由偶爾因素促成的，晚清新政正是讓辛亥革命給搞糟了，攪黃了，否則中國不會陷入軍閥混戰，而會在晚清政府的主導下改良出一個“新中國”來。
學者朱英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完全是倒果為因。辛亥革命雖然是一次以暴力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運動，但其使用暴力的範圍及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佈退位，僅僅在武漢、上海等少數地區發生了革命軍與清軍之間的戰鬥，而其他許多省區宣告獨立，脱離清朝統治，並非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只是地方勢力離棄清廷歸附革命。這一情況表明，當時的清王朝已喪失人心，遭到歷史的唾棄。換言之，清王朝在內憂外患的窘困中希望通過推行新政挽回人心，結果卻不僅未能達到這一目的，反而人心更趨喪失，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改革應是“告別革命”的基本途徑，新政的實施並不必然導致辛亥革命。《紅樓夢》中曾有副對聯雲：“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這才是晚清新政失敗的最準確原因。黃遵憲曾經對梁啓超説：如果不早點改革，到時恐怕已經太晚。這一點不幸而被言中。
縱觀晚清70多年曆史，清王朝有很多改革自強的機會，但每當清王朝受到內外衝擊時，儘管統治集團內部也會有一定震動，但只要還能控制局面時，最高統治集團總是不願主動變革，總是缺少改革的自覺，即使有一定程度和範圍的改革，也很快會被整個統治集團的專制政治惰性所淹沒，改革自強的許多有利時機就這樣被錯失了，無論是洋務運動的“只補新而不除舊”，還是維新變法的救亡圖存，莫不如此。甚至連孫中山也並非一開始就想幹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設法上書清政府，想走改良道路，只是在改良被拒、改革無門之後，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之路。
俗話説：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19世紀末以來，失去多次改革機遇之後的清政府矛盾重重，積重難返，怨聲載道，信譽全無。清王朝政治權威嚴重失落，已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時機，也失去了駕馭改革方向和步驟的能力。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發佈詔書，宣佈“仿行憲政”，將政治體制改革置於核心地位。這一劑猛藥，不但打亂了清末新政改革計劃，而且還誘發和激化了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清末新政不僅難以推進，相反卻激化了原有的矛盾，進而引起社會的極大動盪與混亂，最終直接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發。
慈禧太后與路易十六導演的改革悲劇，完全如出一轍。古今中外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礙，不在民智未開，而是官智未開。法國在資產階級革命來臨之前，政府也開始進行改革，但改革同樣加速了自己統治的滅亡。改革培養了新興的社會力量，使原有統治基礎逐步解體。而一旦新興社會力量並未成為自己新的統治基礎，相反成為自己的對立面，政府就會陷入孤立，其統治地位也隨之發生動搖。而恰在此時，舊制度的殘餘和舊勢力的特權，較之往日更加百倍地引起人們憎恨，必欲徹底革除。政府如果不能滿足這一願望，或是等待觀望，或者中途徘徊，或者百般推脱，必然會被日益失去耐性的人民無情拋棄。清末新政的歷史結局，對路易十六如何招來法國大革命的過程，作了最充分的論證，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教訓。